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法（3）：比较

观其然，察其所以然

在殖民地时代的香港长大，看见洋人、洋货、洋文化总比本地的吃香。老在想，如果找到洋人在洋地方里怎样造出洋货和洋科技，那我们就可以用来发展自己国家。这是典型五四时期的青年思想，是我决定到外国求学的原因——要看洋东西在洋土壤是怎样生长的。

来到之后，发现他们也是问题很多。社会有钱，但未有解决，甚至未有减低贫富差距；科技“先进”，但未有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人才济济，但总是以光怪陆离为时尚、离经背道为标榜。今天，看见外国掮客（洋人或中国人）装着笑脸向中国推销精心包装的洋货就会有多一层的透视。国人看到“先进国家”的东西，或硬件、或软件，也会想拿来用用。这里，我聚焦于软件，特别是政策、系统、组织、法规之类，通称之为手段。当然，人们知道洋东西一定要经过滤和调改才能配合中国国情。调改了、用上了，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成败是“因为”（because of）调改过，还是“尽管”（in spite of）调改过？怎样去预先测试？这就要做比较研究了。
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和资源等条件和约束决定了他们的发展过程和方向。我们的条件和约束跟他们的不一样，不可能重复他们的过程和方向。如果勉强而为，一定事倍功半，而且不可能持续。但是，研究别人的做法（手段）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会帮助我们探讨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可以有些什么作为。

手段是用来解决问题或达成目的的。我在“论方法（2）：决策”一文中说过，成功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它们是解决问题和追求目的的约束和条件，是设计手段时必须考虑的“背景”元素。

在我的城市规划本行，典型的天时元素会是国家或地域性的经济与科技、历史传统、政治组织等；地利元素是政府结构、规划程序、工作职权、科技能力等；人和元素是利益团体的数量和素质、对持相反意见者的态度、私人企业的势力等。各行各业、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在以特选的手段去解决具体问题或追求具体目的时，都会有与这些手段相对应的天时、地利、人和背景元素需要考虑。手段与背景元素越匹配，也就是吻合越紧、矛盾越少、张力越低，成功机会会越大。反之亦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效”手段不一定“可行”。拿一个城市规划的例子：堵车。用什么手段解决？假设不能开路，就要减少路上的车。有很多手段：不准买车、加购车税、加汽油税、不准用车（限制汽车上路）、减少市中心区停车位、土地混合使用去减少通勤，形形种种。当然，最有效的是不准买车。但你是干规划的，你有这权吗？这看来是极浅显的道理，却往往被忽略。无论你的权力大小，总会有些事情是超出你的职权：一些你不能改变的大气候（天时），一些不属于你的小环境（地利），一些地位可能很低微但你不可缺失的关键人物（人和）。“手段”是要你的“手”可以掌握的才算。所以我强调“现在”：现存的问题，现有的能力。不要好高骛远，不能心存幻想。我绝对主张开阔眼光和考虑长远，但一定要落实于你现有的权力和能力可以“干”的事。你的实际职责和能力是你设计手段的起点。在分析手段与背景的匹配中，你可以天马行空，发挥你的想象力，但最终是你现在掌握的人力、财力、知识和组织资源允许你干的事。

当然，一个跟背景非常匹配（天时、地利、人和）的手段也不一定代表着“有效”的手段（解决问题、达成目的），但会是一个“最稳定”的手段。每次解决问题或达成目的都代表着一种“骚动”——对现状的骚动，引发出“新常态”。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要看你对稳与变的取舍。凡变都有代价，变越大代价越高。当然，人是很受时代心态影响的：有的时代是稳中思变，有的时代是变中求稳。我抗拒“变的意识形态”。不是凡变必好。变是好是坏，非但要看变的代价，更重要是要看变出来的东西比现在的东西好多少。我反对为变而变，支持要变才变。具体的意义是，如果有人想变，他要说服不想变者，而不是不想变者要说服想变者。也就是，想变者要承担“拿出证据来的责任”(burden of proof)。

再回到比较研究。研究是分析手段与背景的匹配；比较研究是分析在不同国家、地区或时间里，手段与背景匹配的同和异。比较可以是双边（两个国家、地区或时间）或多边。如果是双边比较就有四个变量（甲地的手段、甲地的背景、乙地的手段、乙地的背景）和两个关系（甲地的手段与甲地背景的匹配，乙地的手段与乙地背景的匹配）。

我当年出国就是要看看人家的东西（手段）在人家的土壤里（背景）是如何生长和发挥作用的，然后去芜存菁，移花接木，洋为中用。多年的观察和反思后，发觉他们很多的东西非但不能中用，即使在他们的土壤上都是畸形生长。相对地，它们废弃或搁置的东西，倒很可能在我们的土壤里有机会成长兴盛。到国外“考察”时要特别留意这些可能性。

