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油换商品”到体系重构：中国与海湾六国经贸关系的深层逻辑

今年4月12日，美伊谈判刚刚宣告破裂的当天，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立德率高级别政企代表团连夜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三天的正式访华之行。这一时间节点并非巧合。此次访华是哈立德王储首次出访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也是中国今年接待的首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专门会见王储，李强总理与其会谈并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按照中国外交接待的惯常规格，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同时出场，本身已是最高礼遇的明确信号。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强调，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对阿关系，巩固和提升中阿关系是双方坚定共识，符合两国人民期待。哈立德王储则表示，阿方将发展对华关系置于对外政策优先地位。这些表述在外交辞令中属于分量相当重的定位。更具实质意义的，是访问期间召开的中阿企业推介会，其中包括两国签署24项谅解备忘录，涵盖能源合作新动能、农业科技与粮食安全，以及中阿投资新阶段三大主题。覆盖领域之广、签约规模之大，已远超传统意义上的能源双边关系所能容纳的范畴。

这次访问是一个极佳的观察切口。它浓缩展示了中国与海合会六国关系在过去近二十年间已经走到哪里，以及在中东地缘剧烈震荡的背景下，这段关系正在加速向何处演进。

⬆ 阿联酋阿布扎比太阳能发电厂（图片来源：网络）

奠基期的贸易替代与结构失衡（2008年～2019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水岭。欧美经济同步收缩，需求端的空缺在贸易层面迅速被中国填补。此后数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海合会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海贸易额约1300亿美元，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总额的68.3%。中国出口工业品、进口能源的互补格局由此固化，经济学意义上的“南南贸易替代”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标准样本——两个经济体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经济周期上的差异，构成了足够稳定的互补需求。

不过，这一阶段双边贸易的快速扩张却没有带动投资关系的同步深化，两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剪刀差。这一时期中国对海湾直接投资存量显著低于美国同期水平，且高度集中于能源开采、炼化与相关基础设施——中国对海湾国家工程承包合同中，能源基建占比长期超过80%，直接投资存量中能源相关项目同样占据压倒性份额。这就是所谓的“80%结构魔咒”。

这一魔咒的成因不难理解。央企在资源领域有天然的政策驱动力，民营资本则缺乏海外合规经验；海湾国家对非资源类外资也存在若干隐性壁垒；更根本的是，双方政府对经济合作的想象，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停留在“资源换市场”的框架之内，深层次的产业协同与金融互通尚未提上议程。

2013年之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开始从叙事层面改变这一框架。与海合会六国全部签署合作文件，标志着双边关系的定性从纯粹的商业往来向“发展模式”对接提升。沙特延布炼厂、阿联酋哈利法港一期等项目虽仍以能源物流为核心，但在融资模式、本地化要求和技术转让条款上，已隐约显现出超越单纯工程承包的合作形态。

全方位合作的结构性展开（2020年至今）

新冠疫情用一种意外的方式验证了中海经济关系的结构性韧性。2020年全球贸易普遍下滑，中海贸易额却达到2400亿美元，能源贸易逆势增长约30%。疫情将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稳定性推向全球视野中心，海湾国家在采购需求激增的背景下进一步向中国市场集中。此后数年延续这一势头，2024年中海贸易额达到2880.9亿美元，中国自海合会进口原油1.8亿吨。中国已连续十年是阿联酋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中阿双边贸易额达1080亿美元，同比增长6%。仅中阿一对就逼近1100亿美元，六国合计的规模体量可见一斑。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贸易之外合作维度的快速生长。数字经济是最具代表性的新轴线。华为、中兴深度参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的5G网络建设，这不只是商业合同的堆叠，更是技术标准与运营生态的系统性植入，切换成本和战略黏性均已大幅上升。阿联酋将中国定位为其数字转型的核心伙伴，沙特“2030愿景”框架下的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电子政务项目，中国科技企业的身影随处可见。

绿色能源领域的契合则更具结构性深度。海湾国家经济转型要求在化石能源之外重建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中国在光伏、风电领域积累的技术能力与产能规模，正好构成最高效的配套选项。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沙特阿尔舒巴赫光伏电站装机容量2.6吉瓦，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项目之一。更具战略意义的是，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旗下RELC公司与远景科技、晶科能源、TCL中环签署合资协议，在沙特本土建立光伏电池、风机及关键零部件的制造基地——这已不再是中国产品的简单出口，而是将制造业产能和创新生态共同移植进海湾。此次阿联酋王储访华期间，中国电建与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Masdar）合作的2.1吉瓦光储项目作为核心标杆项目写入合作框架，涉及金额139.62亿元人民币，堪称中阿新能源合作迄今最大的单体工程。

