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可能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重要的国家制度创新举措之一。它在中国完成崛起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应运而生，而且名至实归，由此结束了缺乏与世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家安全体制和战略迫切需要必须天然高度融合的历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称国安委，英文名称Councilof State Security）本身就是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实验。在中国——世界各国同样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机构能够像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提供了内政外交合二为一的总平台和总架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性质和作用卓尔不群，它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平时，必将成为国家诸多大政方针的发源地；对内，必将成为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本营；对外，必将成为引领中国国际行为的指挥部。
持续的国家现实
国家安全就其塑造因素而言，国际、国内和对外、对内，很难说孰轻孰重。但是，人们通常更多地讨论国际层面，因为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和政策竞争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地位，会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国家之林和世人眼中。相形之下，国内层面显得简单明了。虽然因政策失误、领导无能和民众造反都可能轻易颠覆一个政权，但这种“自找的麻烦”，是纯粹的政治失败，不属于国家安全。不得不说的另一点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和落后挨打，外部因素即便不是决定因素，也是基础因素。中国就是在外强凌侮中睁眼看世界，痛切认识到外部因素实际上才是国家安全关切的根本推动力。
与此相适应，根据全球体系中21世纪初期所经历的根本性变化，人们有了越来越具普遍性的发现：国家内部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结构愈加不稳定，国家安全必须同时关注内政和国际关系，而杠杆就是对政策圈子有极大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国家战略能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国际关系虽然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但它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实践是常青的生活之树。发源于西方并指导西方大国进行战略博弈和政策竞争的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能被人们充分地理解，照亮包括中国人的心田，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与过去那些不朽的认识建立联系并以其为基础，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明了西方“精神的历史”，即西方学说的本源性思考和核心价值观。
所以，本文关于国家安全理论的论述，无比重视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时，也试图活学活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权威们的共识性思想。
理解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就像空气一样，正常情况下感觉不到，只有失去了才知道它须臾不可或缺的珍贵。国家安全当然是国泰民安的前提，也是实现国家复兴的前提，更是国家在国际社会维持基本利益的前提，但它首先是国家公民可以正常生活生产的基础。
当代国家安全领域处在不由自主的变革当中。在不断变化着的复杂而危险的国际环境中，国内与国际、有形与无形、传统与非传统事件，都可以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一方面，内部冲突在各类国家中司空见惯，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复杂多变，交织互动。另一方面，对安全事件的预防、处置和后果管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领域、新挑战，使得主动塑造安全环境遇到越来越多的未知因素，从而给对安全事件做出敏捷反应的能力提出了永不满足的要求。
当代国际安全领域同样处在迅猛剧烈的变化过程。我们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全球化的开放形势中。国际体系的结构正是转型时期，这个时代的动荡包括大量不确定因素和不可预知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还没有探讨的问题和危险。曾几何时，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全球体系。但是，由于现存政治单位的崩溃，大大增加了由国际金融和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性互动。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不足以形容当代的全球体系。问题在于，这些变化极为迅速和广泛，理论和被理论解释现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当代世界安全变革集中于4个方面，或曰4个特征：一是正规机制的无效化。传统机制和能力面临根本挑战，日益繁多的传统上的非安全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传统上的非安全领域因素转化为安全领域要素，大量问题出现在职能部门权责范围之外，而传统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工界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二是混合威胁的常态化。天灾人祸同时存在，大国对抗与合作同时发生，经济因素成为国际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对外政策出现更复杂局面。三是次国家力量方兴未艾。各种团体甚至个人登上安全舞台，不对称性凸显，某种微小的非安全输入和低成本、低技术手段，就可能迅速传导为连锁反应的爆炸性事件，给社会、国家和世界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四是国际危机破坏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安全危机根源复杂，爆发突然，后果严重。一个国家做出一项决策或者采取一个行动，会引起另一个国家的反应，由此形成一个互动过程，结果使危机国际化。
研究表明，先失败后改革，小失败小改革，大失败大改革，不失败不改革，是大国安全体制的普遍现象。面对这种情势，没有哪个国家的安全体制能够经受不变革的代价。
迄今为止，国家安全往往充满神秘色彩，人们宁愿透过种种迷雾看待和讨论国家安全。
定义是系统研究的开始。明白国家安全到底是指什么，十分必要。这就要从概念出发，因为明确概念已成为国家安全研究以至国家安全实践无法绕开的关键环节。虽然这些概念的定义远未达成共识，但起码有助于基本的理解。让我们用中国学者的现有工作成果略加说明。
首先，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当代国家安全包括10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是国民安全。
其次，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宏观筹划，也就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价值观的总体构想。
再次，所谓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规范的中文语境中是不能成立的概念。“安全”作为一种客观状态，本身并不存在“传统”与“非传统”的区别。能够区分为“传统”和“非传统”的，可以是“安全观”，也可以是“安全的构成要素”，甚至可以是“威胁安全”和“安全威胁的因素”等等，但绝不是“安全”。
另外，新安全观包括主权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国家享有主权，包括独立权、管辖权、平等权、自卫权。国家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国防安全等；经济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核心，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最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内向型、防御型、和平型的特点。这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和西方大国外向型、进攻型、扩张型的安全战略根本不同之处。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可概括为：“卫主权、求和平、保稳定、谋合作、促发展”。
