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中央文件多次强调，十八大报告又做了重申，这既是高度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今后一定时期的工作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开发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都与“三农”有着多方面密切的关系。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四化同步”之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进程中，解决好农产品供给、农民收入、新农村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等问题，事关国家大局，既是现实需要，也是长远大计。新时期既要总结经验,树立信心，也要增强忧患意识，分析矛盾，解决问题，促进“三农”发展，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增添正能量。
近年“三农”发展成就经验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三农”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应对多种困难和挑战，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农村民生明显改善，办了许多深得民心的大事好事，“三农”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期”。
一是粮食生产“九连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累计增产3177亿斤，到2012年已经连续9年增产，连续6年产量超过1万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1791亿斤，增产3.2%，亩产353公斤，提高2.6%，总产单产双双刷新历史纪录，其中单产提高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80%。与此同时，棉油糖、果菜茶等农产品连年丰收，肉蛋奶、水产品稳定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跨上新台阶。
二是农民收入增长“九连快”，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缩小。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达到8.6%，增长之快历史少见。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实际增长约10.7%，连续第三年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快于东部地区，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业技术装备水平较快提高。中央不断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2012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总量达到12287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03年的13.7%提高到19.2%。2003年以来，我国累计增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1亿亩，到2012年农田灌溉面积与耕地总面积之比已超过51%。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54.5%和57%，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显著加强。
四是农村民生显著改善，生态建设迈出新步伐。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快。2003年以来，全国累计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90万公里，解决3.9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新增农村沼气用户3180万户。启动实施第二轮农村电网改造，农村用电条件大为改善；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实施国有林区、垦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和游牧民定居工程，使1020万户直接受益。生态建设力度加大，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草原保护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深入实施，生态状况整体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2003年以来全国累计造林面积超过8亿亩，目前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20.36%，提高了2.15个百分点。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基本完成，全国确权集体林地面积27亿亩，占集体林地总面积的97.7%，有8949万农户拿到了林权证。
在农村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农村社会呈现安定祥和的新局面。
10年来农业农村发展成就辉煌、作用很大，正如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的，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为建成惠及13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和促进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农业发展面临新矛盾和新问题
过去10年成就来之不易，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业发展正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保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压力增大。尽管我国农业连年丰收，但由于刚性需求增长快，使农产品供给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农产品供求处于“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状况。大豆、食用植物油进口持续攀升，进口依存度已分别高达80%和60%。棉花、食糖等农产品进口量也在增长，2011年进口依存度分别达到35%、20%。稻米、小麦和玉米这3大谷物，虽然进口的绝对量不大，进口增长的势头也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每年进口的农产品，相当于利用了国外7亿亩左右的耕地播种面积。从发展趋势看，今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的任务更加艰巨。
二是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促进农业持续增产的难度明显加大。目前，我国支撑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各种条件已经绷得很紧，进一步提高单产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一方面，受水土资源匹配条件制约，继续大幅增加有效灌溉面积的潜力有限。另一方面，我国的新品种、新技术储备不足。此外，耕地减少、生态脆弱、环境污染加剧的矛盾日益突出。2011年我国化肥施用量（折纯）已达5700万吨，每公顷化肥施用量480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1倍。土壤污染、有机质下降、水土流失等问题普遍存在，全国已有1.5亿亩耕地被污染。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强化，给农业稳定发展带来新挑战。
三是农业进入高成本阶段，比较效益仍然偏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近年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人工费用、土地流转费用、机械作业成本等均呈上升态势，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速度明显加快。尽管近几年我国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绝对收益总体上有所提高，但农业比较效益依然偏低。2011年我国种植三种粮食的亩均现金收益只有642元，其中小麦、玉米、水稻的亩均现金收益分别为460元、686元和781元。据测算，种植一亩粮食的平均收入仅相当于一个农民外出务工8天左右的工资收入。目前，我国农民务农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外出务工，这种情况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紧缺，“谁来种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上还处于过剩状态，但由于长时间、大规模的持续转移，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我国4.7亿农村户籍劳动力中，2012年外出务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达2.62亿。农村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农民老龄化现象十分普遍，农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素质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难以适应以科技化、机械化、信息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五是农业进入高风险阶段，稳定生产和价格的难度加大。首先，随着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多，动植物病害呈加重发展态势，农业自然风险在增加。其次，影响农产品价格的因素更加错综复杂，市场风险增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融合度加深，国际上生物质能源发展、投机资金炒作等，使农产品的能源属性和金融属性凸显，导致国际市场粮价大起大落，对国内粮价波动的影响加剧，保持国内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市场稳定的调控难度增大。第三，由于环境污染和农业投入品不当使用等原因，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不容轻视。这些问题相互叠加，使农业进入高风险阶段，其中很多不利因素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消除。