外交机制化程度的持续提升为上述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2022年中阿峰会与中海峰会、2024年海合会集体访华、《中海战略对话2023～2027年行动计划》的签署，将合作重点领域与落实机制以文件形式予以固化。此次哈立德王储访华作为2026年中国接待的首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时间窗口的选择本身也传递出明确的政治信号——中东动荡越深，北京的战略价值在海湾各国眼中便越重。

从单轨转到闭环的双向投资

中国对海湾地区的投资逻辑，正在从“买油”向“建链”转变。传统能源主导模式并未消退，但其在整体投资结构中的占比持续收窄，非能源投资占比从2010年的不足20%升至2024年的约35%。这一结构性松动，与海湾资本“向东看”的同步提速，共同构成了双向投资进入战略绑定期的基本图景。

● 中国对海湾：从工程队到产业生态
基础设施与产能投资构成中资出海的第一纵深。麦加至麦地那的麦麦高铁是中国高铁标准在中东市场的首个完整落地案例；哈利法港扩建工程将中国港口建设能力嵌入海湾最重要的航运枢纽；沙特吉赞产业园、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则将化工、金属加工等制造业产能前移至海湾本地，在满足海湾国家工业本地化政策要求的同时，打通了从生产到出口的完整价值链条。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0年中国在中东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突破100亿美元，技术含量与本地化指标均有显著提升。
但这种合作模式的本质变化，不在于规模的扩大，而在于中国企业角色的转换——从“交付即走”的承包商，变为持股经营、长期留守的产业参与者。中国港湾参与阿布扎比哈利法港运营权的获取，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性节点——过去中国企业负责港口的设计与建设，运营权留在当地或国际运营商手中；如今的模式是建设、投资、运营三位一体，直接参与港口的商业决策与收益分配。风险敞口上升了，但利润率和战略锁定效应同样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利益共同体。

联想集团在沙特利雅得投资建设PC制造厂，并将中东非洲区域总部落地利雅得，是“投建营一体化”模式的另一个清晰案例——这不仅是产能转移，还承诺将部分研发职能移至沙特、培养本地技术团队，以沙特为基点辐射中东北非乃至东非市场。比亚迪、吉利等新能源车企也在积极探索海湾建厂的可行路径，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逻辑，正在从产品出口全面转向产能出海。

● 海湾资本对华：从被动配置到战略重仓
与中国资本“向西进”同步，海湾主权财富基金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已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据Global SWF数据，2024年主权基金对华投资103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62%来自海湾国家。到2025年，扣除港澳台资金后，海湾六国对华一二级市场投资合计，已占中国实际境外FDI比重的接近一半——在欧美对华投资增速普遍放缓、部分领域出现资本回流的背景下，海湾资本事实上已成为支撑中国外资存量的关键压舱石。

在一级市场，这种存在感最为直接。阿联酋阿布扎比CYVN Holdings在2023年分两轮向蔚来汽车注资约33亿美元，持股比例达20.1%，并同步签订技术合作与中东市场开拓协议——这不是纯粹的财务投资，而是通过资本绑定产业链、以股权换技术的产业逻辑。穆巴达拉（Mubadala）在华投资超80个项目，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2023年对华投资同比增长120%。沙特PIF与深圳福田区合作设立的蓝海太库私募基金，首期规模逾10亿美元；截至2024年中，PIF在华投资总额已达220亿美元，覆盖汽车、光伏、金融科技等领域，其核心逻辑是将中国产能引入沙特“2030愿景”的本地化产业体系。卡塔尔投资局则通过春华资本渠道收购华夏基金10%股权，以金融牌照为入口切入中国资产管理的核心圈层。