由此可见，在中国，国家安全的概念、安全政策的内涵、安全战略的范围，都是处于初期阶段和未定状态。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对现实中的政策制定和具体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国家战略能力
保卫国家安全和增进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事务的灵魂。这个过程，涉及到国家安全一系列要素的有机结合，特别是理念、体制、能力、政策、运筹、规划中锤炼出来的国家战略能力，需要内外联动，体现综合国力，具有高度艺术性。
国家战略能力，是指实施国家战略的能力。它涉及到3个方面强大的协同作用。
首先，战略。就是由“目的—方法—手段”形成的计划。通常，战略等同于对全局性、持久性、重要性事务和问题的解决具有指导性作用的方案。
战略本身就是一种实力。战略的实质是如何组织实力以实现特定的目标。也可以说，战略的实质就是为最大程度地确保成功而组织自己的实力。
其次，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是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是一国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其任务是依据国际国内情况，综合发展并有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心理上的国家力量，达成国家目标。
再次，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来源于举国上下的国家能力，建立在全民整体政治意识之上，由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和战略管理3个要素构成，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一般情况下，战略文化，表现为国家公民的整体政治意识，即敏锐捕捉国家生活中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意识。战略思维反映的主要是知识群体的政治认知能力。战略文化是战略思维生长的土壤，而战略思维是由战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认识。战略管理，则是进入实践的和升华了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思维，非战略型人才不能为，通常涉及的是国家领导阶层。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战略管理能力，取决于最高领导人及其同事和顾问的战略思维能力以及他们的幕僚和智库的战略思维能力的支撑力度。
当涉及到国家行为时，共同的信仰和价值取向，对共同生活会使彼此受益的预期，都是形成凝聚力的重要因素。社会的基本观念和价值观深深地植根于文化制度和文化过程的复杂体系中，因此不会轻易或急剧地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文化与凝聚力密切相关，凝聚力可以转化为战略管理能力，这是因为，战略管理能力源于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引导战略管理能力；战略管理能力决定国家战略能力。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现象。一个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别。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时难分彼此，但它们在当代世界的差异确实非同小可。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爱国主义则是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与此相对应，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是指以本民族的利益为诉求，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事实上，西方政治学家早就把民族主义者看作是国际舞台上最有害的意识形态力量。
民族主义必然包含着强烈的心理要素。面对个人无法主宰的庞大社会实体和社会力量，人们感到孤独无力，只有把自己同全能的国家融为一体，完全和它保持一致，并在大集体的利益中寻求满足。这即是所谓的“逃避自由”。也就是说，个人随时都服从于国家的权威，希望以其他弱小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本国的利益。
另一个需要区别的是国家战略能力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在西方，许多研究人员试图探寻国家领导人的人格个性对对外决策的影响，得出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政治领导人的个性特征时刻影响着对外政策决策，但是毫无疑问，哪些行为可以用个性因素加以解释则远远不能确定。人们普遍认为，政治行为中的心理要素显而易见，而且起着关键作用，尽管我们尚没有能力对之进行准确可靠的分析。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注意到，复杂政治组织的行为取决于决策，这些决策又取决于决策者的心理意象。意象是人们过去所获信息的产物，它不是信息的一般性积累，而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信息资本。当人们想到国家时，国家就是他们头脑中各种意象的复合体。因此，意象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决策者的心理意象比普通人的心理意象要更加重要。纵观历史，那些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往往首先是自己想干大事，他身边因此就聚集了一批能干事、会干事的人，最终真地就干成了大事。
受过科学训练的观察者认为，国家战略能力，更为经常地表现为内政外交的平衡能力，即怎样处理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之间的矛盾。对于大国来说，对内优先目标是建设健康的伟大社会，对外优先目标则是化解外部威胁，能在波诡云谲的动荡世界中找到本国的最佳位置，并谋取合理的国家利益。
大多数人的常识性认识也有力地支持了国家战略能力的不可替代性问题。人们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体会到，人类是生活在由道德和精神构建的社会秩序中。人类社会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竞争和冲突，大都是因为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通常超过供给。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适者生存所带来的互助和合作行为，至少和冲突行为一样常见。有人类而没有冲突是不可想象的。在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冲突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政治本身就是解决冲突的过程。冲突赋予生命很多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冲突是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反映。所以，即使可能，消灭冲突也不值得。专家们还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对选择冲突目标影响最大的是宏观因素（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而不是个人的内心欲望或挫折。
由此可见，解释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时，可以把国家战略能力和国际冲突相联系。国家战略能力赋予了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实力和理由，因而国家战略能力具有双重属性：对内，塑造与战略管理能力形影不离的国家战略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和公众舆论；对外，它表现为治理世界的能力。
国际无政府状态
迄今为止，只要有国家存在，不管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哪怕是在全球化信息时代的今天，一些久经考验的基本思想和核心假设，其生命力依然长盛不衰。其中，统御一切国家行为的战略、政策和行为，根本上都源于国际无政府状态。
国际无政府状态，是指国际社会缺乏能有效维护和平的法律和组织。
强调指出，“无政府”一词，只是意味着不存在国际性的政治权威，能够合法地垄断暴力以维持和平、避免国家遭受入侵以及保证国家的权利不会受到侵害。简而言之，国际体系与现代有效的主权民族国家不是同一类型的政治体系。
