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新经济将会是个性化消费、精准性生产的经济。我认为这样的经济极有潜力和可能改变农耕用地的经济（市场）价值，继而改变“城市化就是去农村化”的思维范式
●城市与经济
●解决城市与经济失调的主动作为
收缩城市是目前很受关注的问题；大食物观是习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农业发展概念。我想把这两个看似没有关系的主题通过“新经济”思维联系起来——以大食物观作为实施收缩城市的有效方法；以收缩城市作为拓展大食物观的有利条件。咋看好像突兀，但只要认识到“新经济”的走向就知道这是顺理成章。
先说收缩城市是怎样一回事。三、四、五线城市人口不断涌入一、二线城市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论是一、二线还是三、四、五线城市的管理者都感到忧虑。但不少学者、专家则说“不必恐慌”，因为这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必然过程，是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和转移的正常现象。更有人指出这是符合“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65%，人口流动确实存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变成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这非但是规律，而且是好事，因为人口空间的分布是人们用脚投票的客观表达，是一种“美好生活导向的人口流动”。如果城市管理者们真的放不下忧虑，就可以“做点弥补” ，主要是在中小城市、县级单元等补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促进返乡农民“安居乐业”。
城市与经济
这个所谓“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怎样来的，是不是金科玉律，完全适用于中国？并且用脚投票是不是反映“美好生活导向的人口流动” ，而不是生活逼人的无奈？诚然，人人都想“安居乐业” ，谁也不想离乡别井 。但是，你的乡和井有没有条件供给你可安的居和可乐的业？
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城市化”其实是“去农村化”。有专家曾这样说，“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农民进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增加，相应的农村人口减少。这是城市化的必然过程，是不可改变的趋势。”
我想从“城市化”( 作动词用)的深层意义说起。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的快速增长，无论是看人口或面积，确实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这是量的事情。量的变化当然影响质。我从两个方面去思考城市的本质：经济与城市。
“现代城市”是怎样成形和成出一个怎样子的形，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的特征是“标准化”（标准化生产自古已有，但工业革命把它提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支配一切的经济行为），因为标准化最便于机器生产（起码在18-19世纪是如此），而工业革命的机器生产只需要机械式（简单技能、流水作业）的劳动力。这样的机器生产自然地走向规模化生产，导致需要大量的机械式劳动力，于是要从人口过剩的农村（起码当时英国的农村如此）吸引大量中、低技能的工人（相对高技能的技工）。这就是资本经济（生产）开始时的模式——规模化的工业和大批中、低技术水平的工人。
工业革命“成功”，机器拥有者（资本家）发了财。代价是城市极度肮脏和混乱。下层人民恶劣的生活环境唤起新兴中产阶层的同情心，加上资本精英们也想提升生产效率和改善社会治安，于是一起推动城市更新。而且，当时工业革命也创造了足够的财富去进行更新。
怎样更新？也离不开资本逻辑：规模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排污），也就是以资本去解决环境肮脏，但同时打破了之前城乡之间的生态有机循环；标准化的土地功能分区（工、农、商、住分开，城乡也分开），也就是以资本效率为原则去清理土地空间使用的混乱，但同时撕裂了社会和经济的内在肌理。现代城市面貌遂现，它反映资本经济的逻辑。
且看中国的“城市化”。用的是西方的手法，但背后的因果关系有点不同。在西方，标准化和规模化的资本经济带来急速的城市化，过时的城市结构承受不了而崩溃。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城市更新创造了能够匹配标准化和规模化经济的现代城市。可以说，西方是先有资本经济才把过去和过时的城市更新为现代城市。中国的城市化是先把过去的城市改建为现代城市去吸引资本。这是把西方的经济与城市因果逻辑倒过来使用，以城市化去集中人口，从而创造经济活力。老实说，中国的现代城市比西方的更现代，更能配合资本经济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同时也更是“去农村化” 。
解决城市与经济失调的主动作为
在建设现代城市（标准化、规模化的城市）中，所谓的“地尽其用”一般都是以不同用途的经济价值来衡量的。由于建设用途的市场价值总是比农耕用途高，所以耕地保护永远斗不过经济发展，要保护耕地就只能动用“非经济”理由，例如粮食安全、农民生计等。所以，在以经济（市场）价值去衡量土地价值的前提下，城市化也必然是“去农村化”。就算谈乡村振兴也离不开这个资本经济的阴影。
