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靠经济的力量不足以长期、稳定的维持一个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带，今天应该回到中国，通过文化的自觉，重新思考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再平衡：中国的世界格局之演变
回顾一下中国的世界格局演变之历史，从中理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背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会有益于理解这样一个问题：今天中国要重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需要做一些什么。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与政治共同体是诞生于黄河中游，黄河中游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这里适合于人类居住，但与大草原相毗连。所以，中国从诞生开始，就与西方、北方的游牧民族展开持续而艰苦的争夺。而且总体可以说，华夏文明自始就基本上处于被动应对的姿态。不过，中国的文明程度较高，因而，恰恰也是在这样被动的应对过程中，中国文明反而向外辐射，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样的历史过程非常有趣。丝绸之路并不是中国人主动征服西方而开通的，而是在应付匈奴骚扰的过程中，为了防御，不得不向西方拓展而形成的。
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打通，具有非常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实现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让欧亚大陆成为世界的中心。在这样的格局中，应该说中国、中亚、西亚、欧洲各在此路的不同节点上，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整个世界基本上呈现为“多中心秩序”。这是第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的世界格局。
第二个历史阶段从唐代开始，在宋代以后基本定型。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文明的重心发生了一次根本的转移：从北方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地区。由此，中国政治与文明共同体的性质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从一个大体上内陆型的国家，转变成了陆、海复合型的国家，海洋对于中国而言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用下面的词来描述这个时代的中国：中国的死机在北方，来自大草原；而中国的生机在东南，在海洋上。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转变，中国人才打开了海上丝绸之路，海洋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宋以后中国的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量就是海洋贸易，从明朝、清朝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尤其是人口增长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海洋对于中国文明的重大作用。
不过，可能也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结构，导致中国陷入到一个力量分散的陷阱中，中国因此而两度被北方民族征服，蒙元和满清，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还没有适应对陆、海复合的生存环境，还不清楚如何在如此复杂的结构中，凝聚国家的力量。
中国的世界格局第三个阶段应该就是过去的四、五百年，这是西方兴起的时期，西方带来了一个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在这个时代，中国可谓悲喜交加。喜的是，中国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北方、西方的威胁，而这个威胁伴随了中国四千多年，满清从被动入住中原，一方面全盘接受儒家，从而完成中国化；另一方面，又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基本上解决了北方、西方的边疆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今天，我们就继承了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边疆秩序。
不过，在这个时代，海洋中心的世界秩序兴起。在这个秩序兴起之初，中国曾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逻辑，主动卷入，且受益匪浅。但这个海上贸易路线的西方一端，已经不在阿拉伯世界，而在大西洋，它的力量更为强大。而中国毕竟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因为北方、西方草原完全纳入中国，这个特点更明显了。因此，中国不可能完全以海洋国家的身份，彻底卷入这个秩序中，而这秩序的力量就在海洋。结果，在这个西方所主导的海洋中心的世界秩序中，中国被边缘化。
中国曾经被打败，于是，中国开始了痛苦的转型。这就是过去100多年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向海洋开放。中国的视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应该说，百年过去，中国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中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中努力学习，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之后，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工厂。在“丝绸之路”时代，在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时代，中国都是世界工厂，所以中国才有资格作为构建丝绸之路的构建者。这一次也一样，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我们有能力重新提出两个丝绸之路重建的问题。这是中国力量觉醒的标志。经过100年学习之后，我们慢慢的意识到了，自己不仅仅是学生，中国也可以成为世界上一个更为主动的主体性力量。
不过，这一次，中国同时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两者之中，我认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意义更为重大，它牵涉世界格局的一次微妙而意义重大的调整。如果陆上“丝绸之路”能够有效地构建出来，中国的世界格局将会发生一次非常重大的变化：中国将从一个被动的海洋性的共同体，再度的回到陆海复合型的复合体。