在政治学中，“无政府”的意思，仅仅是指缺乏能进行有效管理的政府。国际无政府是一个“自我救助”的体系，各国必须寻求它们自己的安全和其他至关重要的利益。原因在于，国际体系是一种以实力为基础的无政府结构，缺乏能够制定行为规则的权威性国际组织，也缺乏国际组织本身所需的强制执行机制。国际体系中的任何等级差别都来源于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国家获得安全的能力差别是国家之间最主要的差别。虽然国家可以组成同盟或集团，但它们最终还得靠自身的力量来确保自己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体系的结构导致国家采取自治战略。国家以自助原则获取安全的途径(当然不是惟一途径)是建立军备。
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乔治·黑格尔说，人类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黑格尔断言，国家的最大责任是自我保存。因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必须格外强调国家的地位。但是，“国家在相互关系中都是自治的实体，条约的效力以各国的意志为基础。而且，由于作为整体的意志要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这种利益就作为国家的最高目标主导了国家间的关系”。
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是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力量和政治关系中的权力本质。现实主义认为，政治改革、制度发展和教育对政治行为的改造十分有限，这不仅是因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果，也是因为人性本身是有缺陷的，是追求权力和不完美的。鉴于政治的特征是利益冲突，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曾经反复强调，君主（今天的称谓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必须按照与普通人不同的道德观来行事，以确保国家的生存。因此，强大的君主必然用强制力来维持政治稳定。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近代第一个在自然法基础上系统发展了国家契约学说的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有一句经典名言，“没有武力保证的契约只是一纸空文，根本不能确保人的安全”。
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最重要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国家，或更恰当地说是决策者，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战略策略。这就是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对外政策的首要问题是维护国家安全。
于是，对威胁的感知显得十分重要。如果一国将另一国看成是威胁，那么它必然认为后者既有实力又有意图阻碍其目标的实现或危害其国家安全。因此，准确理解敌人的意图虽然非常困难，但它是评估国家风险从而提高国家安全的基本途径。
为了分析对外政策和评估一国能力，就要判断对方意图，这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
一个可靠的辅助手段古已有之，那就是理解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换句话说，就是现实地评估国际权力，尽力谋求国家利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原本就是一个个追求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它们处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中，一个自助的国际体系中，安全问题（即生存问题）本来就是、从来都是国家的首要考虑。
还有一个可用的分析工具，即政治行为的3重动机：恐惧、荣誉和利益。根据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汉斯·摩根索的观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可以归结为3种类型，“一项政治政策所谋求的，不是维持权力，就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政治领导人恰恰是“从以权力界定利益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决定因素是政府的理性计算，其中涉及威望、国家利益、力量平衡和其他国家利用战争的可能性等。对于国际无政府体系中的大国来说，这样的计算是很正常的事情。
从对外政策到国家安全政策，西方国家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研究的许多专家相信，“21世纪最为突出的问题，不会是一种理想对抗另一种理想，也不会是一个大国对抗另一个大国，而是秩序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也就是说，全球越来越难以统治——政府没有能力统治、没有能力确保国内安全或保持其边界及制度的完整。
结论又回到了原点。21世纪现实主义思想的根本精神，依然遵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概括，“强者做其权力所能，弱者受其所不得不受”。
精明而实际地研究世界
国际关系理论多种多样，每一种理论都有不同流派，并且每一种理论还有古今演变造成的不同内容。在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顾问看来，现实主义是最古老、最悠久、但也是真正最管用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作用是加深人们对国际现实的认识。在国际关系领域，如果不研究政治和国家的本质，并把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要素，就无法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防止侵略者使用武力。众所周知，外交或战争是调整国家利益的手段。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致力于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为决策者提供了行动准则。不管是古典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提出了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它们是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并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存在于一个无政府体系中，国家政策的基础是以权力为后盾的国家利益。只要世界是由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构成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政治的核心。
一方面，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一个国家都按照它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权力地位来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作为理性的统一行为体，国家不得不评估国际权力结构关系的变化和潜在的发展趋势。主权国家不承认任何高于主权的力量。
另一方面，权力是塑造和解释国际行为的核心变量。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政治的主要特征是争夺权力，但国家的权力由各种实力构成；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明显：国家靠权力生存，用权力实现目标，权力的运用成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有关权力的定义多种多样，而权力在本质上是能动的和变化的。只有能适应变化的国家或实体才有可能掌握权力，并有效运用权力以实现其特定目标。
现实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摩根索认为，政治领导人是“从以权力界定利益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并且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在外交或战争的基础上调和与解决国家利益的过程。国家政策的基础是以权力为后盾的国家利益。只要世界是由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构成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国家利益是国家的领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完整统一。在一个主权国家争夺权力的世界里，生存是每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最低目标和国家利益的核心。国家利益等于国家的生存。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即自身的生存。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保证民族国家的生存。