此外，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而分散，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凸显；还有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突出等问题，制约“三农”发展。
面对以上新形势和新挑战，要有新的应对措施，才能促进三农的新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提高生产要素水平
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生产要素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是保障农产品供给的重要基础。
一是提高农技推广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近年来先进科学技术在三农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农业、林业科技贡献率逐年提高，已分别达到54.5%和43%。提高科技含量需要多渠道增加投入，共同努力。2012年国家大幅度加大了对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条件建设的支持力度，相关投资项目已覆盖全部乡镇，但从实施情况看，一些地方还存在科技资源整合不够、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低、项目建设进度滞后等问题，地区之间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改善状况也很不平衡。各级有关部门要在加大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时，调动社会各方面涉农科技力量的积极性，相互协调，增大合力，尽快提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水平，促进形成科技兴农的新局面。
二是提高良种水平。百业农为先，农业种为先。良种繁育是非常重要的农业技术。目前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但有些作物的育种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蔬菜，对“洋种子”的依赖程度高，广西右江河谷的菜农反映，一亩西红柿的“洋种子”需要700多元；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市反映，外企一年赚走数亿元蔬菜种子钱。养殖业良种方面，我国也滞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我们适当引进新品种有利于提高农产品产量质量和促进我国种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从我国农业大国地位和国家种业安全等因素考虑，国内种业要加快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加快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提高农田建设水平。近年来，中央多个部门和各地对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很高，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改造的投资每年数以千亿元计，对“九连增”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部门在规划编制、标准制定、项目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但是，目前存在标准不规范、多渠道资金不协调、规划和项目衔接不够、建后管护薄弱等问题。要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加大力度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涉及多层次、多行业、多部门，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协调、积极配合。当前要抓紧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同时有关部门和地方还要编制相关的配套规划和实施方案，并根据国家通用标准制定行业和地方的具体技术标准。
四是提高水利建设水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历史经验表明，粮食减产多的年份，旱灾是主要原因。今后要防旱排涝结合，以节水扩灌和提高保证率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我国的有效灌溉面积已超过9亿亩，近年来在农业用水总量基本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增加了大量灌溉面积，这主要得益于节水措施。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今后再发展灌溉面积和提高灌溉保证率，无论老灌区改造，还是新建水源工程或灌区，都要统筹兼顾节水与增效、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多元目标，因地制宜积极采用综合效益好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推进农田水利现代化。
五是提高机械化水平。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既属于先进生产力，又促进先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和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四化结合”的重要物质装备基础。我国农机总动力由2004年的6.4亿千瓦增长到2012年的10亿多千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7%。2004年以来中央逐年加大农机购机补贴资金的力度，9年累计达700多亿元。今年将进一步扩大农机购置补贴规模，同时推进农机以旧换新试点。今后国家和地方在出台有关政策和编审规划、布局项目等工作中，应该更多地考虑提高机械化水平。
六是提高信息化水平。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充分说明了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紧密关系。可以说，信息化既是农业现代化的助推器，也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农业和农村信息化虽然发展较快，但相对于工业和城市来说，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的应用，总体上说还比较滞后，今后要在增强信息化理念的同时，在制定政策、编审规划和安排项目等工作中，更多更好地将信息化技术运用于“三农”领域。同时，要加快推进农村气象信息服务和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体系与能力建设，提高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水平。
七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随着城镇化发展、食品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要做到既吃饱又吃好，吃出安全吃出健康，就必须对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两手抓。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落实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责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流通、销售，全过程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都需要政府加强对农民和企业的教育、引导、规范和监管，才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才能将数量、质量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八是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和质量。要保障农产品供给，必须统筹兼顾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多个方面。目前流通环节相对滞后带来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损失率高，我国粮食、水果、蔬菜的产后平均损失率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损失率。通过加强流通硬件和软件建设，降低损失率，一举多得。以果蔬为例，如果将腐损率由目前的20%-30%左右降低到15%以下（有关规划确定的2015年目标），可节约蔬菜播种面积2000多万亩，而且还能大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要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大力培育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发展农产品网上交易、连锁分销和农民网店，同时要加快健全覆盖农产品收集、加工、运输、销售各环节的冷链物流体系。今后在研究生产问题时，要进一步重视流通问题，在生产项目的规划设计等工作中，要加强生产内涵与流通外延的衔接工作。
