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村”向“名片村”转变的实践探索

引言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因此，城乡融合的前提和关键是城市与农村共生互促，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设计核心是打破农村被动接受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带动和反哺的单一模式，转向“城”与“乡”基于同等主体地位实现资源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的新型模式（王志锋等，2023）。概而言之，就是要谋深做实“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就“兴村”而言，就是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通过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城里人进村消费，从而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

城乡融合是城乡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基本特征之一是乡村经济非农化及城乡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经济融合（刘守英等，2022）。而实现乡村经济非农化，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理解我国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即在推动乡村经济非农化时，既要充分利用乡村现有资源禀赋，又要不断创新乡村经济发展模式。大国小农，“大”在国家人口规模巨大，农业承受的市场需求压力大；“小”在农业经营规模小，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农业自给性强、商品率低（叶兴庆，2023）。在现代化背景及西方现代话语体系下，“小农”往往被认为是农业生产率低、生产方式落后的代名词，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掣肘（袁宇阳，2024）。纵观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历程，改造小农户和小农经济始终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策略，即通过改造和整合小农户，可以形成适度规模的家庭经营和农民合作社，从而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进而降低单位成本，最终提高乡村发展的整体效率。贺雪峰等（2015）认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应超越大规模与小规模之争的论断，而需基于小农经济的现实性与必要性推动小农的现代化转型。当前，随着精英外流和空心化加剧，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纽带疏离，村民间的社会关系缺乏有效组织化和团结的连接，农业型乡村社会逐步陷入了集体行动能力弱化甚至丧失的原子化困境（周大鸣等，2018）。因此，对于多数乡村而言，需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来提高乡村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同时，还需要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创新创业，促进乡村企业集群发展，增强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提到，“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支持打造乡土特色品牌。”从一方水土中挖掘乡土资源，各地打造了不同特色的乡村“名片”，乡土特色品牌快速涌现。其中，农、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村庄实现了精彩蝶变。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各地共宣传推介了256个美丽休闲乡村，发布了“乡味”浓郁的109条精品线路和365个精品景点，累计推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953个，打造了一批城乡居民休闲旅游“打卡地” 。

浙江省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方面起步早，成效好，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不仅对全国夯实“兴村”任务有示范作用，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认可。而嘉湖片区作为全国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之一，在保持经济较快速度发展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城乡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协调发展，达到了高水平均衡状态。其中，嘉兴农村居民收入连续20年保持浙江省首位，是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湖州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在破除居民收入、宜居环境、优质服务、要素流动、数智进程五方面的城乡差距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鉴于此，为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战略部署，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依托长期围绕土地、城市等领域开展研究的理论优势，于2024年7月31日至8月7日前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德清县）和嘉兴市（桐乡市、秀洲区、海盐县）开展以“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实践调研工作，围绕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和农民反映的实际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对案例的考察主要采取了会议座谈、深度访谈等调研方法。

理论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重用一批“经济能人”“正义好人”和“乡村领路人”等乡贤人才，更要选好配强带头人，将有公心、敢担当的能人贤士选举为“两委”干部（蒲实等，2018）。进一步有学者研究发现，新生代乡贤因其具有年轻化、职业多元化等特征，能够更好的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助力乡村发展（佘国梁，2024）。这也响应了麦卡锡和扎尔德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率先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所谓资源动员理论是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它强调资源在社会运动中的关键作用。资源动员理论认为“资源”是参与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时间、人员、资金、有政治影响的第三派势力、意识形态、领袖气质等资源 。资源动员理论视角下的“兴村”行动就是要架起“青年人才返乡动员-青年人才人力资源动员-乡村产业发展动员”的资源转化路径，构建起一套能实现“名字村”向“名片村”蝶变的乡村发展体系，谋求实现青年人才资源引致的合力效应。