既然生存是国家的最终目标，那么，国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能力。这种能力指的是“迎接并战胜来自社会集团和社会环境的挑战，并确保获得他们的支持”的能力。国家领导人寻求控制资源以推进国内、国际事务的发展，同时维持他们领导权的合法性。国家力图积累经济财富，增强技术力量，以获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收益。
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安全，强调外交要以军事力量和均势来支撑，因为国家安全是最大和最迫切的需求。与此同时，依靠理性、公众舆论甚至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来维护国际和平是软弱无力的，例如，冷战后出现的地区和种族冲突以及占据统治地位的维持现状的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肢解南联盟、北约东扩、欧亚导弹防御体系、亚洲再平衡，包括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解决方式，最终都靠实力说话。
现实主义不愧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有力框架。但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单位，不过，国家并不是政府的惟一基础。
理论术语
厕身于国家安全事务的官员和分析家，乃至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者们，不管愿意与否，绕不开下述这些西方思想中最低限度的基本概念。
1.国际体系或全球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 or globalsystem），是指国际政治作为一个或多个系统，其中包括国家和其他单位，也包括由个人组成的各种团体所构成的子系统。国际体系既是国家构成的系统，也是国家组成的社会。这种系统，描述的就是系统单位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其作用是为了对国际政治进行层次分析。研究国家决策就是研究国际体系的子系统。
政治组织（特别是国家）的功能是实现目标。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构成单位，也是由其自身结构决定的。不同的国内环境将形成完全不同的国家。决策者，或者说国家的代理人，不仅面临国际体系结构带来的制约，也面临国家自身结构带来的制约。
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一样，主要问题是维持均衡。
2.行为体（actor），即参与国际事务、有能力影响行为模式（即互动）的各种主体。
行为体可以是个人、由个人组成的各种团体，可以是国家以及像国家或官僚机构那样的群体。不论行为体及其之间的互动，还是为行为体互动提供某种框架的结构，都是以系统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3.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构成国家或行为体的团体或机构就其外部角色建构的主体间共识，形成国家利益。也可以说，团体内部的规范和准则构成国家利益。这些规范和准则也把不同的国家区别开来。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很难赋予国家利益概念以实际意义。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存在于我们的观念结构之中，它描述和规定我们如何在团体中思考、感觉、评价和最终采取行动。认同包括内部认同（团体如何认识自己）和外部认同（团体如何认识其他团体）两个方面，它们都对国家利益产生重要影响。认同的形成和演变决定了团体利益。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因素的产物。因此，国家利益和构成国家或行为体的团体如何构建国家认同，尤其是如何区分敌友，意义重大。
国家利益是制定政策的必要标准。任何情况下，对外政策都不应该背离或无视国家利益。
4.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指的是一些管理安排，如原则、程序、规范、规则、决策程序和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组织机构。设计这些安排是为了管理和控制某些跨国活动，而控制和管理涉及共同利益，或至少是一致的利益。
机制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国际机制源于共享利益。国家利益的基础是对收益和成本的计算以及可见的所得与风险的计算，这些计算与遵守或违背某一既定国际机制的规定、规则和程序紧密相连。在国际机制概念中，合作与纷争关系是长期的行为模式，而不是孤立的行为体或事件。
5.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特征是共有的行为规范和标准，如国际法。同时，国际社会以国际体系为前提。国际社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家的各种行为体代表自己国家，以社会成员的身份行动或互动。
6.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或称世界秩序、全球秩序，是指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即根据其拥有的权力或发挥的作用被认定或假定的排列顺序。国家获得安全能力的差别是国家之间最主要的差别。
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秩序作为国际体系的特征与世界政府的存在与否无关。正如有政府不一定就有治理一样，没有政府也可以进行治理。缺乏治理能力的政府比比皆是。
当前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单位之间实际联系的程度。要认识大规模的历史性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关键问题在于认识结构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全球秩序体现在3个基本层次的互动模式上。第一个层次为观念层次，是人们所认识的世界秩序。第二个层次是行为层次，即人们在观念上的理解或认识的基础上维持现存全球秩序的活动。第三个层次是制度层次，由制度和机制构成，国家或其他行为体按照它们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制度和机制中或通过这些制度和机制进行活动。历史上任何时期全球事务的有序程度都取决于以上3个层次的活动。
7.极（polarity），指的是行为体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实力分配状况，体现着国际体系的结构。
极的数量和极的权力大小有重要区别，两者都是战争是否发生、和平有无保障和稳定能否维持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主要大国之间权力失衡，就可能发生战争。
8.稳定（stability）意味着在国际体系中大国之间不发生大规模战争以及不存在严重威胁全球或地区和平的力量。
稳定的体系就是能够保持体系的基本特征，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该体系，同时能保证体系成员的生存，并能防止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国际体系。国际体系能否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成员国所认同的解决纠纷的程序。越是限制互动关系，国际体系就越不稳定。
稳定以力量均衡为基础。实现稳定的关键是减少或排除威胁和平的力量。大国的战略恰恰在于维护或重建稳定。
9.均势（balance of power）作为一种体系指的是，在一个多国的社会，所有的主要行为体通过平衡过程保持它们各自的身份、统一和独立。
均势可以制约一国主导他国的能力，限制冲突的范围。均势的目标不是追求和平，而是在国家间进行适度调节，从而实现稳定。实际情况是，各国只希望看到对它们有利的平衡（或不平衡）。如果一国的力量完全被制约住，它就无法采取行动。只有当一国拥有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的多余力量时，才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
均势被视为一种局面或状态，一种国家行为的普遍倾向或法则以及国家领导人的一种行动指南，或某类国际体系特有的维持自身的方式。均势理论能够清楚地解释国际体系中的现象，可以作为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基础。均势政策是睿智和审慎的政治领袖所自愿追随的东西。
均势是上一个世界帝国英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英国的长期政策与这种维持平衡的做法保持一致。今天的美国霸权与英国一样，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一种平衡，比如在东北亚地区，主要是遏制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行动；今天的“重返亚洲”战略，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亚洲中枢”或“离岸控制”政策，则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
