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20年，全球经济与国家关系的格局“大调整”将不是颠覆性的，而是以量变为主的积累过程
当代人类社会的历史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正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行着。特别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全球化进程快速而深入的发展带来了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各地区、各国家主体、各族群占有资源量的不平衡的加剧。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又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发展风险。国内学者们对世界国家关系格局的变化用“大调整”来概括，说明国际社会对变化急剧和深刻的普遍认同。全球化进程迅猛推进至世界的所有角落，冲击着全球经济和国家关系的旧有格局，包括主要大国关系在内的国际政治构架正发生着空前变化。但就未来5~10年（甚至可到20年）作为一个可以预期的阶段而言，这种变化应不是颠覆性的，而依然是一种以量变为主的积累过程。
美国：仍占据权力中心
从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开始，美国逐步启动在全球范围的战略力量收缩。这既基于其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布局变化的预期，如将亚太地区视作未来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这与世界各国经济学界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也包涵了集中优势资源以继续确保世界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的战略考量，即在当前和未来的世界战略格局变化中实现优化配置。如果将这些主动的战略调整动作简单地看作美国在全球地位的衰落，势必将造成对世界大国关系格局的总体误判。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国民生活水平仍然居世界首位。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生产国，工业年产值为4800亿美元左右。美国的钢铁产量占世界1/5，汽车产量占世界1/4，铝产量占世界1/3。而更加得天独厚的是，为美国今后经济发展注入充足活力的是它的科技创新能力，仅在近年成功实现的能源革命，既基本解决了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能源的效率问题，也为在全球实现战略收缩（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提供了充分的前提。2013年，美国煤炭消费量相比2005年降低21%，石油消费量下降13%。同时，天然气消费量增长了18%，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也增加5倍多。以页岩气开发和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大为代表的能源革命虽仍在进行中，但已经对美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无可争议的积极影响。关于美国本土地上资源将开发殆尽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而且在未来10~20年间，美国的石油产量有望超过沙特，天然气产量有望超过俄罗斯。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测，2040年之前美国天然气产量将继续稳步增长，其中超过一半将来自非常规气源。美国能源革命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据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估算，2012年与2013年，仅油气生产就对美国GDP增长贡献了0.2个百分点；2010~2013年，美国油气开采行业增加就业人数十多万；在油气开采业的拉动下，制造、运输、医疗、零售以及技术培训等，2012年非常规油气行业共计创造就业岗位170万个。同样，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2010~2013年，太阳能产业就业人数上涨50%，风电产业就业人数也大幅增长。美国能源革命降低了贸易赤字，优化了能源结构。近几年，美国油气产量不断增加，国内石油消费量却逐渐减少，这使贸易赤字占GDP比重不断降低，从2006年的5.4%降至2013年的2.8%，其中0.6个百分点的降幅来自石油进口的减少。
美国的创新能力源于其人才优势，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才。而且，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科技市场动作机制，为创新成果能够顺畅转化为商品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工业界对于发展新产品和新技术高度关注，全美公开设立1万间以上实验室，聘请将近38万名科学家与工程师，每年花费在科研上的经费高达250亿美元。
当然，美国经济也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有的来自国家政治结构，有的来自社会传统，也有的来自国际环境的变化，如财政赤字问题、社会保险问题、极端主义问题等。但是，这些问题在可预计的未来尚不会构成对美国经济的致命影响。在此基础上，美国将继续保持军力优势和软实力优势，在未来10~20年的国际关系中仍占据权力中心，并主导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基本方向。
欧盟：2020战略目标恐难实现
欧盟是在全世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成功的范例，成员国数量在十多年里实现了明显的扩大。区域一体化带来的便利和优势使欧盟内部贸易发展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12年经济总量达到17万亿美元，比美国高出1.9万亿美元，是我国的2.1倍。但受到内外条件影响，欧盟经济总量的增长率并不高。2013年欧盟28国GDP总量为17.3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率虽达4.2%，但却是基于2012年增幅为-5.8%的前提下。近5年来，欧盟经济发展的特征是起伏较大，2009年为-10.7%，2010年为-0.8%，2011年为8.2%。2000~2012年间，欧盟平均增长率为1.47%，比发达经济体低0.29个百分点，不到世界总体平均水平（3.67%）的一半，不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6.07%）的1/4。这主要缘于债务危机的严重影响，全球性金融风暴中，欧洲经济受到的重创短时期难以恢复。同时，欧盟内部制度建设尚不成熟，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不足，成为欧盟未来全球经济竞争和政治博弈的重要短板。