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要让“三农”变身“强富美”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这是李克强总理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三农”最强和最重关注的表达。“强、富、美”凝成了李克强厚重的三农情结，这既与他大国总理的职责相关，也与他早年求学和插队的经历有关。
在履新总理之际，李克强提及他曾经是安徽凤阳的插队知青，当时那里是中国农村出了名的穷地方，后来则是中国农村承包制改革的发源地。1977年高考后，李克强是在田头锄地时得到高考录取通知消息的。后来李克强的硕士毕业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博士毕业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都与三农息息相关。
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这样提及三农，他说：“农业是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领域，更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对比两年的措辞，农业现代化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攻方向。
除了政府工作报告两提“重中之重”外，从2004年到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二锁定“三农”，这些都体现了中央对“三农”的高度重视。当然，“三农”长期被高度重视本身也说明其难度较高，问题不易解决。比如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农业边缘化与农村空心化等都有加大加速的趋势，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前进中的困难和挑战”时，就说“农业基础薄弱”。
正因如此，为“三农”问题找出妥善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是追逐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城乡分裂的中国。
三产融合振兴农业
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甚至称之为割裂也不为过，但多数人只以为这是城乡经济社会的差距，其实产业结构上的割裂也相当严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地方农产品大丰收，结果价格大跌，产量越大越卖不出去，最后农民苦不堪言。这些经过媒体报道后，城市里一些群体会发起集体采购，买些爱心橘、爱心香蕉之类，但这只能治标无法治本。
针对这些问题，一号文件提出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当然，缓解上述问题绝非三产融合唯一效果，甚至仅仅是其一个副产品。因为三产融合在韩国、日本已经大面积的推广，被称为“六次产业”(1×2×3=6)。根据这一概念提出者的设想：农业不仅仅是耕种农作物，还要延长产业链，农民还要自己搞加工，自己搞物流、经营、流通，把第二、第三产业都包括进来。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引导农民瞄准市场调整种养结构，支持农产品加工特别是主产区粮食就地转化，开展粮食作物改为饲料作物试点。”农民如何瞄准市场?这就是当前工作的难题，这就需要六次产业的融合，比如第三产中的信息服务做到位，不要求每一个农民都要紧盯市场，而是由专业的机构或者个人去负责信息采集，瞄准市场动向，然后再反馈给有需求的农民，这也符合李克强说“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
同样，主产区粮食就地转化也是三产融合的思路，转化就是“农业深加工”，这就可能涉及到第二产业，比如有些粮食作物可以改为饲料，还有些质量不好或者废弃的作物可用作生物燃料。
这些举措不仅是一种技术组合，更是一种理念的更新。因为农业的发展已经不能仅仅依靠自身，急需拓展农业的外延才可能攫取更多的资源，才能振兴农业。诚如有专家所言，农业是融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于一体的产业，要从初级的农业种养业催生和拓展出加工、流通、销售等新环节，形成“一产接二连三”的互动型、融合型发展模式，打造“六次产业”。
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在工业从“3.0”升入“4.0”之际，也能把中国农业从“1.0”(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小农经济)带入“2.0”(机械化生产为主、适度经营的“种植大户”时代)乃至“3.0”(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千百年来都已经锁死，必须通过机械化乃至智能化的方式越级提升，否则农业永远没有出路，如果农业没有出路，那么农民和农村也就没有了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六次产业”已经在部分地区开花结果了，比如江苏、上海等地的茶场、农场，就打造了一条“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链。最近风靡网络的“褚橙”、“柳桃”和“潘苹果”，由于褚时健、柳传志、潘石屹这样的知名人物变身“新农人”，借助电商平台推广农产品，他们在给中国传统农业上一堂“高大上”的公开课。
不过，这些做法还是新鲜事物，如何推广乃至在更高层面促进三产的融合，还需各种尝试和探索，尤其是向日韩等国学习，然后各级政府和部门推出更加细化的鼓励与引导措施。
让农民工不再心酸
城乡的差异并不限于表面上的经济收入、基础设施等差异，在城乡的两类居民，身份的不同背后还有不少法律权利的兑现程度、实现水平的差异。对于城乡这种差异，感受最为真切的莫过于2亿多的农民工。