10.治理（governance）的涵义比管理（management）更为宽泛，但更为高端，可以理解为政府实施的管理活动，即拥有正式的权威和警察权力的政府所发挥出来的管理职能。
治理必然取决于主体间的共识或共同目标。尽管治理可以在无政府状态下存在，但如果缺乏建立在政府权威基础上的共识，就难以存在有效的管理。
11.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指地理（空间因素）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它详细研究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包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研究权力。
地缘政治学关注的焦点是国家权力和领土控制。地缘政治分析的实质是国际政治权力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地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这样一种能力上：一个国家有能力在任何时候运用权力去影响或控制它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地缘政治意味着“从地理角度对外交—战略关系进行图解，其借助的手段是对资源进行地理—经济分析，把外交态度解释成是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结果”。
12.地缘政治巨变中心（epicenters of geopoliticalupheaval）。作为地缘政治学的一部分，地理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地区是地缘政治巨变中心，但这些地区的影响范围却很广。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区，即所谓的热点地区。
13.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对空间关系的最新思考。在地缘经济的世界中，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决定性技术优势以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
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世界里，地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体现为投送能力，把货物、服务和信息最有效和最迅速地从一个地方输运到另一个地方。
14.网络空间（cyberspace）不是传统领土关系，而是具有多媒体、多渠道、全球性的通讯能力，可以贯通全球的互联网。网络空间提供了跨越和规避传统国家主权和地理边界限制的实体手段。
获得信息控制权是权力的关键。不管是打仗还是做生意，胜利的关键都在于控制信息的获得。
15.大陆心脏说（the Heartland）。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认为，陆权和海权之间的较量是贯穿历史的一条主线。他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中枢地区是从东欧平原一直延伸至西伯利亚平原的广阔地域，这块与俄罗斯疆域一致的地区，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并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这个中枢地区被称为“大陆心脏”，而欧亚大陆被称为世界岛。麦金德提出了著名论断：“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
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一个主要目标，向来都是防止一个敌对国家统治欧亚大陆——因此，美国人自我认为，它对同西欧、日本、韩国结盟感兴趣，愿意为保证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其他地区的安全做出承诺，其中包括中东。
尼古拉斯·斯拜克曼和斯蒂芬·琼斯等理论家提出，如果在欧亚大陆的周围建立起新的工业力量和交通中心，那么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在战略上会比大陆心脏更为重要。这一见解，可以成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亦即“一路一带”的理论基础。
16.破碎带（shatterbelts）是说，在特定地区，往往会发生一连串冲突，而且冲突会逐步升级，使外部力量也卷入其中。这样的地区包括欧洲、中东、东亚、东南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缘政治学认为，权力与其到权力中心区的距离呈反比关系。大部分冲突出现在受大国挤压的地区。霸权国家的势力范围要超越其中心地区，以它们的权力征服较小的国家，包围次强国的势力范围，并相互蚕食对方的边缘地区。
破碎带是主要大国强烈意识到是其国家利益所在因而进行竞争的地区。乌克兰就是处在破碎带上的典型国家。
17.冲突（conflict）通常是指某一可认同的人群有意识地反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可自我认同的人群，原因是它们追求的目标相互抵触或看上去相互抵触。冲突是一场争夺价值以及稀有的地位、权力和资源的斗争，敌对双方的目标是压制、伤害或消灭对方。在某些情况下，冲突是社会变化和进步的反映。
冲突和战争被认为是自然的，甚至是必要的，是推动历史向正确方向前进的力量。
18.低烈度冲突（low-intensity conflict），指低于常规战争水平的各种冲突，包括暴动、渗透、军队的示威行动、海上封锁等施加压力的方式。
19.危机（crisis）。在国际关系中，危机是走向战争或和平的转折关头。导致危机的冲突要是得不到解决，就会升级为更严重的冲突或是战争。
定义危机的标准经历了一系列的修正。危机具有如下特征：因为国家内部或外部环境变化而造成的一种形势，在该国决策者们看来，这种形势是对基本价值观的一种威胁，而决策者对此作出反应的时间有限，并有可能使国家卷入军事对抗。
国际危机的明确特征是，存在两个或者多个对手之间的破坏性互动关系，同时有产生军事敌对的可能性，如果已经爆发了战争，还可能出现不利于维持军事力量平衡的变化。进一步讲，国际危机被认为是对现存国际体系或子系统的结构构成的挑战。
人们通常能够预见威胁。能否预见到威胁，主要取决于国家情报部门的工作质量。然而，许多关键环节是无法被预见的。即使具有比较周全的应急方案也不能保证不出现意外情况，因为这些计划往往无法预见所有的可能性，尤其是当对方把“出人预料”当作一种主导战略来使用的时候。情报工作并不总是成功的，有时候预测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危机一直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危机决策、危机行为、危机管理以及国际危机行为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它们所要求的对外决策和国内政治，是理论家们、政治家们、但首先是并且始终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基本职责。
20.全球性战争（global wars），是决定霸主更替，宣告全球政治体系产生新领导和实力高度集中的新阶段的战争。它使得新兴的全球领导国能够有效地向外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并足以支配整个国际体系。以往这些实力的表现形式是海权，最近是海权和空权，今后无疑是网络的电磁权。
21.大国（great powers）的定义，是在安全问题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拥有很强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其地位获得实际承认并为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的重要国际会议和外交活动所接纳的国家。
大国的战略是维护或重建稳定，例如援助受到其他强国威胁的国家。
22.霸权（hegemony）。在国家间关系体系中，霸权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个强权国家能够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文化领域里，把它的规则和意愿施加于别国。
霸权也可以定义为拥有压倒性物质资源优势的状态，包括原材料优势、资金优势、市场控制优势和在大需求量商品生产中的竞争优势。
23.威慑（deterrence）既是军事技术概念，也是心理——政治概念。威慑的可信性一直是威慑的必要条件。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进攻者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评估等3方面的结合。而且，威慑是所有这些因素的乘积，而不是它们的和。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是零，威慑就会失效。如果威慑失败了，负责的领导人必须尽其所能，用战争爆发后的理性决策来弥补战争爆发前的理性决策的失败。
威慑一词是核时代的产物。在核时代，威慑具有以毁灭性报复相威胁的特点。主导西方威慑思想的，是以进攻为基础的威慑，即摧毁对手（确保摧毁），而不是以防御为基础的威慑（确保生存）。
成功的威慑包含着事情可能发生但却没有发生的情况。威慑理论也许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论，因为大多数美国学者接受现实主义理论。