青年人才回村任职担任村干部是乡村发展的一种新型模式，其运作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各种社会资源的收集、选择、整合与配置等，并通过“以才引才”的形式来助力乡村发展，为“名字村”向“名片村”转变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青年人才通常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广阔的视野，拥有比一般村干部更强的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可以视为优质的人力资本，引入这样的人才，可以显著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发展潜力，包括有效地整合和配置乡村特有资源，以确保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给村集体和村民带来最大收益。另一方面，“以才引才”通常被认为是“头雁召回群雁”的一种正向循环机制，即一个青年人才的加入可以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资源吸引有志于参与乡村建设的其他人才加入，这种人才集聚效应可以加速乡村发展进程。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从多案例的特性中归纳推导出的结论，往往被认为更经得起推敲、更具有说服力（曾妍等，2023）。本文采用了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对相关案例进行了详细分析。主要原因为：一是本文的研究聚焦是新生代乡村能人如何夯实“兴村”任务，打造乡村名片，要解决的是“How”的问题，适合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二是现有研究对于新生代乡村能人助力乡村发展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因而需要选择能够深度挖掘复杂机制、构建理论框架的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

（二）案例选择
安吉县孝丰镇夏阳村地处浙皖交界处，是开车到县城需一个小时的偏远山村，多年来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已经蝶变成由年轻人打造、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红打卡村”和“富裕村”，并入选湖州市“天然氧吧体验地”。2023年，夏阳村旅游收入突破1200万元，直接带动村民户均增收1.8万元，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收入达300万元，有效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而安吉县上墅乡刘家塘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示范地。多年来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完成了从美丽乡村建设转向乡村经营的完美蝶变，将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果转化为美丽经济，先后获得国家3A级景区、全国生态文化村等荣誉称号。2023年，刘家塘村实现村集体收入1150万元，经营性可支配收入近34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万余元 ，有力地激发了乡村振兴的持续能动性。

本文研究所选取的两个案例符合案例样本选取的两个基本原则（罗伯特·K.殷，2017）：一是具有重要性和代表性原则，安吉县两个村均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将生态效益有效转化成为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理论抽样性原则，安吉县两个村“两委”村干部文化程度高，对乡村发展的认知水平深刻，为青年人返乡创业创造了良好环境，符合前述预设理论情境；三是理论目标与案例一致性原则，安吉县两个村均实现了“名字村”向“名片村”转变的目标，为农民增收、村集体创收奠定了基础。

⬆ 研究团队在安吉县调研照片

（三）资料收集
本文采用现场走访、半结构式访谈与二手资料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资料。其中，以现场走访、半结构式访谈所获取的资料为主，以二手资料为补充。本文一手资料主要包括：对湖州市发改委、农业农村局部门领导，安吉县发改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财政局、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等职能部门领导，孝丰镇、上墅乡乡镇干部，夏阳村和刘家塘村“两委”班子主要负责人以及当地部分青年创客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与现场走访。本文二手资料主要来源于安吉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相关部门年度总结材料及汇报材料。案例资料收集的具体情况见表1。

（四）资料分析
本文的资料分析依据“文化-认知-发展”的逻辑识别在“兴村”行动中如何架起“青年人才返乡动员-青年人才人力资源动员-乡村产业发展动员”的资源转化路径，进而构建起一套能实现“名字村”向“名片村”蝶变的乡村发展体系。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原始材料进行编码归类，继而以青年返乡人才为中心实现主题分析归纳，最后形成理论式的聚合概念。

案例发现   

（一）“以才引才”是打造“名片村”的重要动力源泉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需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魏后凯等，2020）。安吉县孝丰镇夏阳村地处浙皖交界处，原是开车到县城需一个小时的偏远山村，现在已成为了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红打卡地。它的蝶变离不开一位重要的青年人才鲍某。“2020年以前，夏阳村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乡村，各项经济指标在孝丰镇里排名倒数。”（F10）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乡镇充分利用2020年夏阳村换届的契机，积极聚力招才引智。上海一家上市公司“85后”高管鲍某很快就进入了组织视野，镇党委书记不仅在春节上门拜访，而且多次到上海做工作。“从开始的犹豫、亲人的反对，到最后放弃高薪回村任职，鲍某将回村任职当作了一次新的创业。”（F11）怀着建设家乡的激情，鲍某先后说服杭州猎头公司合伙人黎某、从事工程建设的管某和在企业担任出纳的晏某回村任职，加

