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银行资产质量还可能继续下行，但整体可控，对经济金融体系运行不会产生大的冲击
作为顺周期性行业，银行业不良贷款与经济周期紧密相连。2014年以来，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乏力、企业债务杠杆偏高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在总量、区域、行业、主体等方面呈现了新的变化。未来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银行资产质量还可能继续下行，但整体可控，对经济金融体系运行不会产生大的冲击。
不良率上升 源自实体经济疲软
2014年以来，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乏力、企业债务杠杆偏高等因素影响，上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在总量、区域、行业、主体等方面呈现了新的变化。
2014年上半年末，我国不良贷款余额达到6944亿元，相比去年末增加102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8%，比2013年末上升0.08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持续“双升”。从区域看，各家银行在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贷款余额均远高于其他地区，长三角地区又以江浙地区为最，建行在长三角地区的不良率甚至高达2.26%。珠三角地区是各家银行不良贷款增长最快的地区。
随着产业转移，不良贷款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迹象，不少银行中部地区不良贷款率较之前上升明显。分行业看，多家银行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位居前3。从各家银行发布会情况看，批发和零售业等3个行业不良贷款激增，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小微企业和钢贸，其中，农行的民营中小企业不良贷款增加占新增不良贷款的57%，交行的钢贸不良贷款高达97亿元，新增不良贷款中65%来自于钢贸和小微企业。需要关注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商业及服务业等行业的不良也快速攀升，不良贷款向更多行业扩散趋势明显。
当前，中国正处在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整体下行探底过程中，结构调整和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需要时日，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仍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
今年以来，受外需减弱、房地产市场调整和产能过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上半年GDP增长7.4%，比上年同期回落0.2个百分点。未来几个季度，受经济“去产能”、企业“去杠杆”和房地产“去泡沫”持续的影响，经济明显回升的可能性较小。从产业结构角度看，今年以来工业生产下行明显，钢铁、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行业产量持续下降，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还将持续上行。
通过综合GDP增长率、M2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居民消费增长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等关键外部变量以及贷款增速、拨备水平等银行内部变量建立不良贷款的趋势预测模型，结果显示今后3年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有可能逐渐增加至1.2%~2%。但是，相对国际水平来说，这一不良率仍处于国际较低水平。例如，2013年，全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4%，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远低于2000年以来主要国家的不良率水平。
2014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自1998年以来的第四次周期性调整。与前3次调整明显不同，此次调整更多的是市场供求基本面及融资环境发生重要变化。房地产销售的放缓带来库存的持续上升，8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已达5.6亿平方米，占销售面积之比更攀升至年化57.6%的历史高位。库存的持续上升使得部分前期投资过于激进的企业或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随着经济的减速下行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下滑，产能过剩领域的风险还在加大。目前，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建材、有色金属、造船、化工等传统行业扩展到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
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预算法的规定，这为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也有利于地方债务风险的化解，但是从短期来看，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整、土地出让收入减少，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面临的偿付压力依然较大。
风险释放利于市场机制建立
总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整体处于合理、可控水平。宏观经济硬着陆风险较少、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将为资产质量的下行提供足够的缓冲。但也要看到产能过剩、房地产等领域的局部性风险还在累积，并将对经济金融产生不利冲击。
作为经济周期波动在银行体系的反映，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比例的上升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对比各国不良贷款的变动历史，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整体处于合理区间。一是从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等风险抵御能力角度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相比大多数国家都要低。例如，2013年，美日英等国银行不良率水平分别为4%、3.7%和4.05%，远高于我国1%的不良率水平。二是从国际经验看，即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也并不必然带来银行危机和债务危机。三是适当的风险释放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企业的有序退出，尤其是当前产能过剩背景下，“僵尸”企业的退出虽然在短期内会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继续攀升，长期来看却更有利于经济恢复活力和促进增长。
今明两年，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多有利因素，这为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平稳着陆创造条件。受国内改革红利释放、“微刺激”政策加码等因素影响，2015年我国经济运行仍将保持平稳，GDP增长7%以上。在深化改革、财税政策支持下，2015年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增长有望企稳。在外部环境好转，居民收入增长加快、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带动下，2015年贸易和居民消费也将持续好转。从中长期看，中国仍然有条件、有能力继续实现中高速增长。全面深化改革将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民间资本及市场主体的活力会被激发。我国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人口红利因素、产业梯度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依然在发挥巨大作用。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性、数据的准确性更是得到了大幅提高。此外，商业银行还严格根据银监会要求，加强了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当然，更要关注到不良贷款率过快上升对经济金融体系的负面冲击。一方面，不良贷款的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金融机构惜贷情绪上升，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和居民的贷款可获得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周期下行压力的增大，房地产企业资金断裂风险有所加大，部分地方政府“借新还旧”压力增加，互联网金融新型风险有所显现，刚性兑付风险上升，这些局部性、区域性风险存在短期内集中暴露的可能。
对于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较快问题，既要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也要着眼于存款保险等基本制度建设，以构建更加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同时加快资产证券化发行，实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分散和对冲。通常来说，只要宏观经济不出现硬着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完全可以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加以解决。作为系统性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的有效手段，以宏微观审慎监管、存款保险制度为支柱的金融安全网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危机后，各国都加快了金融安全网的构建，并将重点放在了系统性风险预警机制的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完善上。应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存款保险制度推进，提高系统性风险预警能力，以建立更加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杠杆更长、信息披露不透明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资产证券化仍然是降低商业银行期限错配风险、实现风险分散的有效工具。从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改革实践来看，各国对资产证券化并没有简单加以否定，而是要求其在更加透明的框架下，收益和风险更加匹配。因此，我国不能因噎废食，宜适度加快资产证券化发展。重点是资产证券化产品原则应强调简单、透明、低杠杆，并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严守风险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