24.恐怖主义（terrorism），就是出于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原因而使用暴力对付国家机构和公民的非国家实体，它们具有古怪随意和荒唐愚蠢的特点，蓄意制造令人极为震惊和恐怖的影响。恐怖分子利用恐怖方式给人们带来创伤，制造混乱和恐怖气氛，以使人们产生脆弱感，并对政府保护他们的能力丧失信心。
恐怖活动的疯狂性在于，受害者完全是无辜的，和恐怖分子要达到的目的毫无关系，也没有能力影响事态的变化。
25.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世界体系分析就是在当代和历史的背景上分析结构和过程的关系。它最重要的假设是认为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15世纪末。在世界体系中，权力的集中程度（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决定体系的结构。世界体系的历史特征是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霸权国家的兴衰。世界领导权的周期性转移表明，世界体系总地来说是有规律性的。
国际体系的特征由大国的兴衰决定，这些国家决定了国际互动模式并建立了体系的运行规则。大国的兴衰改变了体系内部的权力分配关系。这意味着，国际体系构成单位的兴衰，即国家权力的增强和减弱，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被另一个国家所取代的过程。
26.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有大国，而现有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以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修昔底德生活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就希腊城邦体系分析了诸如外交、帝国、结盟、战争与和平、政治行为的动机（恐惧、荣誉和利益）以及权力与道德相冲突的辩证关系。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Peloponnesian War）中获得启发。
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表明，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像魔咒一样，主导了人类两千多年的大国争霸进程。它被许多西方理论家视为一个不可逾越的禁忌而令人敬畏，并由此成为一个古老的国际关系原则。
27.理性行为（rational action）。在西方文明中，所谓理性行为，通常指那种根据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判定为可预测的、精明谨慎的、合理的行为。
政府的理性计算，涉及威望、国家利益、力量平衡和其他国家利用战争的可能性等因素。
理性行为体模型假设决策者会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及其结果，并最后做出能使价值最大化的选择。人们应该尽量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理性，但是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得很理性。异乎寻常的行为或恐怖行为也可以是理性决策的结果。因此，领导人的偏好如何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决定理性还是非理性的关键，是形成偏好、接受偏好以及按照偏好采取行动的过程。
28.暗中较劲（tacit bargaining）。冲突各方的最佳选择取决于他们对对方行为的预测。当一国试图通过行动，而不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外交行为来影响另一国决策的时候，暗中较劲就会发生。
暗中较劲与谈判的区别之处在于，在暗中较劲时，交流表现为行动而不是语言。在敌对双方谈判达成国际协议并实施以后，维护协议主要依靠暗中较劲。暗中较劲和威慑密切相关。
29.法定决策单位（legitimate decision unit）。能够调动和使用必要的资源，并能够做出不易被其他单位推翻的权威性决策的决策单位，被称为“法定决策单位”。法定决策单位可能是一位占据支配地位的领袖（如某个国家领导人），或者是一个其成员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的集团（如政治局、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可以是多个自主行为体。
决策者们的权威性活动，无论其内容和目标是什么，都代表着国家行为。国家行为实际上是那些以国家的名义行事的人的行为。法定决策单位究竟是哪一种，取决于行政长官的认知方式，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判断的能力以及决策的风格。行政长官必须在激励各官僚机构之间进行竞争的同时，保持评估、判断以及从各种备选方案中进行取舍的权力。
30.国际合作理论（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cooperation）。当行为体为了回应或预期其他行为体的偏好而调整自身行为时，合作就可能产生。国家可以在明确的或默认的讨价过程中商讨如何合作。合作也可能是强弱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
在无政府的世界里，国家既通过斗争手段也通过合作方式实现其安全目标。除了战争、政治分裂和冲突，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基本点是合作、一体化与和平。因此，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来讲，能够解释或有助于理解国家间合作的理论至关重要。合作理论涵盖从有限合作到高度一体化的多种理论。
合作被定义为一组关系，这组关系不是建立在压制或强迫之上，而是以成员的共同意志为合法基础。国际合作理论既讨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讨论多个单位成员之间的关系，即多边主义。
要进行合作，就有必要充分理解各种成员的动机和意图，克服因信息不充分所带来的问题。合作理论的核心是合作的动力或收益要超过单边行动的动力或收益。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以私利为基础的合作理论涉及3个方面：频繁往复的交往、交换有关合作目标的信息从而深化国家间更大程度的交流和透明度、合作形式得以实现的起码制度。
霸权能够提供稳定，而这种稳定能够以19世纪的英式和平（PanBritannica；英国强权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或最近的美式和平（Pan Americana；美国强权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形式为小国提供安全和经济福利。霸权以扩大市场或给予军事保护的方式提供共同获益的基础，从而促进国家间的合作。
31.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两个彼此隔离的囚犯面临着合作或背叛的选择。如果他们选择合作，也就是都不承认犯罪，由于缺乏证据两人最终都可能获释；如果一个囚犯希望从轻处理而承认犯了罪，另一个不认罪的囚犯将要受到比认罪的那个更重的惩罚。
在“囚徒困境”中，因为每个参与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所以通过背叛可以获得比采取合作更高的收益。但是如果双方都背叛，那么相对于两人都采取合作的情况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收益要更低一些。
囚徒困境是一个经典的博弈模型，能帮助我们理解为谋求私利而进行合作的基础。进行合作既可能是源于个体对集体福利承担的义务，也可能是源于对私利的认识。在囚徒困境游戏中，采取合作行为的关键是每个人对他人合作诚意的相信程度。不相信别人的合作诚意，就不会采取合作行为。因此，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合作理论，其核心问题是对相互合作的回报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取代单独行动和竞争获利的想法。
囚徒困境特别有助于解释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例如，战略调整都是以策略目标和谈判中预期的利益为基础的。
32.博弈论（game theory）认为，如果人们在特定环境下有获得胜利的欲望，即希望实现那些会受到他人阻挠的目标，那么，他们的思维过程就是可以分析的。在这种思维过程中，人们要判断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对自己最有利，同时相信他们的对手和自己一样也是理性的人，同样会为获得胜利而进行多次计算。
博弈论建立在抽象推理的基础之上，是数学和逻辑的一种结合。在社会科学中，博弈论运用数学方法分析行为体在博弈中的互动所可能产生的结果（胜利、失败或平局）。在博弈过程中，每个行为体都有自己的策略、目标和偏好。
博弈论中最常见的两种基本分析模型是零和博弈（zero-sumgame, ZSG）和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 NZSG），其中每一个模型分别有数种变体。有的博弈中一种情况下是零和博弈，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非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只有一个结果，一种收益，但是竞争的双方为了获胜而付出的成本却相去甚远。总地来说，零和博弈在行为科学中的意义极为有限。
