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

到20世纪 60年代末，绝大部分非洲国家都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葡萄牙、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当局仍在顽抗，它们还联合起来，形成由葡萄牙控制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在东西两翼、罗得西亚在北向前线、南非充当最后堡垒的强固格局，一度显得不可战胜。为此，黑人民族主义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南部非洲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完全解放。

南部非洲民族主义者的武装斗争

20世纪60年代初之前，南部非洲的民族主义者一般都坚持和平斗争。一方面，他们认为可以像非洲其他地区一样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解放；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力量的强大，如开展武装斗争将付出巨大代价。但进入60年代后，通过和平斗争获得解放的希望一一破灭：葡萄牙没有像英国、法国、比利时那样有保留但却总体有序地退出，而是变本加厉地对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地的民族主义斗争进行镇压；南非没有被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所谓的“变革之风”震慑，反而改制为南非共和国，进一步加强种族隔离统治，并着手将“托管”的西南非洲分割为以“部族”为基础的“自治”或“独立”的“班图斯坦”（Bantustan）；罗得西亚则单方面宣布独立（UDI,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试图摆脱英国干预，放手实施种族主义统治。同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南非、罗得西亚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还不断渲染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力图将自身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利益与资本主义阵营绑定，以获得其支持。

南部非洲殖民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势力之顽固可从罗得西亚当局领导人伊恩·史密斯（Ian Smith）的话中得到最好的体现：“我不相信在罗得西亚会有黑人多数统治——一千年里不会。”
在这种情况下，武装斗争无法避免。

20世纪60年代初，莫桑比克、安哥拉、罗得西亚、西南非洲、南非的民族主义者都在相关政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武装斗争。在莫桑比克，“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莫解阵”，Frelimo，Frente de Libertação de Moçambique）先是依托坦桑尼亚南部开展活动，60年代末在莫桑比克北部建立了较稳固的根据地，70年代初葡萄牙大扫荡打散了根据地，但“莫解阵”的游击范围反而进一步扩大。在安哥拉，有三支民族解放斗争力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MPLA，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安解阵”，FNLA, Frente Nacional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UNITA, Uniã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它们有各自的依托人群和主要活动区域；在津巴布韦，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人盟”，ZAPU, 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津民盟”，ZANU, 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并立，它们在国际上各有自己的支持者，斗争路线和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西南非洲，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人组”，SWAPO，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 ）主导民族解放斗争，它重视利用自身作为联合国托管地的地位寻求国际支持，依托安哥拉、赞比亚等国开展活动；在南非，已进行了约半个世纪和平斗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组建起“民族之矛”武装分支，与南非共产党等力量合作开展，在国内进行了短暂的武装斗争后即遭到镇压，被迫流亡国外开展斗争。

南部非洲民族主义者的武装斗争主要包括武装破坏、游击战、运动战等方式，在得到部分已独立非洲国家——特别是由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领衔的“前线国家”（The Frontline States）、社会主义阵营、国际社会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人士和组织等支持的情况下，持续地给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当局制造麻烦和施加压力。最终，葡萄牙在1974年发生政变，促成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在1975年的独立；莫桑比克的独立使罗得西亚东北和东部门户大开，以“津民盟”力量为主的武装斗争迫使白人当局坐在谈判桌前，黑人多数统治于1980年实现；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的解放使南非不得不直面黑人民族解放的洪流，西南非洲于1990年获得独立，种族隔离当局的统治则顽强地维持到1994年。

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复杂矛盾

南部非洲相关国家的民族解放之所以要依靠流血的武装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历史、族群和种族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反映到民族解放斗争进程中，就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复杂矛盾。

在一些国家，不同的民族解放斗争力量往往与不同的群体或地域利益关联。在安哥拉，“安人运”主要代表罗安达等地的城市居民和知识分子阶层，“安解阵”依托北部和东北部的刚果人族群，“安盟”主要在安哥拉中南部活动，虽然三方共同为安哥拉独立做出了贡献，但紧随独立的却是三方内战。在津巴布韦，“津民盟”虽可说是脱胎于“津人盟”，但“津民盟”往往被认为与绍纳人（Shona）相关联，“津人盟”则往往被认为与恩德贝莱人（Ndebele）相关联，二者在解放斗争中有过民族解放主导权争夺、路线分歧乃至流血冲突，解放后更是发生了“津民盟”打压“津人盟”的残酷事件。在莫桑比克，“莫解阵”实际上也是由三支力量合并而来，其中一支力量与葡萄牙殖民者有长期的历史乃至血缘的联系，他们虽然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但对建立什么样的黑人民族主义统治有自己的诉求，这支力量成为莫桑比克独立后反政府武装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莫抗运”，Renamo, Resistência Nacional Moçambicana）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些国家，不同的民族解放斗争力量会在路线和斗争方式上存在分歧。在南非，“非国大”重视与南非共产党、印度人力量、有色人力量乃至白人民主力量合作，强调联合各种力量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另一支被称作“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力量则声称“非洲人自己干”。在津巴布韦，“津人盟”一度高举高打，连续组织大规模队伍潜入罗得西亚展开袭击，结果遭受惨败，损失了从当时来看实属来之不易的精干力量；“津民盟”批评“津人盟”的冒进，强调要先开展游击战然后再根据情况发展运动战，还强调要联系和发动群众。

在“冷战”大背景下，不同的民族解放斗争力量背后有不同的国际支持者。比如前述的“津人盟”和“津民盟”在路线和斗争方式上的歧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者受到苏联的支持和影响，后者则与中国存在联系。在安哥拉，形势尤其复杂：“安人运”与苏联、古巴和东欧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安解阵”与刚果（金）联系密切，“安盟”则得到南非、美国等的支持，多支外部力量与多支内部力量发生复杂交互，最终使安哥拉在独立后成为“冷战”中的“热战”焦点。

除了围绕民族解放斗争力量本身的复杂矛盾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其中南非的问题最为复杂，它不仅仅是有“非国大”，还有“班图斯坦”保守领导人力量、6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青年和学生力量、白人民主力量、国际资本力量等。以“班图斯坦”保守领导人为例，他们虽然知道“班图斯坦”是种族隔离当局实施“分而治之”的毒计，但同时也认为自身作为“班图斯坦”领导人的地位与传统的“酋长”或“国王”相仿，所以他们更在意的是能不能维护这个地位，而不是整个南非的解放。

结语

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等南部非洲国家特定的历史造成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力量的强大，这种强大迫使非洲人不得不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这些国家特定的历史也造成了族群和种族等问题的复杂，这种复杂影响了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在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政党成为相关国家执政党后，解放斗争时期的一些复杂问题也影响了解放后相关国家的发展。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均跨国展开，民族解放斗争力量之间、已独立国家与仍在斗争的力量之间发生的种种联系除了影响相关国家发展外，还推动了整个南部非洲的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