李克强3月7日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说到他去贵州考察，与农民工有一番让人有感触的对话，这引人深思。当时在一个高速公路服务站，李克强看到了一群农民工，他们是从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回老家贵州过春节的。总理就问他们有什么愿望，他们中的多数回答说，想回贵州就地打工就业。
总理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回答，“老娘在家，孩子在家，出去十多年了，没有尽到孝，没有尽到责任”。李克强又问他们在外地过得怎么样，他们当着总理的面就流泪了。总理又问“怎么了?”他们说“心酸”。原来，他们很难完全融入当地，很多待遇是不平等的，不只体现在社会公共服务，还有企业薪酬。所以，他们说，多数人想回家……
据称，总理讲述自己的这段感触时，现场鸦雀无声，代表们被总理的民生情怀深深打动。其实，不只是在座的代表，即便是面对屏幕的广大读者网民都会感动，因为总理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谁没有接触过农民工?只不过，很多人没有像总理那么深入地去调查和了解。
对于大量城市居民而言，他们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子女能否就近入学，尤其是能否顺利参加中高考，哪怕遭遇到了一些不公平待遇，他们总有正常沟通的渠道和解决方式。但是对农民工而言，他们很多就像漂在城市表面的浮萍，根子不在城市，他们因为户籍的关系无法享受很多作为普通公民的法律权利。
如果农民工退归乡村，有很多权利无法享受，问题也并不大，因为周围的人也是如此，没有对比就没有差别。但是在城市，这种权利的差异性太过于明显，他家的孩子可以进入设施齐全的公立学校，你家的孩子只能进入破落无助的打工子弟学校，这种差异不仅会刺痛农民工这一代人，更会传导到他们的子女，甚至让阶层流动陷入停滞。而这些弊端，积累得越久，其矛盾爆发的概率也就越高。
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府公共服务的一大目标就是让这些外来农民工不再心酸，不再需要向总理哭诉。这既是李克强述说这个故事的初衷，也是亿万农民工的心愿。
从城市入手化解“三农”
农民工心酸的问题表明三农并不只是要求农村就地解决，有些问题需要从城市入手。李克强总理在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三个1亿人”：第一个“1亿人”是促进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第二个“1亿人”是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第三个“1亿人”是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里面相当比例就是农民工，要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协助他们跨过双重门槛。
一道门槛是制度的，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度设置锁定了城乡二元的格局，尽管去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别”，但是名义上的区别还不足以解决实体权利上的差异。在不少城市，没有当地户籍，买房买车办牌照都有各种障碍，不要说农民工，就连普通白领都无可奈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对已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尚未落户的外来人口，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取消居住证收费。”“落实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政策，完善后续升学政策。”这些为解决农民工心酸的问题指引了方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一些惠民政策落地不能兑现或者打了折扣。
另一道门槛是市场化的门槛，这种门槛虽然普遍存在于各国，但在中国尤为突出，因为它被前述的制度门槛强化和扭曲。比如，农民工要想在城里安居乐业通常都需要住房，而目前城市的住房价格水平通常都高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尽管这是市场供求关系所致，但是追根溯源，农民工难以买下房子因为无法申请公积金贷款，他们无法获得高收入也源于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恰是前面制度门槛和城乡发展水平差异的结果。
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市民化挂钩机制，合理分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这可以解读为：城市主政者要加大对于外来人口的财政投入，对于公共服务的责任承担，不能局限于户籍人口，至少是要覆盖到常住人口。
所谓均等化就是：一方面，既包括在城市里的公共服务不因户籍差异而被歧视，也包括提升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追赶城市;另一方面，既包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也要均等，也包括享受该服务的水平均等。李克强还提到：“制定实施城市群规划，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公众可以期待城市群的功能会大大加快这种均等化进程。
当然，在均等化还难以很快到位时，城乡的政府部门也还是有改进服务的空间，让农民工少些心酸。政府部门可以用高效、优质、真诚的服务弥补由制度和市场造成的社会裂痕，比如在涉及农民工的婚姻、子女的教育等方面，政府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减少他们奔波、分离之苦。尤其是在服务态度上，对农民工或其他外来人口，公务人员完全可以有一副更温暖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