非零和博弈不是排他性竞争。这就是说，一人所得并非是另一人所失，得失之和并不等于零。非零和博弈可以包括两个参与者，也可以包括多个参与者。在非零和博弈中，冲突和合作都可以存在。一个参与者可以根据另一个参与者在多次博弈中的选择来分析他的意图。这种默契的合作适用于国际关系，尤其是当国际行为体相互之间都十分熟悉对方长期形成的那些行为偏好的时候。
运用以博弈模型为基础的博弈论，对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博弈论有助于对重大的安全问题（如威慑、危机管理以及军控）进行缜密思考和严格分析。理性假设越有效，博弈论就越适用于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或者说国际体系的运作，仅仅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中无法被完全理解。然而，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人们可以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出发，把国际关系看作向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发展的复杂而变化不定的各种趋势的混合。
理国之要，在文与武
中国作为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经历了无数个治乱兴衰的周期。这些大小长短不一的内忧外患和政权更替现象，充斥其间的经验教训，不计其数，以至于有人将这一规律性现象或诙谐、或悲愤地称之为“历史周期律”。
可以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比肩，拥有如此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治乱兴衰的历史记忆；反过来讲，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可以在古今中外的宏大背景和痛定思痛的惨痛历史中理解国家安全。
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耗尽毕生心血研究前世兴废之源，早在1100多年前，写下了这样一条被中外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古今治乱，莫若强兵以服天下”。在其晚年，司马光详酌古今，提出了放之四海而颠扑不破的关于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理国之要，在文与武。
在司马光看来，帝者之兴，自有天命。他曾深情地说，“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那些创业垂统之君，必有英威圣德、雄才大略，并且深知自己的历史使命——“大孝在于不坠基业”，而“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他们或者才兼文武，望重内外，或者春秋鼎盛，励志太平，但在同时，熟谙“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所以，为政之本，必求“着应变之才，任栋梁之重”。即便对于朝廷重臣，升迁赏罚也是看这些人有无“深根固本之计”，能否“临事敢决”。具体而言，对于武装力量，“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对于政治官员，“预知宰相能否，视天下安危”。
司马光据此认为，浅谋误国。因为道理十分简单：定祸乱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不论文治武功，若想长治久安，必须为国家深谋远虑，但首当其冲的是，必以时事为忧。
有些人或许认为，司马光不过是11世纪的一位古人，他的目光所及，只是宋朝以前的中国社会，与今天人人上网、人人一部手机的现代社会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作为立下不世之功的历史学家和资深政治家，司马光的观察和思想结晶，尤其是“必以时事为忧”的呼吁，到现在丝毫没有过时。
实践是常青的生活之树。国际关系的发展，初看上去，似乎已经脱离了原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其间，国际法的产生和运用使国际社会的发展有序进行，但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国家实力成了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决定性条件。纵观整个国际关系史，大国强国从来都是国际社会主角，小国弱国从来改变不了配角地位。西方国家半点也不免俗。表面上，西方思考国际关系是以法律和跨国协议角度，但西方世界从来毫不含糊，它考虑的是历史、文化、宗教和族群，更不用说就贸易路线和自然资源进行的权力斗争。在西方人眼中，地缘政治就是资源政治，资源的走向便是国家地缘政治的走向。
西方精英们在将目光投向国外、投向世界各地时，历来是按照地缘政治——在一种地理背景下进行的争夺空间和权力的斗争——采取行动。他们的外交政策或许是以道义为基础，但它背后的分析一定是不带感情的，以地理为出发点。他们的信条是，在地缘政治上，过去永远不会死亡，现代世界并不存在。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曾入木三分地总结道：“美国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种族观念和政治信条，而且有炮舰作为后盾来强行推行这套东西。”正是遵循了国家利益合作的冷酷原则，西方人对自己是一套“人的逻辑”，对东方人则是另一套“狼的逻辑”。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这句话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大国领导人纵横捭阖的座右铭，就在于西方以利益为目标、以实力为后盾的政策哲学。在外交中使用商业原则，是近代欧美崛起国家的铁律。商业的基础是交换，而国际政治就是国家利益的谋取和交换，用公式表示，就是“实力+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这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也是基本的游戏规则，还是通行的谈判指南。当为了打击主要敌人，或为了解决主要矛盾时，就需要与其他主要玩家进行交换；交换的形式是妥协，妥协的要诀在于划分势力范围。
外交或战争是调整国家利益的手段。作为理性的统一行为体，国家不得不评估国际权力结构关系的变化和潜在的发展趋势。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一个国家都按照它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权力地位来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
以社稷为心
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部分。安全研究的基础和日常工作是评估国家风险。
20世纪90年代初，在其名闻遐迩的《文明冲突与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写道：“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惟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
亨廷顿从反面提醒我们，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平衡而协调的、注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所当然是中国宏观政策的基础，也是各项改革的底线，还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物质保障。
在飞速变化的数字生存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了普遍影响，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关系框架已经成型。全球空间变成了全球步伐。任何地方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地方事件立即成了全球事件，遥远的事件立即近在咫尺。这种变化的影响需要加快决策速度，并使观察者可以像决策者一样迅速了解周围和远方发生的事情。
21世纪的领袖和幕僚们，在其未来行动中，必须要对不同的理论加以权衡和结合，以便理解发展，选择适当的政策，并对结果做出预测。决策者，或者说国家的代理人，不仅面临国际体系结构带来的制约，也面临国家自身结构带来的制约。
在这个“进入深水区”的节骨眼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大有作为，在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的诸多日程中，在下述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第一，地缘政治和新世界秩序已经由2014年初的乌克兰事件为标志正式奠基，并由此影响中国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3大历史任务——祖国统一、实现现代化和维护世界和平，一项还未完成。但为这些任务而努力需要对令人不快的事实抱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态度。目前，美国的目标是在中国周边维持霸权，中国还受着霸权主义的压迫，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还需要披荆斩棘。这需要张弛有度的高超胆识和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
