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难题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然而，从最新数据看，近年来民间投资在出现短暂回升后面临再度下行的压力，除了民营房企困局继续拖累民间投资外，民营制造企业也面临盈利状况不佳、产能过剩严重、债务率被动上升等一系列新难题。建议“先立后破”稳住房地产市场、以消费促投资、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稳定民企制造企业外迁等措施保住民间投资的基本盘。

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五大新难题

（一）房地产下滑是民间投资低迷的主要拖累
近年来民间投资持续低迷，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2021年末峰值56.5%降至2023年末50.4%，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仅为0.1%。其中，2023年占民间总投资1/3的民间房地产投资下滑19.4%，拖累民间总投资下滑6.5个百分点以上，扣除房地产后的其他民间投资增长9.2%。今年上半年因房地产投资的进一步回落，扣除房地产的民间投资增速也下滑到6.6%。

（二）民营制造企业产能过剩更为严重
近年来新增制造业产能投放遭遇了国内需求不振，使得2024年3月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降至73.76%，仅高于疫情初期2020年3月的67.2%，制造业产能过剩加剧，高盛最新的报告认为，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钢铁、空调等行业的产能超过全球总需求。制造业投资作为民间投资第一大行业，2023年占比约44%，2022-2023年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为15.6%和9.4%，对民间投资总拉动在5.5和3.5个百分点以上。然而，民营制造企业遭遇了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民营上市制造企业固定资产周转率下滑到到今年一季度约2.78，低于国有上市制造企业的2.88，历史上民企固定资产周转率多数时间都高于国企；二是民营上市企业在建工程周转率一季度约2.24，处于2003年以来极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将显著抑制民企在制造业的投资意愿。

（三）民营制造企业资产负债率被动上升
今年7月，私营工业企业负债率上升到59.3%，较2017年同期上升7.7个百分点，这是因现金流不足导致的“被动加杠杆”，主要表现在：一是私营企业亏损面持续扩大，5月亏损企业占比达28.3%，较2017年末上升19.3个百分点,而同期国企只上升了6.6个百分点；二是私企应收账款增速偏高，且回收期大幅延长。5月私企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18.4%，较国企高10个百分点，较2017年同期上升4.8个百分点。而且私企应收账款回收期延长至69天，长于国企的52天；三是库存积压更为严重，6月私企产成品周转天数为24.4天，处于历史高位，显著高于国企的12.2天。

（四）民营制造企业的盈利状况堪忧
一是6月私营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为3.83%，处于历史低位，显著低于国企的6.72%；二是4月私营工业企业资产周转率降至1.04，处于历史最低点；三是今年一季度，上市民营制造业企业ROA约4%，资本回报率约5.51%，均处于2010年以来的低点。综合来看，民营制造企业经营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出现同步下降，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的“薄利多销”的优势明显弱化。

（五）全球产业链重构迫使民营制造企业外迁
一是民营制造企业外迁以避免惩罚性关税。家具等民营企业较为集中的行业大规模外迁到越南等东南亚地区，以规避美国25%惩罚性关税，汽车及零配件产能迁移到墨西哥等国；二是发达国家链主企业“中国+1”战略使得国内配套“链上”企业外迁，如美国苹果公司产业链转移到印度和越南，使得立讯精密、歌尔股份等“果链”民营企业随迁，且因当地产业配套不完善，使得外迁企业出现全链条整体外迁。

有关政策建议

（一）“先立后破”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一是切断民营房企融资违约传染链条，关键是督促商业银行落实好今年1月住建部和金融监管总局“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和项目“白名单”机制，支持重点民营房企融资；二是恢复和扩大民营房企债券融资功能，支持民营房企做好“借新还旧”、增信担保等债务接续工作，支持以ABS、REITs等方式盘活存量优质资产；三是地方政府加快收购商品房用作保障房，将政策范围扩大到全国，收购价格应综合考虑地价、建安成本和市场价格，适当保障民营房企的利益，提升民营房企参与收储的意愿，金融机构加大收储再贷款支持力度。

（二）充分发挥消费与投资的相互促进作用
一是优先支持民营制造企业参与当前正在推行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简化申报程序，降低隐性门槛，提高设备更新的财政补贴比例，扩大支持范围，以“真金白银”激发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二是中央发行特别国债支持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和资产负债表改善，刺激民营制造企业集中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落实好促进汽车消费、电子产品消费、家电消费等重点领域政策；三是进一步做好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暂缓“无人驾驶”出租车等对灵活就业群体的替代，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四是加大政府采购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力度，加强政府消费对民营投资的引导拉动作用；五是以投资带动消费，支持民营投资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等，促进投资与消费增长实现良性循环。

（三）严查招商引资与产业发展的恶性竞争，以市场机制淘汰民营“僵尸”企业，缓解产能过剩问题
一是严格执行刚刚发布的国务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严查各地招商引资恶性竞争，完善各地招商监督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大政务平台，让招商引资回归有序合理状态；二是构建全国主要行业产能过剩预警机制，引导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规避过剩产业；三是加大对各类招商骗局的查处力度，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律法规，严禁违法违规给与企业政策优惠行为。

（四）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一是借助信息化手段，加强不同金融机构间信息共享，提高民营企业信息对称性，健全多方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二是评级机构加强民企信用信息归集、建立数据库，针对民营企业特点做好民营企业风险预警和舆情监测，构建不同企业性质的评级模型；三是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普惠性资金支持，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对于面临短期经营困境的民企，通过续贷、展期等方式予以支持；四是扩大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力度，对科技创新、制造业等领域到期政策工具合理展期，必要时还可再创设新工具，扩大贷款规模；五是下决心解决政府部门、大型企业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推进政务诚信建设，建立拖欠民营企业款项信用监管机制。

（五）协助民营企业应对国际产业链重构
一是以一带一路、RCEP等区域合作机制为抓手，构建以中国为关键节点的区域制造网络，加快培育一批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链主”企业，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减少外部非经济因素导致的产业转移对民营企业投资冲击，提高产业外迁的自主可控性；二是重点关注民营企业产业外迁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形成的潜在风险，加强外迁民营企业的监管和服务，将研发设计、品牌培育等高附加值环节留在国内，提升民间制造投资结构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