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部经济区的思路与对策

中部经济区位于我国中部地区，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湘东城市群规划建设，范围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及江西西北部7市 ，土地面积64.5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73%。2022年，中部经济区常住人口2.4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59%；地区生产总值18.48万亿元，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15.27%；人均生产总值为74423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6.84%。中部经济区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城市群、都市圈与经济区之间的关系，促进群-圈-区耦合发展。

中部经济区发展现状与特征   

（一）经济水平逐步提高，占全国比重波动上升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0～2022年，中部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快速上升，由61553亿元上升到184808亿元，占全国的比重由14.9%上升到15.3%（图1）。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0～2022年，中部经济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25473元增长到74423元，占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82.7%上升到86.8%（图2）。总体而言，中部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比重波动上升
产业结构调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核心驱动力，也是理解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基础，既体现了过往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发生了何种变化，又为未来区域经济进一步地发展奠定了基础（孙久文，程芸倩，2022）。长期以来，中部经济区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2021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总体上呈现下降后略有上升趋势，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总体呈现先上升后略有下降趋势，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带动了中部经济区产业快速发展，提高了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2010年，中部经济区三次产业结构为13.1∶50.2∶36.7，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占比相对较高；2022年，中部经济区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9.1∶41.0∶49.9，中部经济区产业结构实现了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图3）。此外，逐步完善的交通网络也将有力支撑中部经济区高质量发展。

（三）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逐步减小
城镇化是推动区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从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周诚君，2013）。2022年，中部经济区年末常住人口占全国的17.6%，中部经济区作为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是新发展阶段扩大内需的关键发力点。2010～2022年，中部经济区城镇化率快速提高，由43.5%提高至60.6%，12年提高了17.1个百分点。此外，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来看，2010～2022年，中部经济区涉及的四个省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入了绝对差距不断扩大、相对差距不断缩小阶段（图4、图5）。

（四）区位交通优势凸显，不断构建内陆开放新格局
中部经济区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交通运输能力不断增强。武汉“九省通衢”，是长江经济带和京广京哈南北大通道的交汇点，发展潜力巨大；郑州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米字形交通体系，使郑州市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湖北、湖南、河南三省位于京广交通线上，江西向东对接长三角、向南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此外，郑州、武汉、长沙、南昌相继开通欧洲货运专列，打通了中部经济区直通欧洲的陆上货运通道，从2013年郑州开行首列中欧班列至2023年1月底，中欧班列（中豫号）已累计开行超7000班；截止2021年11月，中欧班列（武汉）累计开行2095列。运输货物包括汽车零配件、精细化工材料、电子产品、服装、日用品等，货物市场涵盖德国、法国、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促进了中部经济区同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出中部经济区的区位优势，市场辐射力进一步增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快速流通和汇集，市场逐渐延伸至国内外多个地区，为中部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杨开忠，李国平，等，2021）。根据《2020年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报告》，2020年，中部经济区入围百强榜单的城市14座，包括江西4座、湖南4座、湖北3座、河南3座，且有7座城市位列前50名。

（五）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工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波动式上升
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助力经济发展。2012年，在《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在规划层面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点，开始探索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模式。2016年，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中，进一步提出了将中部地区打造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发展目标。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当前中部经济区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日益改善。此外，根据毛小明和胡伟辉（2021）的研究，2010～2019年，中部经济区各省工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增幅分别为：河南239.34%、湖南 210.35%、江西174.08%、湖北 134.15%（图6）。

中部经济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心城市引领作用不足，都市圈、城市群竞争力不强
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是其吸引生产要素的重要方面，中部经济区目前有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南昌都市圈。根据表2，从都市圈中心城市城区常住人口规模来看，2021年，武汉城区常住人口1093.8万人，为超大城市，属于一级中心城市；郑州城区常住人口719.2万人、长沙城区常住人口509.7万人，均为特大城市，属于二级中心城市；南昌城区常住人口310.6万人，为Ⅰ型大城市，属于三级中心城市。其次，从经济势能指数看，2020年，武汉的经济势能指数在我国目前29个都市圈中排名第6位，量级为Ⅰ级；长沙排名第10位，量级为Ⅱ级；郑州排名第18位、南昌排名第20位，量级为Ⅲ级。再次，从都市圈发展阶段来看，2020年，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均处于成长期，尽管都市圈内部通道已基本连接成网，但缺乏带动能力较强的副中心城市，也并未形成网络状的都市连绵带；南昌都市圈处于发育期，中心-外围特征明显，呈单核心空间结构，核心城市南昌仍处于集聚阶段，极化效应相对突出，但扩散和外溢效应尚不明显，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中小城市发育较差（黄艳，安树伟，2022）。城市群是在都市圈的基础上形成的，中部经济区有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湘东城市群。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城市群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中心城市的竞争。而中部经济区各个城市群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较弱，导致中心城市首位作用不明显，对区域发展的牵引带动作用相对较差。总体而言，中部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引领作用不足，且发展差距较大，都市圈、城市群合作互助的机制尚不健全，城市间协同治理能力较弱，区域间行政壁垒、市场分割等现象仍然存在，都市圈、城市群内不同区域之间互动发展的格局还没有形成。