在双边比较中，关键是甲地（西方）手段蜕变成乙地（中国）手段的过程。这是一般学院派和拍脑袋的比较研究忽略的地方。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甲地背景与乙地背景都是独特的，而且不易改变（起码不会在短期内改变）；甲地的手段是现成的，也不会轻易变，真正要“发明”的是乙地手段（从甲地手段蜕变出来去匹配乙地背景。真正的挑战是观察和分析甲地的手段与背景之间的匹配去创造出一个能够在乙地成功的手段与背景匹配）。我提出“背景迁移分析”（shift of context analysis）去回应这个挑战，可分7个步骤。

（1）辨明甲地所用手段。
（2）鉴别与甲地手段相关的甲地背景元素（天时、地利、人和）。
（3）分析甲地的手段与甲地背景的匹配：分析手段与背景之间的吻合、矛盾和张力。
（4）把甲地手段原封不动地移放到乙地，然后鉴认出这个甲地手段用在乙地上会引出或依托哪些乙地背景元素。这个步骤纯是设想，有点儿像爱因斯坦所说的“臆想中的实验”（thought experiment），只可能在脑中假设和测试。灵感来自上面第2步骤。
（5）分析甲地手段与乙地背景之间的“可能匹配”。分析手段与背景之间可能发生的吻合、矛盾和张力。灵感来自上面第3步骤，再加上对乙地的认识。
（6）研究甲地手段的“可塑性”。在不改变甲地手段的关键特性的前提下，找出其可调改的极限。灵感回归到上面第1步骤。
（7）塑造适合乙地背景的手段：假定乙地背景元素不变，塑造出一个可以与乙地背景元素最紧吻合、最少矛盾和最低张力的手段，亦即是最强的“乙地手段”与乙地背景的匹配。灵感来自第5和第6步骤。

最关键是第4 步骤：把甲地手段原封不动的套在乙地上。只有这样才可以逻辑地、系统地处理双边比较中的四个变量和两个关系。前半部分的第1、2、3步骤是分析甲地手段、甲地背景和甲地手段与甲地背景的匹配。这是为后半部的第5、6、7步骤铺路。中间的第4步骤是“背景迁移”：手段不变（仍是甲地手段），背景换了（乙地背景）。这是个关键的过渡，创造了一个过渡性的手段与背景配搭。第5步骤就是考虑这个过渡性的甲地手段与乙地背景之间可能发生的吻合、矛盾和张力。第6步骤是研究甲地手段的“可塑性”。最后，第7步骤是塑造一个适合乙地背景的乙地手段。这个结果可以是甲地手段的重塑，也可以是与甲地手段完全不同的新创作。比较研究的贡献在提供“灵感”。

引进西方的东西不代表要用它。它可以是种启发。但是要拿到启发和发挥启发作用就需要我们系统地、条理地去分辨和分析他们的手段和他们的背景，以及手段与背景的匹配。这样才可以吸取他们的精髓。引进他们的东西当然要过滤和调改去配合我们的国情。“背景迁移分析”就是在调改之前进行测试、调改后进行跟踪。最关键是首先分析这个西方手段，不经调改的用在中国，会跟中国国情发生什么程度的吻合、矛盾和张力。然后才按这手段的“可塑性”加以调改，或甚至重新设计，去提升吻合程度、减少矛盾和降低张力。这样，调改的正确性和合适度就有踪可寻。成与败，是“因为”调改过，还是“尽管”调改过，就有了答案。其实，这是“常识”（common sense），我只不过是把它系统化而已。

西方的发展模式不能持续，至少是不能作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但是我们不能离群独处。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跟得太贴，找些高处去看看形势，拿些时间去想想办法。西方确有很多令人羡慕的成就，但他们走的路不能重复，他们走的方向不能持续。抄袭不会是出路。研究、找启发、然后创新或会是生路。

找到十多年前写的一篇小文《人家的月亮》作结尾。月亮的盈缺有一定的规律：新月是初一，满月是十五。“外国月亮圆”是中国当年弱势的一种自卑与崇外。那时，是中国的初一，外国的十五。

我在外国亲见它们的月亮，可以证实，并不比我们的圆或大，但的确与我们的不同，要仔细看才可以辨识出来，而且还可以看出它正在变化。

在资本主义堡垒的美国，资本利益逐渐凌驾国家利益。透过精英政治，资本利益非但成功的支配执政的精英，也成功地分化抗拒它的精英。随着资本全球化，跨国资本、跨国政治逐渐取代“国家”。美国的月亮就是随着这轨迹运行，是去向初一，还是留在十五？

其实，月盈月缺可以说是象征机会的来临与消失，关键在于能否把握机会。明月光辉转瞬即逝，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也如此。中国的机会来到了。现时讲的“以人为本”道理深奥，真的去做，不会发大财。以金钱为本、以贪念为导、以竞争为用是美国发达的过程。但是，国内不安，国外扰攘，更多的钱，更强的兵，有啥用？一个伟大的国家是看她如何照顾弱小；一个伟大的民族是看它如何容纳他人。中国快要走到明月当头的时节了。选择发财，还是选择伟大。

编辑 | 肖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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