第二，战争没有过时，而战略战争则无时不在。有效威慑一直是国家实力的一部分，也显示了国家反击侵略和战略报复的坚定决心。在不断变化着的复杂而危险的国际环境中，作为应付不确定的未来的关键屏障，核武器在威慑战略中处于持久的核心地位。为此，必须加快军事现代化步伐，优先发展网络、航空航天和海军能力，以确保对陆、海、空、天、网5个维度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打击力量。
第三，中国特殊的亚洲中心地理地位，要求它必须具备独特的治国能力和远大眼光。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亚洲的和平，中国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中国的版图完整及其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在不断战胜“3种势力”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必须谨记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教导，“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与此同时，必须尽快有步骤地妥善解决国体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政体中名不正、言不顺的5个“自治区”问题。
第四，伴随着实力而来的是更大的责任。今后中国不得不越来越关注自己更多的合法国际利益，同时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这是一场才刚刚开始的全球博弈。中国一方面要改造国际体系，一方面会更深地接触到世界政治的残酷本质。博弈就必须合纵连横，就必须研究世界力量均势的理论，适应并学会英美等西方国家早已烂熟的搭配世界战略力量板块的外交能力，形成既能反映中国的传统“和谐”思想又能应付冷酷的世界市场竞争的对外政策哲学、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
第五，外交是为国家谋利的手段。必须学习盎格鲁—萨克逊人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且行之有效的外交经验，熟悉和适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合作原则，具备通过利益交换而实现政治目标的能力。中国学者肩上的重要任务，就是将战略思维注入国家学术之中，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有利于世界稳定和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学说、政策主张和新的外交理论。人们有理由期待，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够开启关于未来的创造性想象，破除当前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和重复劳动的凌乱局面，切实引导和协调各种智库学者、政府官员、舆论制造者和社会大众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
第六，把不确定因素看作当代战略分析的核心问题。由于技术影响到了战略、威慑和军事行动，安全研究的范围扩大了。冲突的范围正在扩大，安全的定义和范围随之扩大，安全研究的课题和安全理论的发展也将得到拓展。近年来，安全研究的关注点反映了在庞杂的全球国际体系中冲突的多方面性质，更为强调对新型冲突和新行为体的研究，更加重视迅速变化的技术对战略和战争的广泛影响，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本身也成为安全研究的对象。同样，战略战争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因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有条件进入数字化战场，通过大规模网络攻击，使对手的银行系统、股票交易、交通枢纽、通讯设施、数据库和电网等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活动陷入瘫痪。这方面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无孔不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其叛逃者爱德华·斯诺登，前者时时刻刻都在非法监视着世界各国的重要目标、网络服务器甚至网络中的信息流，后者则凭一己之力“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第七，正确估计威胁和意图至关重要。面对巨大和复杂的挑战，国家风险评估可以为国家安全政策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和政策选择。国家风险评估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竞争力，也是一种关键的国家力量，从而是一种战略力量，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战略能力。国家安全和国家风险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反过来说，国家安全和国家风险相生相克，化解了的国家风险等同于增强了的国家安全。国家风险评估的两大使命是战略侦察和情报分析。战略侦察就是试图摸清对方国家的行动意图，是“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情报分析则是排除各种假象从而直达对方最高领导人的行动方案。
顺便提及，国家风险，主要是由国家行为引发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政治、安全、战略、外交、军事、文化、宗教、社会、历史、地理、能源、舆论、金融、法律、环境16个方面，有助于理解国家面临的内外威胁的方向和意图，快速、全面和精准地了解外国国情，评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国家、次国家力量可能的行动路径。
第八，开创世界历史上的中国时代。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最激动人心的故事，而中国作为地区性世界强国存在了2000多年。早在1830年左右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当时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在世界舞台上缺席了150年后，当邓小平在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时，中国身心俱疲。但是近几年安全战略关注的方向应当是确保“一路一带”的顺利实施，完成崛起，实现中国梦。中国作为21世纪的新大国，应当给21世纪的世界带来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新气象。为此，国家安全委员会需要建立自己的职业团队，运行中南海版的“情况室”（SituationRoom），培育适应未来世界政治和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能力。
结语
心有多宽，舞台就有多大。
但安全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在现实中，国家安全（防止外来侵略和国内可能引发革命的社会不满情绪）永远是第一位的。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是由个别决策者或小型决策集团来制定的。据说，在西方，负责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重大决策的团体规模是有限的，其成员人数一般在12－20个之间。其中，谁也不能与国家一把手的作用相提并论；他对历史负有第一责任，国家命运就在他的手里。但是无论如何，国家最高领导人也要倾听亿万人民的呼声。因为说到底，“国际政治的特征仍然像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样，是自然力量与伟大领导人的相互作用⋯⋯世界政治仍然是政治实体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斗争。”
对外经济活动对中国及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意义越来越大。但是，在21世纪初已经变化了的全球安全形势下，仍然存在一种内向趋势，即根据国内的特殊情况制定对外政策。只是需要铭记，无力落实的外交政策，就是无效的政策。盎格鲁萨克逊式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和西方外交在理想主义掩饰下的精华。现实主义强调的是权力和安全；从权力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必须成为所有国际事务从业者的行动指南。
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生逢其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