（二）营商环境局部良好，整体水平不高
城市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活动场所，其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活力和企业家投资区位的选择。2020年，中部经济区内的省会城市营商环境在各自省内排名均是第1位；位列全国除直辖市外27个省会城市的前10位的有武汉、郑州和长沙，这3个省会城市营商环境相对较好；南昌位列全国除直辖市外27个省会城市的第15位，位于全部参评城市（289个）的第38位（表3）（李志军，2021）。总体而言，中部经济区因市场化水平较低、法治环境较差、产业配套能力较弱、生产成本以及交易费用较高等诸多因素，营商环境整体水平不高。

（三）教育发展差距较大，区域创新能力不强
教育水平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支撑，优质的教育水平能够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的人才，提高创新能力。中部经济区有5所985同时也是211大学，包括湖南的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共3所，湖北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共2所，而江西和河南没有985院校；除此之外，中部经济区还有8所211大学，包括湖北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共5所，湖南的湖南师范大学1所，江西南昌大学1所，河南郑州大学1所；表明湖北和湖南的优质教育资源相对较多，而江西和河南都是仅有1所211院校，中部经济区教育发展差距较大，且高级别高等教育院校资源不足。
区域创新发展是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2》，2012～2022年，全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由60.28分提高到75.52分；中部经济区4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均有不高程度的提升，但是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排名来看，江西提升幅度最大，由第25名提升至第16名，但中部经济区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仍然较弱，从要素驱动迈向创新驱动的动能尚需提高（表4）。

（四）产业层次相对较低，区域协同水平较低
中部经济区的产业层次比较低，对外竞争力较弱，难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部经济区大多数城市第二产业以传统的基础制造业为主、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与创新的能力不强，产品的附加值低，所获得的利润远低于高新技术工业。由于区位及自然禀赋等条件相似，中部经济区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趋同的产业结构又导致区域的产品集中度低，生产的集约化程度难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弱化（杨开忠，李国平，等，2021）。由于行政区划、地方利益、政绩考核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部经济区各省对外接纳程度始终不够，现实是省际间的竞争行为往往多于合作行为，区域之间难以实现协调发展。中部经济区缺乏统一的区域市场，各省只注重自身的局部利益，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依旧十分突出，行政区划壁垒突出，人才、信息、资金、技术等要素资源流动不畅，使得商品与生产要素难以在区际之间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区域规模经济难以实现。中部经济区各省之间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部门化、地区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得各地区立足于当地的发展，缺乏全局观念，倾向于能促使本地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规划，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联动机制和区域协调机构（杨开忠，李国平，等，2021）。

（五）区域内部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
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状况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中部经济区不同省份在发展过程中不能进行有效整合，使得中部经济区的区域空间差异呈现南北地区差异，在空间上大体可分为长江流域和黄淮流域南北两片。湖南、湖北和江西属于长江流域南片，南片各省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背景都比较相似，除了南部和西部山区同属亚热带丘陵山区之外，人口稠密的平原区域，湖北江汉平原、湖南洞庭湖平原和江西潘阳湖平原都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南片地区自然、文化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南方特征，各地之间经济联系较为密切，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河南属于黄淮流域北片，主要位于淮河以北区域且自然条件具有较为明显的北方特征；北片区内自然条件较为复杂，豫西则属于秦岭山脉东段的伏牛山区，豫东属于黄淮平原（杨开忠，李国平，等，2021）。此外，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状况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2010～2021年，中部经济区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四省之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不断扩大（图7）。综上，中部经济区内部发展差异明显，尤其是南北自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对区域政策的效果产生影响。

中部经济区未来发展重点  

（一）壮大都市圈、城市群，构筑中部经济区高质量发展引擎
城市群与都市圈将成为支撑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新发展阶段，需要以城市群为主向都市圈与城市群并重转变，通过加强都市圈的建设，健全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打破地域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发展，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程度，促进长江中游、中原、湘东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强化并提升都市圈、城市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促进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区耦合协同发展。都市圈、城市群各城市依靠域内特色优势资源，联手打造特色的产业集群，围绕优势产业，深化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形成基于市场机制的优势产业集群，增强产业竞争力。在体制机制、营商环境、数字经济、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生态文明以及扩大开放等方面先行先试和大胆探索，引领中部经济区高质量发展。

（二）培育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中部经济区土地面积64.57万平方公里，在“三群四圈”之外多数都是欠发达地区，由此需要支持城市群、都市圈之外地级城市的发展，构建中心城市带动、中小城市支撑的网络化、组团式格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大力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明确提出“继续做大做强洛阳、宜昌、芜湖、赣州、岳阳等区域性中心城市。”涉及中部经济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有洛阳、宜昌、岳阳，这些城市应着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形成带动中部经济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节点。通过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发挥中小城市的资源优势，壮大特色支柱产业，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发展质量，培育形成一批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三）强化开放合作，建设全国内陆高水平开放试验区
中部经济区具备较为优越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充分发挥中部经济区的比较优势，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强化区域次区域合作，在更大范围配置各类要素资源，建设全国内陆高水平开放试验区。