美国正在东亚“再平衡”，中国似乎也在经历一次再平衡。此前一百年多年，中国被迫进入海洋中心的世界秩序，但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很难得到公平对待，因为，中国本来就不是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那样的海洋国家。中国是海陆复合型国家，中国有庞大的腹地，单纯面向海洋，必将撕裂中国。因此，当中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获得自生能力之后，就不能按照自己内在生命的机理，重新关注自己的内陆。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纲领、积极参与上合组织建设，就是由中国这个共同体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当然不会抽离海洋，毕竟，近一千年来，这是中国的生机所在。但中国将会更为平衡地站在海洋、陆地之间。
而中国的这一姿态调整，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海洋世界兴起之后，欧亚大陆衰落了，甚至变成了这个世界的问题。比如，曾经的文明中心，阿拉伯世界、中亚，都成为问题。甚至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德国，都成为问题国家。中国的再平衡，同时面向海洋和大陆，则可能让欧亚大陆可能再度成为世界的中心，最起码，可以平衡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可以让资源和权力在整个世界更为均衡地分配，欧亚大陆恢复秩序，重建文明，让整个世界更为公平和安宁。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重建
由此提出一个问题，这样的战略能不能有效的实施？“一带一路”能不能被有效的构建出来？中国能不能以一个比较健全的方式完成这么伟大的事业？
此时应再回顾一下，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在什么样的时代，借助什么样的力量被构建出来的。陆上“丝绸之路”是汉代建立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稳定建立是在宋代，而汉、这两个时代是中国文化的两个巅峰。这两个事实之间是有紧密关系的，直白地说，就是因果关系。没有文化的繁荣，就不可能有“丝绸之路”的建立。因为，“丝绸之路”绝不仅仅是货物贸易之路，更是文明交流之路。中国站在一段，有能力向外输出文明，这些文明对外人有强大吸引力。文明的本源就是文化，有文化，才有能力建立丝绸之路。
同时，这两次丝绸之路的建立和维护，都非常充分的体现了“中国价值”，“中国价值”内涵很多，具体而言，丝绸之路的建立、尤其是维护中，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构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的精英，也即儒家士大夫，自觉而明确的运用中国价值。简单地说，中国人在建立和维护两个“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都能采取一种比较文明的态度，“和而不同”，这是中国人处理与异邦关系的基本原则。因为中国不是一神教国家，所以，中国人重视的是和，而不追求同。这样，中国人就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并不要求其他人在价值观与自己完全相同。这样，中国人容易被他国接受，中国人的活动也就能够具有道德的正当性。这或许也是“丝绸之路”能够长期的维持，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能够维持的根本性的原因。
今天要重建这两条丝绸之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我们有文化吗？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文化？
当然，今日中国，有足够巨大的经济力量。但是，仅靠经济的力量，靠物质的力量，不足以长期稳定地维持一个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带，或者说，不足以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维持一种秩序。
因此我认为，重建两个“丝绸之路”基础性的工作是重建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文化，世界工厂就获得了丰厚的文化支撑。没有文化支撑，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动摇。
还有一点，通过重建这样的文化，通过这样一次文化的自觉，形成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过去100年中，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基本上都是学习西方人，而西方现代以来的国际秩序观，就是强权政治逻辑，现代世界体系就是按照强权政治的逻辑建立，而这不是中国式的。我们今天应该回到中国，基于文化的自觉重新思考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我欣慰的是，习近平主席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方向，基于这一点，我对于重建“丝路”，还是保持谨慎的乐观。但这个乐观的前提是，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有没有足够的文化自觉，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体认中国价值，并以重塑我们的国际秩序观。
为此，我们必须研究认真地对待中国经典，认真地对待中国历史。有人说，今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绝不是回到古代，而必须要创造。确实，我们今天不能回到古代，我们也必须创造性地回应我们时代的问题。但是，既然我们重提“丝绸之路”，那就说明，“丝绸之路”是一项伟大的创造，其中蕴含着高明的原则，我们就应当以谦卑的心态，认真地研究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开通、如何维护“丝绸之路”的。事实上，关于“丝绸之路”，我们听到了太多扭曲的说法。如果我们根本不明白我们祖先的智慧，我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创造。唯有当我们理解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开通“丝绸之路”的智慧，理解了一千多年前中国开通和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的智慧，我们才有可能重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稠之路”。
“一带一路”有可能带来世界秩序的再平衡，而这需要新理念。这样的新理念，蕴含在中国历史中。认真对待我们的历史，重建我们的文化，我们才有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知识和秩序的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