中等强国——一带一路的“关键少数”
文 | 丁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导读：
中国的富余产能能否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吃得下、消化好”仍是一个问题，而中等强国同中国实力的梯级差也没有那么陡峭，承接中国的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相对容易。
● 中等强国的战略意义
●发挥支点作用
●成为“一带一路”的枢纽和先锋队
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个群体当中的重要一员，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数量及其庞大的群体，我国推进发展中国家外交显然不适宜运用“大水漫灌式”的平均用力。在发展中国家里，中等强国一般具有政治领导力、经济辐射力和文化引领力，中国以中等强国为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点对象，能使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外交无需支付巨额的选择成本和未知风险，增强中国外交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外交力量的集约运用。
中等强国的战略意义
二战后初期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在战争中崛起的加拿大根据本国的实力特点，融汇自己对中等强国研究的独特理解和灵活运用，创造性地提出新型中等强国理念，开始推动中等强国概念朝着具有理论建国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方向发展。随后，中等强国理论逐步扩展到国际社会，被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瑞典、墨西哥等，实力稍逊于大国、却持有强国意识的中等国家所接受，并最终演绎为这类实力相对稍弱的国家群体，试图获取更大国际和地区影响力而从事对外行为实践的有效路径。现今，中等强国意指这类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处于世界阶梯体系的中间阶级，具备对资源运用和事态进程相当强度的驾驭把控能力，是仅次于大国最具力量和影响的二等强权国家。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看，中等强国主要包括印度尼西亚、韩国、哈萨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波兰、阿根廷、墨西哥、南非、尼日利亚等。
不过，虽然现代中等强国概念是在冷战伊始便破晓而出，但客观来讲，冷战期间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机制创建、演变的逻辑进程中更多是扮演陪衬和点缀角色，第一次集体性进入全球治理场地中央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依托G20跃居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的黄金机遇，才真正站在全球治理舞台的最前沿和制高点。在全球治理核心平台的G20机制中，中等强国一定意义上与七国集团和金砖组织“齐头并进、三星同耀”的格局几近成形。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以中等强国为主力联合组建的“团结谋共识”运动，成为决定和影响联合国改革进程的不可忽视力量。
随着中等强国领导力和作用力的持续增强，多个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显著提升中等强国在其外交资源分配比例中的份额权重，都在努力取悦中等强国来增加自身影响全球秩序重组和国际治理机制筹建的砝码。而对中国来说中等强国的战略意义表现在，政治上，中等强国都同中国建立起各类“伙伴关系”，并且几乎都是处在中国“伙伴关系”较高档次的“全面战略”层级；经济上，中国是绝大多数中等强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等强国也基本都是中国在相应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安全上，沙特和伊朗是世界名列前茅的能源出口领军大国，而能源需求的上升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加强与上述两国的关系对确保中国能源供应安全具有重要价值。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伊朗、埃及等中等强国对中国政治安全压力较小，并且当西方某些大国打着“促进民主自由”、“推广普世价值”的旗号，在国际舞台上压制围堵中国之时，还能得到相当一部分中等强国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面对中等强国在世界体系中制度话事权和结构性权力不断提升的现实，中国也需要全面审视、整体谋划、重新定位同发展中国家里中等强国的关系。
发挥支点作用
中等强国是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分区布局的重要支点。根据当前因发展不平衡导致发展中国家分化的客观情况，结合中国外交布局设置的特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可以分为四个地域功能区块：周边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东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遍及亚、非、拉三大洲，加上发展中团结协作、联合自强的意愿日益高涨，推动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地区多边组织和区域集团大幅增多，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只能采取模块化操作、片区化把握的方针策略，既整体布局、抓纲带目，又聚焦重点、突出局部，从大局上谋划、在关键处落子，达到对该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外交的精心组织和稳步推进。
例如，从周边地区层面看，韩国的态度成为决定美韩、美日两对双边同盟，能否升格到美、日、韩一组三边同盟的关键因素。而在围绕南海岛礁主权归属引发中国与东盟部分邻国关系紧张的问题上，作为东盟“领头羊”的印度尼西亚对于中国按照“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难题，具有特别突出的战略意义和地缘价值。因此，以韩国和印尼为破解区域安全威胁的抓手，能在相对程度上改善整个东北亚和东南亚次区域的安全态势，起到这种“一子盘活多局棋”的效果。
另外，目前中国已经与不同地区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以“中国+N”一对多合作模式为特征的对话机制。考虑到身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区域性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等强国时常在区域合作中扮演“发动机”和“领头雁”的角色。因此，中国以中等强国作为“1+N”多边合作中的杠杆“支点”，能够有效把同中等强国合作过程总结提炼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复制推广到亚太、中东、拉美等其他区域层面上来，形成“以点带面、由点及片”的辐射带动功能和乘积倍数效应。例如，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联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核心国家，中国与沙特在基础设施建设、油气向低碳能源转换上的投资与合作模式，可以应用到与其同属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之中，有助于将沙特营造成为促进海湾地区乃至整个西亚，与中国关系的“风向标”和“指南针”。
成为“一带一路”的枢纽和先锋队
中等强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试验田和中转站。由于“一带一路”建设关涉国家数量众多，且成分各异、情况复杂，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对外关系和国内治理问题。而且，中国之前也没有实施推行过如此规模的对外战略工程，如果一来便大面积铺开，对中国外交全局和国家整体发展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不妨先从“带、路”沿线国家中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为区域性中心和节点或打造成样板推广品牌铺展开来。按照这个思路，由在各自所在地区具有一定区域优势的中等强国承担此项功能极为合适。因此，可以将中等强国作为“一带一路”中的先行试验田来办，通过先从中等强国着眼入手，把有益地方向更大范围推广，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注意规避和改进，实现从攻破一点入手到打开一片市场为止的目标。从产能合作的角度讲，中国相对充足和过剩的富余产能，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吃得下、消化好”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前文对比不难看出，中等强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就不是那样突出，他们同中国实力的梯级差没有那么陡峭，承接中国的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相对容易。因为中等强国人口容量和市场消费能力对“一带一路”的内生需求较大，中国相对先进、价格适中、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特别适合中等强国“胃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