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达成“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倡议中美之间应建立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2012年5月，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中美应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努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得到美国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等政要的积极回应。奥巴马强调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美中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希拉里则宣称：中美关系“不是像敌友那种黑白分明的关系”，“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
中国学者注意到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新变化。1999年，李义虎指出：在后冷战时代，大国之间出现了“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形式。这种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伙伴化”预示着国际关系将进入和平、合作和发展的新阶段。 2011年，刘强指出：大国关系已由一种传统的利益趋同或利益相悖的简单或敌或友关系，逐渐演化成一种既存在共同利益又存在利益竞争的非敌非友的模糊复杂的博弈关系模式。秦亚青也认为：“冷战后大国关系出现了一种既非对抗、又非结盟的协调性伙伴关系的新动向”。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全面把握传统大国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探索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近代以来，大国关系经历了二战之前的以“对立与战争”为主的时期、冷战期间的以“对峙与竞争”为主的时期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以“竞争与合作”为主的时期。前两个阶段为革命性国际体系下大国关系，后一个时期为稳定性国际体系下“新型大国关系”。
近代初期，成为霸权国的重要标志在于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的强大。随着时代的发展，财富和力量的联系日趋紧密，“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
大国关系的性质和形态主要取决于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以及后者主导的国际体系是挑战和颠覆，还是跟进与合作。除了核武器以外的热兵器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是导致二战以前大国之间相互厮杀的重要因素；而能够使人类毁灭自身的核武器为多个大国共同拥有，有效降低了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二战结束之前，西方列强在争夺世界霸权、瓜分殖民地过程中，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超过了观念差异。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成为大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日趋式微。全球化的发展，大国间共同利益越多，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增强，在不断推进大国关系由敌对、对峙状态转变为竞争、合作状态。
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
中国2007年GDP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010年，GDP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历史证明，中国已通过和平方式，成为名符其实的崛起大国。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对其他大国关系存在重要的制约和影响。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唯一出路和必然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中国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从现有国际体系的革命者、颠覆者到支持者、参与者和完善者的角色转换。现今，中国已经全面参与到全球和地区几乎所有国际组织之中，与各种国际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毋庸讳言，中国对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某些方面有着这样和那样的不同看法，并想对其进行改革，但是，它是想改革而不是破坏这个世界秩序。
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会上指出：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尽管对中国先后采取过遏制-接触、接触-遏制、融合-牵制、竞争-遏制等多种应对举措，但其主要目的无不在于防止中国挑战其霸权地位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进入21世纪后，美国已认可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在对华关系上，倾向于接受中国的倡议，开创“竞争—合作”的这一新型关系模式。
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影响未来世界的大国，是一个维护而不是试图改变现行国际体系的大国，今天的中国绝非40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因此，美国需要选择与中国合作，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与美国共同经营国际秩序，共担风险和责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2006年，美国新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有能力而且愿意发挥世界经济大国作用的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利益之所在。我们不惧怕中国的竞争。我们欢迎这种竞争。我们希望中国担负起自己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个成员的职责并找准自己的位置。” 2007年，基辛格在中科院发表演讲时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非常巨大的一些挑战，我们需要中国的崛起。我们也不应该去阻止它的崛起，我们必须了解的，就是合作，合作是非常关键的”。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主张：“美国继续推进与中国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全面的联系，欢迎中国与美国一起承担负责任的领导角色，坦诚在人权领域的不同看法，使之不妨碍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
中美之间“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较量也越趋于平淡与温和。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依旧坚持西方发展理念和模式的普遍意义，主张拥有美国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所有国家繁荣幸福的前提，但由于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以及“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破产，使美国“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这种“一元论宗教和意识形态” 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不得人心。相反，中国有关“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国家的发展都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任何国家都不能强求一致将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推而广之”，“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的主张，却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赞同。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美两国拥有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共同挑战越来越多。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于2009年9月发表《中国登场：构建一个全球关系的战略框架》的报告，明确指出“没有北京和华盛顿的联合行动，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包括全球金融动荡、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保障)是难以想象的”。
中美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也降低了两国间产生严重对抗的可能性。目前中国的GDP已占美国40%，是美国的最大债主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一个新型国家在崛起之时，守成大国一方面力图遏制其发展，另一方面又与其发生日趋紧密的经济联系。正如2012年4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演讲中所说：“在不到35年的时间里，我们两国从几乎谈不上有任何联系发展到彻底、无法回避地相互依存。这种情况需要双方均在思维与方式上作出调整，今天的地缘政治不允许我们进行零和游戏。一个兴旺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兴旺的美国也对中国有利”。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