在多措并举提高生产要素水平的同时，还要按照今年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稳步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特别是要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同时要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大力培育发展公益性和经营性多元服务主体，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体制机制。
统筹兼顾并解决好突出问题
做“三农”工作好比解多元高次方程，对农产品供给、农民收入、农村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应从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次，统筹考虑多方面的需要和可能，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是进一步重视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结合。当前我国农业进入了“双高双紧”阶段，即“高成本阶段、高风险阶段”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阶段、青壮年劳动力紧缺阶段”。今后要从“双高双紧”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采取有力措施，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的同时，加大政府支持保护力度，使务农种粮和保护生态环境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我国目前1.28亿贫困人口，90%分布在山区，林业生态产业有助于1亿多农民的脱贫。今后，要按照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多赢的原则，积极推进富民型生态保护和建设，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林产业。
二是进一步重视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结合。在我国耕地面积基本稳定、复种指数难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要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主要的一是靠提高单产，二是靠适当进口。综合考虑我国的资源禀赋、环境压力、消费需求增长、外汇储备等因素，保障农产品供给，既要总体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又要进一步实行“走出去”战略，积极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从近年来进口农产品和到国外开发农业的情况看，一方面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另一方面还有较大的潜力可以挖掘，要研究采取更加积极主动和灵活、多赢的对策措施。
三是进一步重视合理消费，保障供给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市场供应货源增加，农产品需求侧的问题开始显现，过度消费甚至浪费的问题已经凸显。据媒体报道，平均每年浪费掉的粮食高达1000亿斤左右，相当于约2亿人的口粮。有关数据显示，2005－2010年我国食用植物油表观消费量5年累计增长30.4%，人均消费量平均每年递增超过5%，我国人均每天植物油消费量已大大超出有关组织推荐的健康用油标准，尤其是城镇，人均用油量超过标准一倍多，这也是近年来出现高血脂、高血压、高体重等“富贵病”人群增加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加强节粮、节油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必要的政策引导，使人们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改善消费行为，适度消费，合理消费。这对于减轻资源环境压力、缓解农产品产需矛盾、提高人们健康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促进农民收入整体较快增长与低收入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相结合。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最重的任务在农村，最难的是低收入农民群体。不仅要重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且要重视缩小农民收入差距。从统计数字看，把全国农民分成5等份，2006-2011年，收入高的一亿多农民人均收入5年共增长8308元，收入低的一亿多农民人均收入5年共增长818元，后者不足前者的1/10。这说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马太效应”，即越富的农民增收越快，越穷农民增收越慢，越难。据实地调查，在离北京市200公里左右的河北省的一些地区，有些乡村的农民人均收入还不足1000元，不到国家贫困标准2300元的一半。到2020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总体目标，在具体工作中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低收入农民要加大“雪中送炭”的力度，适当“输血”与培育“造血”功能相结合，大幅度提高低收入农民的增收能力和收入水平，切实解决全面小康的“短板”问题。
五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重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我国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一定要因地制宜，按照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这是近年来安排投资比较多的一项工程，每年中央安排200多亿元，解决6000多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近10年来共计解决了 3.9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目前虽然集中供水的比例比较高，但大部分工程的集中程度还不够高，供水工程覆盖的范围还比较小，今后要按照城乡供水一体化的新格局，进一步扩大城乡同网、同质供水的范围，提高水量和水质的保证率。同时，对于近期内难以实行集中供水的一些边远山区农村，也要采取多种措施改善供水条件，使其达到安全饮水的基本标准。
六是民生工程要重视政府支持与农民参与的结合。近年来国家大幅度加大了对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农村民生工程项目的特点是面广，量大，单个项目投资额小，这样的项目简称“小而广”项目。对于“小而广”项目的前期工作、项目决策、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安徽、四川等省探索了与大中型项目不同的模式，这种模式可概括为“三政三民结合”，即政府支持、政府指导、政府监管与农民自选、农民自建、农民自管相结合，对于项目决策，政府不是“代民做主”而是“让民做主”、为民服务。这种模式与传统的模式相比，工程造价降低30%以上，而且农民可以从工程建设中获取一定的劳务费用，同时还有效防止了工程建设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今后要鼓励探索新的体制机制，使“小而广”民生项目的效益更好，农民群众更满意。
七是进一步重视“国计”与民生的结合。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防洪安全和水资源供给、改善生态环境等公益性强的“国计”工程，具有宏观效益，宏观效益的实现，只有建立在保护农民权益、尊重农民意愿、促进农民增收的民生基础上，才更加合理可行。比如粮食基地建设、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大型水利枢纽、林草植被保护等项目，在规划、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等前期工作中，既要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又要充分考虑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特别是农民增收的民生需要。水利工程要做好征地移民等工作，使水利工程移民生产生活水平有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对于生态工程，要统筹考虑改善生态环境、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等多种需求。
八是进一步重视权力制衡与工作协调的结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保证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编审规划、审核项目、安排计划等工作中，要按照十八大要求的这些原则，优化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首先要通过制衡机制防止绝对权力，防止公权力的“异化”。在制衡的同时要不断完善和落实提高效率的工作制度，防止工作中过度扯皮，影响效率。其次，在决策过程中要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有机统一起来。在有关工作中，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采取适当方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既要使群众满意，又要争取综合效益最大化。要使工程建设在多方面、多环节，充分沐浴科学民主的“阳光”，做到合理、合法、合情。第三，大中型项目要严格按照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竣工验收制等制度办事。对“小而广”项目要积极探索提高农民参与度的建管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