加之高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严重、联盟成员国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近两年欧盟经济呈现复苏，但今后10~20年的发展趋势仍不乐观，“欧洲2020战略”设定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这主要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欧盟经济的增速将在低于平均值的水平上徘徊（起码在今后5~10年间），而且因已有风险和大范围宽松政策的实施可能继续呈大幅度波浪式起伏；2.欧盟一体化趋势基本不会改变，但需要完善的制度建设缓慢，欧盟委员会内部掣肘严重，共同决策力和集体执行力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健全起来；3.欧盟成员国发展差异继续加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卢森堡人均GDP是欧盟平均水平的2.5倍，而保加利亚仅为欧盟平均水平的47%，卢森堡和保加利亚两国GDP悬殊高达4倍之多），由此导致成员国间难以统一法规和政策协调，并可能在深入一体化进程中引发矛盾；4.乌克兰危机后，欧盟各国经济不仅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受到打击，而且统一的欧洲价值观也遭到质疑，传统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减弱，继续向东扩张的势头趋缓；5.移民成分的不断增加，势必引起欧洲传统文化的巩固地位下降，宗教矛盾引发族群对立的风险增大（有专家估计，到2050年伊斯兰教将成为在欧洲拥有最多信众的宗教）。届时人们将很难相像，作为欧洲社会精髓的传统精神文化与核心值观还能残存几何，欧洲在软实力上的优势或将不复存在。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欧盟走在世界前列的绿色环保经济的潜力和保守主义社会文化的包容性，可为克服社会发展动力的衰竭和缓解经济乏力酿成的危机带来机会，并有潜力为欧盟后续的发展继续赢得时间和空间。总体看，从2009年以来呈现出的欧洲经济衰退，毕竟是与自身的纵向对比和与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横向对比的结果。欧盟国家普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GDP的水平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这一地位的动摇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俄罗斯：帝国梦渐行渐远
2013~2014年，“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国家发展步伐发展带来了转折性的影响，也由此进一步揭示了普京式的大国发展模式与俄罗斯艰难融入世界经济及国际社会的悖论。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以当代的观念，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重要性远非欧盟和北约在东线又增加一个新成员能够等量齐观的。布热津斯基关于“失去乌克兰俄罗斯将永远成不了欧亚帝国”的判断几乎世人皆知，但俄罗斯再次与现代化机遇失之交臂有着更深层的政治文化原因，“乌克兰危机”只不过是个诱因。2013年，普京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提出了“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实用主义”概念。接着他又在年底的国情咨文中概括了其所倡导的“新保守主义”内涵：政治上，反对照搬西方，主张政体必需适应本国国情，强调中央垂直管理在转型时期的重要性；经济上，坚持国家主导地位，反对听任市场自主调节，主张严格经济立法，推动经济领域中渐进式的改革；社会上，强调继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引导全民回归以爱国主义、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反对西方式自由主义观念侵蚀；外交上，坚持国家主权至上，反对西方以维护人权的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努力推动独联体一体化进程，打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一极。普京对俄罗斯未来的设计显然是与以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所希望俄罗斯发展方向格格不入的，借乌克兰加入欧盟为由头引起一场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在所难免。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困境和经济困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3轮的制裁，“精确打击”的目标锁定在能源、军工、金融等俄罗斯一向引以为傲的领域，尽管目前以俄罗斯特有的经济结构尚不至于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对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和伤害却不容低估。首先，西方的制裁已经造成了俄罗斯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14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预期为0.2%，对2015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为0.5%。而俄罗斯的自我评估更不乐观，俄联邦财经委员会预计2014年将出现负增长。其次，世界能源价格的下滑对俄罗斯经济增长造成重大打击。作为以能源出口型经济为主的俄罗斯，当国际石油价格低于104美元/桶时才能维持国家经济的平衡，高于110美元/桶时才能对年度GDP做出贡献。据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计算，如果原油价格维持在90美元/桶的话，2015年俄罗斯财政收入将因此减少1.2%。如果油价跌破80美元/桶的话，政府可能将不得不削减行政、军费等国家开支。在世界能源格局的重大变化和西方制裁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国际石油价格持续走低的趋势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看不到回升的拐点，俄罗斯经济将承受的压力和打击可想而知。第三，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俄罗斯金融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2014年10月以来，卢布兑美元汇率下跌0.2%，达到39.99卢布，兑欧元达50.49卢布。同时，俄罗斯金融资本大量外流，2012年为540亿美元左右，2013年已达630亿美元。据俄罗斯中央银行2014年10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9个月资本净流出额达852亿美元，资本外流规模是上年同期的1.9倍。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2014全年资本外流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元左右。第四，俄罗斯科技创新能力长期低下，制造业、轻工业、加工业、服务业严重衰退。受到独立后以能源主导型经济模式的长期影响，苏联时期形成的科技创新体制早已难以为继，科研人员大量外流，实验室和实验设备严重老化。由于科技成果向商品转化的市场机制一直没能建立起来，国家科研机构和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从而也导致制造业始终困守在苏联时期留下的家底上。同时，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交通运输、信息通讯、服务行业效率低下，更是严重拖累着俄罗斯经济现代化步伐，也影响着境外投资的关注度。
