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冲突与冲突解决

由于自然、历史、族群、宗教、经济和社会发展、外部介入等方面的原因，大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后都遭遇了不同形式和烈度的冲突。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冲突解决后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则冲突难绝乃至成为爆点和热点，时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 尼日利亚内战中比夫拉方的军事训练

20世纪60—90年代的冲突与冲突解决

20世纪60年代，多个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迅速陷入冲突。刚果民主共和国独立时陷入了民主统一力量、族群主义力量、地方分离主义力量、国际矿业资本力量、仍未完全离去的殖民者、苏联、美国等多方卷入的暴力混乱。尼日利亚独立后不久即陷入有地域依托的族群之间的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暴力冲突，随后伊博人宣布分离，建立比夫拉共和国，暴力冲突遂转变为内战，持续两年多的内战又带来了更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经济社会损失。在仍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力量控制的莫桑比克、安哥拉、罗得西亚、西南非洲、南非，此前主要以和平方式展开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斗争开始转向武装斗争，为了应对黑人民族主义武装的游击和暴力颠覆活动，葡萄牙殖民当局和南非、罗得西亚的白人种族主义当局进行镇压，持续约30年的南部非洲区域性动荡由此开启。

70—80年代，在冷战争夺的世界背景下，非洲的一些地区陷入“热战”漩涡，内战激烈的同时外部的介入也很复杂。安哥拉的内战不仅涉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和当时仍为南非控制的西南非洲，还涉及美国、苏联、古巴、东欧国家等；莫桑比克的内战除了涉及南非、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外，还涉及美国、苏联、朝鲜等；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欧加登战争则一度可称是苏联和古巴武装力量的舞台。

战争和较大规模的冲突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持续或者不时爆发的同时，部分非洲国家内部的政变、伴随暴力的混乱、分离主义活动和部分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也时有发生。最为“常见”的是政变。有统计称，1960—1982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有近90%遭遇过政变、未遂政变或政治阴谋。在政变和军政权多发的西非，只有塞内加尔未有过军政权统治，而加纳虽给外界以总体稳定和平的印象，但实际上它在1966至1981年间经历了五次政变，其中有三次是在四年内接连发生。刚果（金）长期无法有效控制全境，也难以保证对军队和地方武装的掌控，以致加丹加地区长期抱有分离主义倾向，东部毗连大湖的地区更是成为跨国流动武装力量生长的“沃土”。埃塞俄比亚则除了政变和内战频仍之外，还与厄立特里亚、索马里等多次兵戎相见。

从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非洲冲突的解决受到诸多限制。从非洲自身来说，除了客观上的资源和能力缺失外，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有影响的力量本身就深陷冲突，比如作为非洲统一组织创始者的恩克鲁玛和塞拉西一世，自己就是被政变推翻。种族隔离统治下的南非虽具备从当时非洲标准来看可称超强的物质力量，但这种力量却被用来在南部非洲区域范围内实施经济打压、突击作战、绑架、暗杀、颠覆，成为区域性冲突的根源。从外部来看，联合国缺少强势介入的物质力量，前殖民宗主国和冷战各方则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别有用心，也很难有效地推进冲突朝有利于非洲的方向解决。

⬆ 2013年阿比让武器销毁仪式上待销毁的轻小武器（图片来源：联合国网站）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冲突与冲突解决

回顾20世纪90年代之前非洲发生的种种冲突，殖民主义所制造或者激化的地域、族群和宗教矛盾、独立后的资源和权力纷争、非洲国家政府在发展和治理上的不力、外部力量各有用心的介入等被认为是导致冲突并使冲突复杂化的重要原因，其中冷战背景下的外部介入尤被认为是“罪魁祸首”。然而，当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终结时，一些原本还算稳定和平的地区和国家却爆发了冲突，一些地区和国家原有的冲突则变得更加剧烈：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相继爆发内战，安哥拉在经过了极为短暂的和平之后因权力分配难以达成一致而再燃战火，埃塞俄比亚内外麻烦不断，索马里陷入至今仍未逆转的分裂，卢旺达发生震惊世界的屠杀事件，刚果（金）则陷入所谓的“非洲的世界大战”。事实证明，简单地将冲突归咎于外因并不全面，也不利于真正地认识冲突从而解决冲突。

稍可庆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集中发生的数场比较严重的冲突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逐渐平息或者烈度减弱，而卢旺达、南非、安哥拉这样的国家，更是让人有“一乱一治”“否极泰来”之感。尽管有如科特迪瓦这样有长期和平发展历史的国家竟也陷入暴力冲突，尽管有冲突发展至催生新的国家——南苏丹，尽管政变仍是一些地区和国家政治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社群冲突、资源争夺、选举冲突等时时闪现，但大范围、大规模、高烈度的暴力冲突一度似乎确实相对有所减少。

然而，对一些特定的地区和国家来说，完整而持久的和平似乎很难实现，萨赫勒地区、非洲之角、大湖地区及相关国家就是如此。对于这些地区和相关国家的冲突，必须追溯更久远之前的历史。以萨赫勒地区为例，在有比较明确记载的约千年的时间里，冲突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主题。在居民主体依赖农牧而农牧自然资源又明显有限的情况下，萨赫勒地区一直无法摆脱因资源争夺而起的冲突，当出现气候变化压缩自然资源的情况时，冲突就会陡然激烈；与此同时，萨赫勒地区又是一个地理过渡带，长期存在的人口流动造成了社群混合与文化冲撞，这种混合与冲撞注入宗教元素之后，形成难以解开的冲突之网。面对复杂形势，外部力量只能要么拒绝或者有保留地介入，要么让复杂形势为自身利益服务——也就是说，要么忽视，要么推波助澜。

应该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非洲自身在冲突解决方面已有较大的提升，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机制。尽管仍面临资源短缺、强制能力不足、中立性易生争议等困难，非洲联盟、各次区域组织和少数几个次区域大国仍在武器控制、冲突预警预防、冲突爆发后施压促和、调解、难民问题解决等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从外部来看，联合国、主要大国以及与特定冲突相关联的国家也在开展工作，但客观上来说，与世界上其他冲突也比较多的地区和国家相比，非洲虽然可能是冲突最易发生的地区，但也是最常在实质上被忽视的地区。

⬆ 萨赫勒地区的一处难民营地（图片来源：联合国难民署网站）

结语

2013年，非洲联盟在成立50周年之际提出要建立一个“无冲突的非洲”，要去除战争、内部冲突、人权侵害活动、人道主义灾难和暴力冲突，阻止屠杀，实现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和平——这就是所谓的“静默枪声计划”（Silencing the Guns）。非洲联盟还为这一计划设定了一个期限：2020年。对于这一计划，联合国表示认可并表态会提供支持，为此还提出了几项工作重点：加强武器控制、规范自然资源管理、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协作。

然而，“静默枪声计划”提出后，非洲的各类冲突不减反增。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的扩散、与资源相关的族群或社群间的冲突、不合宪法的政权变更、部分国家内部的暴力混乱等此起彼伏。到了2020年， “枪声”显然没有“静默”并且短时期内也看不到“静默”的可能，非洲联盟遂将期限推迟到2030年。

 “无冲突的非洲”虽不现实，但仍值得期待和追求。非洲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冲突有深刻的自然和历史根源，又受制于复杂的内外现实条件，恐怕很难彻底消除。更现实的目标似乎应该是尽可能寻找和利用机会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尽可能在掌握相应规律后做好预警、预防和应对准备，尽可能控制冲突的范围、烈度和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