专家们谈的“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仍是标准化、规模化的资本经济逻辑：企业越大越好，城市也是越大越好。在这样的前提下，专家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三、四、五线城市的收缩是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说收缩是“正常现象” 、“一般规律” 仍不能否认收缩是反映某种“失调”——国土空间配置和人口分布之间的失调。
失调有两类：有土地供应的地区，外人不想来，当地人也不想留（这构成浪费）；没有土地供应的地区，外人想来也进不来，当地人也不够用（这构成短缺）。收缩城市虽属前者，其实二者相连。
城市收缩的现象是在表达一个信息：现代城市发展和资本经济走向有点不一致。问题出在哪？是现代城市发展(以服务资本效率为目的) 与资本经济发展的步伐失调，还是城市的本质或资本的本质发生了变化？
工业革命以来，标准化、规模化的资本经济确实把人类的物质水平大大提升。但是，人类是很奇怪的动物，永不满足现状。温饱之余就追求享受，消费需求遂走向多样化。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和中产阶层人数增加，消费多样化加速。按理，生产应随着走向多样化，但这意味着生产规模也要收缩。可是，规模生产是资本增长和累积的必需条件，是资本经济的硬道理，怎能收缩？于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产品走向多样化，但生产保持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产品通过包装和宣传去作多样化产品销售。这怎能长久？消费多样化越走越快，走向个性化。把标准化生产的产品假装成个性化的消费品更行不通了。
这对城市发展有什么启示？为资本服务，以资本效率逻辑来建造的现代城市怎样向新经济的城市过度？
新经济将会是个性化消费、精准性生产的经济。我认为这样的经济极有潜力和可能改变农耕用地的经济（市场）价值，继而改变“城市化就是去农村化”的思维范式。逻辑如下。
个性化消费是指有消费能力的人会有更高的意愿去选择更能配合他个人需要和喜好的消费，也就是“特色”消费。特色消费品或可以来自标准化生产，但肯定不会是大规模的生产，否则何来“特色”。天下没有一样东西比“土地”更特色，因为地球上每一块地都是“独一”的。这个“独一”包括它的地形、地貌、地质，它周围的气候、气温、雨量，更包括地面和地下的动、植、矿物，等等。为此，以土地为生产要素的产品必然反映这块土地的特色。严格来说，在不同土地种植的、饲养的、挖掘出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完全一样(虽然可以是大同小异，但在个性化的消费模式下，小异才是值钱之处) 。各地的出产会各有特色。所以我们才有“土特产”的概念。这还未曾算上各地不同的民风、文化、历史等等。
个性化消费早有，尤其是精英们，喝的茶和酒、吃的鱼和肉，都往往以产地做招徕或标榜。贵州茅台、云南普洱、阳澄湖大闸蟹当然是全国，甚至全球知名。但任何地方都可以有当地名牌。洪山菜苔、洪湖莲藕、潜江小龙虾，武汉人谁不知晓。新经济将会是个性化消费的普及化（种种特色的消费者）和普遍化（种种特色的消费品）。
特色食物正可反映习总书记强调的“大食物观”( 以下参考资料来自2022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的讲话) 。他讲到“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在保障口粮的基础上，让食物的品类更加丰富，食物的结构更加优化，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得美”。三、四、五线城市市域内的农耕用地正好为实现“大食物观”提供绝佳的土地资源条件。靠近人口聚居地的特色农业可以使农地的经济价值提升，甚至超过建设用地。“城市化就是去农村化”的思维范式就要重新评估了。
其实，无论是食物、衣物、饰物，都可以想象出成千上万以土地特性为标签的“小众市场”（niche market）。已经来临的新经济将会是由众多的小众市场组成的。
精准化生产的农耕可以更好带动整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从包装、物流到科研、融资。可以想象一、二、三、四、五线城市通过形形种种的特色产业链条连起来去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创造共赢局面，并在整个区域的层面上打造出一套有机的城市与腹地关系。
新经济已经开始了。个性化消费需要精准化生产。三、四、五线城市的农地是这些城市的最大优势（也是一、二线城市所缺的）。但是，以土地特性去发展地方性的特色产业，包括作为乡村振兴的策略，是需要政府和人民合作去共同发掘和发展商机的。
总书记对政府的要求是很清楚的。“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 这里，关键在“宜”：从消费需求出发去找合适生产的土地。
自然资源和农业部门应该与科技部门合作去勘测和鉴别每块土地的种植、饲养、发掘潜力，与商企部门合作去开发和推动新的消费类型和模式，包括融资、宣传、推销等。这里，政府也应该以“实验”的心态去推进，包括用“比赛” 的方式去鼓励农耕用途的创意，并给与适当的政策支撑和财政资助。
农村土地的特色使用是直接地响应“大食物观” 。而且，推进农村土地特色使用也同时为向新经济转型提供条件。收缩的城市甚至可能在经济转型中捷足先登。若此，三、四、五线城市非但是一、二线城市的腹地，更会是整个城市体系向新经济转型的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