普京第三任期明确提出恢复世界强国地位的战略目标，收回克里米亚后，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信任度从2014年初的60.6%，攀升到3月末的82.3%。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率也创下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56.2%。但是，这给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同时带来了另外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要面对恶化的国际环境，承受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制裁；二是彻底失去了乌克兰这个重要合作伙伴和地缘战略支点，而且还可能继续失去现有的更多伙伴。在这样严重的形势面前，俄罗斯能否挺过重重压力令各国分析人士颇有担心。不过基本可以断言的是，俄罗斯距离恢复欧亚帝国之梦已渐行渐远。
日本：发展外部条件恶化
日本的综合国力排位由第二向下滑落，这在国际社会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出乎意料的只是竟然下滑得这么快。日本在资源、市场、劳动力等方面的天然弱势，使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众多新兴经济体面前渐渐失去了二战后依靠美国扶植树立起来的竞争优势。相比之下，日本在经济成长和社会变革的长期过程中融入并传承至今的民族性特质，却成为今后日本经济顽强复苏的重要内部动力。首先，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日本在近现代经济发展时期中传统的宗法关系与现代科技、市场关系、生产管理相结合形成的特色企业制度。这一社会传统为日本在战后经济崛起及上世纪70、80年代创造亚洲经济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日本经济强大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核心。而且，经过不同时期的丰富和完善，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制度的有机部分，是其他国家很难模仿和复制的重要经济特征。其次，日本从近代明治维新以来涵养成的对外来经验学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仍将持续为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复兴带来强大动力。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置于产业政策的核心，使产业推进和产品升级始终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进行。日本的科技进步不是简单吸收的过程，而是在消化外来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市场和企业能力进行的二次创新过程。日本战后技术革新注重引入西方的先进技术，并将尖端技术与具体工艺流程、产品开发相结合进行追加创新的科学技术革新。科技创新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使日本拥有全世界一流的工程师和民间技术人员以及各类实验室，也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素质工人，这将是日本起码在未来10年仍可保持的重要发展潜力。第三，日本经济面向国际市场的有效开放性机制，在应对全球化的冲击时有利于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在上世纪60、70年代逐渐成熟并构建起来的运作模式后来成为亚洲经济的样板，为后来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标本。这种机制的有效性和灵活性经历了二战后多次经济危机的考验和不断调整，对未来日本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容小看。
但是日本综合国力的发展将受到一些明显的社会因素制约，一是全国人口的严重老龄化，劳动力现已出现明显不足，工业机器人可能会在更多的生产领域甚至服务行业出现；二是传统金融体制导致企业效率下降，这是由于主银行固定大股东与长期交易者的双重身份，使企业得以适应市场的能力下降；三是日本政治急剧向右转，极端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绑架国家政治，使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趋于复杂甚至恶化，美国、俄罗斯、中国、韩国等相关大国不同的战略利益极可能导致政策难以协调的局面，尤其是2016年的修宪很可能使日本完成“正常国家化”的进程，由此引发日本发展的总体外部条件恶化，严重损害其国际形象和地区经济环境,从而遏制日本经济的彻底恢复。
印度：潜在的亚洲大国
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之后，印度国力的快速发展也逐渐让世界瞩目。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为限，此前的印度GDP年均增长率尚为3.5%，此后至90年代已达5.6%，而到了90年代中期则达到7%。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经济进入了更加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甚至在个别年份超过了中国（如2003年第三季度）。目前，印度在若干指标上保持着重要地位：仅次于美国的高科技人才资源、第二人口大国、第三大武装力量、第八大制造业大国、独具优势的第三产业、发展中国家里相对健全的法制建设等。目前，印度仍然保持着上述发展优势和发展速度，被普遍看作世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而将继续在全球化进程中崭露头角，并以发展中国家主要经济体之一成为中国的重要竞争对手。已有国际权威机构预测，在未来的20年中，印度将会在世界IT技术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到2025年印度的软件出口将占全球软件出口的15.%。此外，印度的旅游业、信息服务业、中高级技术劳动力出口等也将是颇具潜力的领域。在高盛公司题为《迈向2050年》的研究报告中，预测印度将在未来50 年里，有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而且，印度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软实力优势。印度宗教哲学中万物有灵、灵魂永恒、因果报应、转世轮回和多神、多元的认识论与世界观特征，已经渗透进印度民族精神和社会伦理之中，成为了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生活方式。