在二级市场，海湾资本的布局同样持续深化。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截至2024年中已出现在27家A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股市值超过94亿元，偏好化工、有色金属、电子设备等“中国优势制造”赛道。更具战略意义的数字是ADIA的人民币资产仓位占比已从2018年的1.9%飙升至2023年的22.9%，这一升幅大幅超过其对欧美资产的同期配置变化，资本的东向流动已在机构层面形成不可逆的趋势。科威特投资局大中华区投资规模15年间增长数十倍，成为其全球第二大投资区域；沙特PIF于2021年取得QFII资格，正逐步从港股向A股渗透，并于2025年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不断有海湾国家选择以人民币计价融资，本身即是一种货币信号，表明海湾最重要的主权基金已将人民币市场视为可以长期深度运作的核心金融平台。

● 固定收益与国债：石油人民币的底层锚
如果说股权投资体现的是海湾资本对中国产业前景的判断，那么对中国国债市场的持续增配，则代表了一种更具战略深度的货币逻辑。沙特、阿联酋央行已明确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外汇储备组合，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增持中国国债（CGBs）及政策性金融债，同时利用“债券通”提升交易效率。卡塔尔投资局以中国银行为结算代理人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中资银行在海合会六国设立的14家分支机构则构成了支撑人民币跨境清算的基础网络。

这背后的结构性逻辑，是“石油-人民币-国债”闭环的逐步成形，在这个闭环中沙特阿美接受人民币支付原油，过剩的人民币头寸通过购买中国国债实现资产沉淀与增值，再经由CIPS等清算渠道完成跨境回流。这一闭环目前规模尚小、运转尚不流畅，但其制度骨架已经搭建完毕——阿联酋和卡塔尔的人民币清算行、阿布扎比第一银行作为CIPS直接参与者的加入、mBridge数字货币桥的推进，都是这个体系的组成部件。固收市场是海湾国家去美元化进程中最不声张、却可能最具决定性的一块阵地。

● 双向投资的战略绑定逻辑
将上述中国对海湾与海湾对华的投资趋势并置来看，一个对称性结构正在形成——中国企业以产能、技术和运营能力为筹码，在海湾构建制造与服务的本地生态；海湾资本以主权基金、产业基金为工具，在中国形成股权、债权与货币层面的多维锁定。两者互为条件、相互强化——中国产能在海湾落地，需要海湾资本的本地化背书；海湾资本在华增配，依赖中国产业持续创造的长期回报。

这种双向绑定与传统意义上的双边投资有一个根本区别，它不以单笔项目的财务回报为目标，而是以构建跨越经济周期的利益共同体为方向。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海湾主权基金正在成为继北向资金之后又一股长期、稳定、战略性的增量资金来源，其持股周期普遍在三年以上，且往往伴随技术合作、产业协同等附加价值。对海湾国家而言，与中国的深度经济绑定，是其在“后石油时代”寻求技术获取、产业升级与资产多元化的核心路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选项。

产能合作中的三链融合与价值链跃迁

投资结构的重构是量变，而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三链融合”则代表了更深层的质变。

在产业链层面，中资企业在海湾的存在形式已从工程队演变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沙特吉赞产业园涵盖厂房建设、设备安装、生产运营到本地员工培训的完整链条，并通过合资架构将本地资本与人才纳入其中。沙特阿美与中国石化的合资炼化项目，以及福建古雷炼化工程二期（总投资约100亿美元）中的中沙技术合作，已不是单向的技术采购，而是在生产工艺、设备标准和质量控制层面实现了实质性协同开发。

在创新链层面，联合研发从概念走向落地。在新能源、海水淡化、5G应用等领域建立的联合实验室，是中国科技输出从“卖产品”向“输标准”转型的关键载体。中国新能源设备技术标准正在海湾市场获得认可，打破了欧美在工业标准领域长期以来的垄断格局，也为中国企业在下游应用和服务市场的持续扩张预留了制度入口。

价值链层面的跃迁体现在合作内容从“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根本转变。智慧城市整体方案、综合物流枢纽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运营——这些合作需要将技术集成、数据管理与本地运营能力打包输出，利润率和战略锁定效应均远高于传统设备出口。借用产业经济学中“微笑曲线”的分析框架来看，中国参与者在中海产能合作中的位置，正在从曲线底端（制造组装）向两端（技术研发与品牌服务）迁移，价值分成结构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

伊朗战争的冲击、催化与货币博弈

2026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朗武装冲突，是中海经济关系面临的最重大外部冲击，也是其加速演进的最强催化剂，两种力量同时作用于同一段关系，方向却截然相反。