上熟悉村情的网格员鲍某某，5个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归乡人，组成了湖州市最年轻的村班子。
抱着坚决改变“村里守着好风景却过着穷日子的窘况”的信念，村班子认真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把提升村庄环境作为“开门第一件事”，发动党员群众一起绿化库区、亮化道路、彩化围墙、美化庭院，并搭起观景台，完成了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换的第一道工序，同时利用抖音、小红书等互联网平台宣传夏阳美景，让夏阳村一跃成为长三角闻名的“网红村”，2023年游客数量达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200万元。

（二）“以业聚才”是打造“名片村”的长效机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更是吸引青年人扎根农村的沃土。安吉县上墅乡刘家塘村原是一个不知名的“落后村”，它的蝶变起源于21年前的一场工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现在，“刘家塘村有着一群怀着乡愁和梦想的青年人扎根农村，他们用现代化思维激活了不一样的乡村，为刘家塘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创意和新的力量。”（F12）而且，刘家塘村2000万以上规模的企业有4家，能容接三四百人在农村就地就业，其他大大小小的企业总共有60家，包括从事汽配、新能源、原竹加工、竹窗帘、竹地板等工作的企业，在刘家塘村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规模，不仅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还为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F6）乡村的发展，特别是要实现“名字村”向“名片村”的蝶变，关键是在换届中选出了一个好班子、好班长。刘家塘村原村主任褚某是一名复员军人，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外务工，后来怀揣着梦想抱着回村闯一闯的思想，于2013年成功竞选为刘家塘村村委会主任。到任后，褚某不断学习好的经验做法，成功将刘家塘村打造成为了安吉县第一个乡村运营的试点村。同时，利用强村公司对外借力发展的方式实现了村强民富。2023年，刘家塘村实现村集体收入1150万元，经营性可支配收入近34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万余元。

（三）“奖补明晰”是打造“名片村”的重要制度保障
获得感是居民在某一地区是否有长期居住意愿最直观的影响因素，乡村振兴离不开青年人才，如何激发青年人才的返乡创业热情，需有完善高校毕业生入乡发展、青年农创客创业支持、退役军人返乡工作等“奖补明晰”的政策举措，要让优秀青年真正回得来、待得住、干得好，最终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生力军。安吉县为激励青年人才返乡创业，专门出台了相关政策配套，简称为“四来四有”，即来了就有房、有岗、有钱、有伴。如本科生到安吉就业，每个月补助1500元，且按月补。博士每个月补4500元，加上房补50万元，基本能实现零首付买房（F4）。其目的就是为了让青年人到安吉能感受到“三个动”，即一来就心动，一来就行动，一来就感动（F5）。

主要结论与讨论   

安吉县刘家塘村和夏阳村的精彩蝶变，充分证明了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基础。而深入剖析刘家塘村和夏阳村发展的底层逻辑发现，两个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才的力量发挥了核心作用。正是拥有一批优秀的人才，尤其是那些选择回到家乡发展的青年人，他们带回了新的思想和技术，唤醒了之前未被充分利用的“沉睡”资源，激发了原本宁静的山村活力。这不仅带来了外部的新鲜血液，也激发了本地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村庄能够全面发力、全速前进，最终实现了向“名片村”的华丽转变，成为了宜居宜业、和谐美丽的乡村典范。

具体来说，青年返乡人才为村庄注入了创新意识，带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生态旅游、农村电商等现代服务业。他们运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推广了本地特色产品，提升了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还积极参与到村庄规划、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工作，提升了乡村的综合管理水平和发展潜力。

此外，村庄的成功也得益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包括提供教育培训机会、优化创业环境、搭建交流平台等措施，吸引了更多人才回流。这样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巩固了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地位，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模式。

总之，人才振兴不仅是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发展阶段下以人为本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研究”（22BJL081）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