这种已经被认为是印度特色的民族精神，在东方型的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出了强大的包容作用和有效的缓冲作用，为淡化不同民族传统和宗教文化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产生了重要作用。印度社会富有的和而不同的精神，使世界上最具有差异性、甚至严重对立的事物能够和睦相处，如最东方的与最西方的文化类型（印度文化与英国文化）、最贫穷与最富有的生活水平、最传统与最现代的生活方式、佛教与伊斯兰教的社会理念等等。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与民族传统的社会传承和政治氛围中，产生了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将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社会运动规定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民族仇恨和族群冲突的行为框架内实现，为印度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政治文化基础，也由此赢得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尊重。这些条件将为印度成为世界上又一个重要经济体发挥作用，并使印度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与世界大国、区域组织的关系方面，印度仍是以“向东看”为主，并继续作为英国、俄罗斯在亚洲的重要战略伙伴而扩大地区影响力。另外，印度将继续重点加强与东盟等地区组织与大国的政治协作与经贸合作关系，而且在相应的地区平台上也会不失时机地展示其作为亚洲大国的作用和责任。
然而，这些未来的、潜在的影响力生成与发挥作用尚须必要的条件，首先需要的是解决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和克服一些制约性的困难。例如，作为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如不能运用和转化这一优势，人口负担将严重拖累印度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社会进步水平。同样，悬殊的贫富差距若不能管控在安全水平而继续扩大，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难免引起不同阶层的对立和冲突。而在印度众多农村人口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卫生条件极其低下的状况下，莫迪总理刚刚履新就不得不从打扫卫生和号召国民如厕入手来改变印度国民现有的生存条件与生活态度，这种在10~20年难以根本改变的社会现实将继续阻碍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印度正在积极展现给世界的是：一方面努力克服着上述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以可观的成效和速度持续发展，让亚洲和世界都不得不对这个新兴经济体所具有的活力刮目相看。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对推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将是巨大的，印度对未来全球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也将是重要的。
中国：世界关注的中心
无论从积极的角度观察，还是以消极的观点评价，中国正毋庸置疑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从2000年的第七位，经两年时间到2002年时达到第六位，又用了5年时间到2007年成为第三位，又经3年到2010年时达到第二位。2003~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7%，而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为3．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对于一个长期以“一穷二白”这句话自勉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进程只用了10年，不仅国际社会没有想到，中国人自己也没有想到。目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十分复杂，严重，进入健康增长和良性循环还有漫长的过程。但就今后10~20年而言，国际社会对中国最关注的可能将在以下几方面的趋势。
首先，贸易总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未来10年，将是人民币加快走向国际化的重要阶段。有专家预计，到2025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将超过10%，在国际储备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可能将高达15%。同期，预计中国GDP年均增长将保持在8%，这样到2025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80万亿~90万亿元人民币（大约合12万亿美元，目前GDP上万亿美元的国家只有16个，美国17.4万亿美元，中国10万亿美元，日本5.99万亿美元）。即便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这时中国经济总体规模更加接近美国，并相当于日本的两倍多，占全球GDP总量的20%以上。同时，进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也将保持在8%的水平，这样到2025年时的中国贸易总量将达到6.5万亿~7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而居全球第一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届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所占的比例将大致同于中国外贸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例。但在10~15年期间，人民币尚难成为世界自由兑换货币。
其次，跻身成为能源消费第一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能源需求不断上升，2013年中国天然气进口5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5.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升至30%。2014年1、2月天然气进口量9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7%，据此预计2014年消费量将达93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4.5%，到2015年天然气供需缺口将上升至9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高达35%。2014年1~5月进口原油1.29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达到59.87%。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差距拉大，能源进口占消费总量的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未来10年内，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但由于人口总量巨大的关系，人均能源消费量仍只有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一半，更不到美国的1/3，仅相当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在能源压力不断增加的趋势下，中国势必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如水电、风电、太阳能等领域将成为产出效益和吸收就业的重要行业。预计到2025年，中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比例将从现在的70%下降到60%~55%左右。