短期层面的负面冲击是真实的。伊朗是中国第三大原油进口来源国，2025年日均进口量约138万桶，占中国海运原油进口总量的13.4%。霍尔木兹海峡风险溢价的上升推高了中东原油到岸成本，通胀压力随之传导至国内；中资企业在伊朗周边地区的在建项目普遍陷入观望，部分已签约合同面临工期延误与成本重估。这些代价是具体且即时的。

但从中期与长期的维度看，这场冲突对中海合作的催化效应可能远大于其破坏性。

首先，它加速了海湾国家安全架构多元化的进程。“阿伯拉罕协议”框架内部的裂痕、美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策略摇摆，以及特朗普政府以“能源独立”为由收缩中东安全承诺，都在强化海湾各国对单一超级大国安全保证的结构性不信任。此次阿联酋访华签约内容中明确包含无人机生产线、防空系统采购，以及AI算力中心、北斗导航、5G中东商用等安全与技术领域的合作，防卫采购与基建投资、能源合同的“打包谈判”模式隐约成形。中国从纯粹经济伙伴向“准安全合作者”的角色演变，虽尚未触及正式军事同盟的门槛，但战略含义已不可忽视。

其次，这场冲突很可能构成石油美元体系向石油人民币体系加速过渡的历史节点。这一判断需要回溯近年来的基础设施布局。2023年中国完成了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阿联酋LNG进口，以及首单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同年中沙签署500亿元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24年，沙特未正式续签1974年以来美元独占石油定价的非正式承诺，沙特阿美对华人民币结算比例升至20%以上。2025年初，伊朗宣布对华原油出口100%人民币结算，沙特阿美则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结算比例至约40%。

冲突爆发后，数据变化更为显著。截至2026年3月底，中东地区对华原油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占比历史性突破41%，人民币首次成为中东石油贸易中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结算货币。CIPS的交易额在冲突后明显增加，单日处理交易额突破1.22万亿元。就在CIPS单日破万亿之后，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至三年来高峰，4月8日日内升近300点至6.8255。

支撑这一进程的基础设施体系已趋于完备。2024年阿联酋央行通过mBridge与中国银行完成了首笔数字迪拉姆跨境支付；沙特央行于同年全面参与mBridge项目，为石油人民币提供了数字货币层面的清算支撑。中国与中东地区人民币跨境使用在2020至2024年间年均增速高达53%，2024年跨境收付金额达1.1万亿元。

当然，“石油人民币”的全面到来仍有现实制约。当前大多数交易仍涉及证券投资而非货物贸易，货物贸易仅占总量的18%，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度不足依然是制约海湾主权财富基金大规模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核心障碍。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里亚尔盯住美元的货币制度与美国在中东的安全承诺，构成了石油美元体系的双重锁定，任何一端的松动都需要远比结算协议更系统性的制度重构。但方向性的转变已经启动，伊朗战争持续提供的外部压力将持续强化这一方向的动能。

结论

哈立德王储此次访华，在时间上是一个极富意味的节点。美伊谈判破裂当天飞赴北京，习近平主席与李强总理同时会见，24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金融、军工、AI、农业，这一系列细节拼凑出的图景，已远超“贸易伙伴”四个字所能承载的内容。

中国与海合会六国经济关系走到今天，其内在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从早期“能源换商品”的单一互补，演化为贸易、投资、产能、金融、技术、安全相互交织的多维结构。这不是某一次峰会的产物，也不是某个政策文件的结果，而是十余年间双方各自内在转型逻辑与外部环境压力共同作用的叠加输出。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段关系的深化，嵌套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进程之中——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秩序正在经历数十年来最深刻的压力测试，以美国单极安全承诺为基础的中东秩序正在加速松动，而中国正在这两个松动处同时增加自身的战略存在。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在访问结束后撰文写道：“让中阿合作成为不确定世界中最确定的航向。”这里的阿虽然指的是阿联酋，但同样适用于所有的海湾六国。这句话内含的真实逻辑，是双方都已看清楚的一个判断——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稳定的时代，稳定的大体量经济关系本身就具有独立的战略价值。接下来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深化”，而是“如何管理深化过程中的风险与摩擦”：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中资企业在海湾的本地化合规能力、海湾主权财富基金与中国资本市场之间的制度接口。这些议题的答案，将最终决定这段关系能走多深、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