深化区域内部合作，全面清除妨碍统一市场形成和公平竞争的地方性法规政策，打破地方保护和各类隐形壁垒，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依托湖南湘江新区、江西赣江新区等平台以及湖南湘南、湖北荆州、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江西赣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积极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推动集聚、集群和集约发展，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大力推进赣粤产业合作园、赣闽产业合作园、湘粤（港澳）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在符合环保标准和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推动加工贸易、IT等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及国内外知名企业生产基地向中部经济区有序转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在产业、经贸、能源资源、人文等领域的经济文化联系，建设高标准的制度性开放体系。提升各类开放平台的作用，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促进各开放平台在信息物流、产业发展上协同合作。加快构建内外并举、全域统筹的开放格局，不断扩大对内、区际和国际“三重开放”（王必达，赵城，2020），着力发展内陆型开放经济，建设全国内高水平开放试验区。

（四）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乡村是经济区中较为薄弱的地区，处理好中部经济区的城乡关系，是中部经济区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中部经济区近几年城乡收入相对差距逐渐减小，城乡融合水平逐步提高，但依然存在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收入差距大等问题，应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一是以科技引领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农业振兴，努力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促进数字农村的新发展。二是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以城乡互动为载体实现均等化，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刘秉镰,袁博,2023)，为乡村提供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更加普惠的公共服务，促进优质要素双向流动。三是推进治理结构现代化。打造一体多元的城乡治理主体体系，推动各个共建主体的治理资源有效协同和融合，实现治理结构现代化（陈荣卓，2022），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促进中部经济区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区域合作组织，健全一体化发展的推进机制
由国家层面统筹，设立协调部门，建立和健全由湖南、湖北、河南和江西构成的区域合作组织，通过联席会、产业联盟、合作论坛等不同的形式，形成制度化和网络化的沟通联系渠道，就中部经济区发展涉及的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达成基本共识、进行协调沟通，并付诸实施。抓住提升发展优势区域综合承载能力的机遇，尽快制定《中部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中部经济区范围内重大生产力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与空间利用相关的政策及规划制定。加快完善一体化的市场机制，突破行政壁垒和体制障碍，积极营造有利于推动资本、技术、产权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氛围，形成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生态环保、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同时，推进政府层面的改革，破除影响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性障碍，加快形成相互协同的管理机制、合作机制、服务机制和推进机制。

（二）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生机
中部经济区需要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在开放发展的过程中，中部经济区要着力推动要素开放和规则开放，按照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要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体系，以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加大改革力度，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全面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深入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水平。优化政务服务环境，简化行政审批，加大审批权下放力度，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审批效率。完善法律法规、政策激励等制度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强市场活力，鼓励各类企业发展及技术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科技研发等，为企业提供有力支持。优化企业服务，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尽可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提高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品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信用承诺制度，着力提升中部经济区数字化营商环境水平，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三）增加创新投入，优化区域创新体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创新投入，集聚创新资源，吸引创新人才，建立中部经济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一是搭建区域创新平台，成立创新基地、科技园区等创新平台，吸引优秀科技企业和人才进驻，激发创新活力。二是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加强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三是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培育，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不断优化中部经济区的创新体系，提高中部经济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为推动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四）坚持绿色发展，打造生态文明经济区
中部经济区位于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的中上游地区，拥有鄱阳湖、洞庭湖等众多湖泊，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也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中部经济区应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协调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布局，发展集约高效的现代化产业，坚持高标准保护，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准入，加快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农业等重点领域的清洁生产，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逐步恢复生态系统和生态服务功能，切实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充分发挥江西全国生态文明示范省，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系列综合试验平台的作用，积极探索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特别是在生态补偿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先行先试，打造全国生态文明经济区。

参考文献：
① 孙久文,程芸倩.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特征及对策建议[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2,38(02):27-33.
② 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周诚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对若干重大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与政策建议［J］.中国社会科学，2013（7）：59-76+205-206.
③ 杨开忠，李国平，等.面向现代化的中国区域科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21：507-521.
④ 黄国华，付军锋，王国秀，等.2020年中国城市外贸竞争力报告[J].中国海关，2021（10）：6-7.
⑤ 毛小明，胡伟辉.产业承接视角下中部地区工业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1（05）：73-83.
⑥ 黄艳，安树伟.中国都市圈：识别、特征与发展态势[J].中国投资，2022（Z2）：29-36.
⑦ 李志军.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1：90.
⑧ 王必达，赵城.黄河上游区域向西开放的模式创新:“三重开放”同时启动与推进[J].中国软科学,2020(09):70-83.
⑨ 刘秉镰，袁博.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城市群发展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J].城市问题，2023（03）：12-16.
⑩ 陈荣卓.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J].国家治理，2022(21)：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