第三，制造业接近或进入领先地位。中国“世界工厂”的称号在10年左右的时间段中还将继续保留，以低廉劳动力和原材料吸引投资进行来料加工及与国际资本合作方式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目前，中国制造业对外来技术的依存度在50%左右（美国和日本对外技术的依存度仅在5%）。由于不是仅为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而是为了保有广大的国际市场，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仍要求各类产品的核心技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国产化。中国制造业瞄准海外设备、汽车、电器、服装等市场的战略不会有大的变更，依赖于国外技术支持的状态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即使在20年后，中国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预计仍在10%以上。中国以高附加值商品占领世界市场的前景不可能通过革命性的措施来实现，只能靠国内科技市场的逐渐优化和适应性的提升、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以渐变的方式完成良性的转化过程。
第四，文化产业的成熟带动软实力输出。中国的文化产业将在未来的10年中趋于成熟，企业和市场对品牌追求的共同作用下，促使文化创意与传统产业逐步结合，将文化创意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推上市场。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在文化创意过程中充分融合，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促使传统产业的产品和市场服务产生更高附加值。信息时代的互联网技术、数字传输技术、移动通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将无数倍地放大文化创意经济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经历着迅速商业化的进程，尽管这些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现在只有3%，但经过10年以后预计能上升到10%以上。目前，已有一些中国文化创意的旗舰企业瞄准了国际市场。届时，中国企业进军全球文化创意市场将成为普遍现象。他们的作用将不仅仅是占有更多的世界文化创意市场份额，随之被带动起来的是中国软实力输出平台的确立。
第五，城镇化深入与粮食安全问题突出。近10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不断提高，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0年的47.5%，提高了29.58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92个百分点，有两三亿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其中，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城镇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城镇化率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1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4.6亿人增加到6.3亿人，年均增加1700万人。2014年城镇化率提高到了52.6%，中国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镇的比例首次大于农村。中国政府虽然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而是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城镇化对农田的侵蚀也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30%，粮食的自给率仅为86%，已是小麦、大米和玉米的净进口国。预计到2025年中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5亿以上，粮食需求的增长将在10%左右。农业科技水平的继续提升，在同等种植面积上增加粮食产量的空间预计10%以上。这样，粮食需求量的增长与粮食产量的增长大体一致，构成脆弱的平衡。一旦受到气候、降雨、技术、市场等因素影响，粮食风险随时有可能发生。
2014年10月，德国《我们的时代》周刊发表分析文章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发生了可以说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的3起标志性事件：第一是中国安邦保险集团以19.5亿美元收购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纽约尔道夫酒店；第二是马云的电商企业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创造了迄今最大规模的上市活动，这家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营业额已超过亚马逊和亿贝公司的全球营业额；第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个别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证明，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2014年底将超过美国（中国是17.632万亿美元，美国是17.416万亿美元）。尽管人们对这些事件的象征意义见仁见智，而且对相关的计算方法的权威性也不完全苟同（中国经济学界对2014年中国的GDP总量的估计是10.3万亿美元，美国的是17.4万亿美元），甚至再次怀疑西方媒体炒作中国成为“G2”的“阴谋论”动机。但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已经不可回避，——中国再一次不可选择地被聚焦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无论是关于GDP总量并不能说明问题的申辩也好，还是作为人口大国人均GDP的低水平解释也好，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不管抱着防范、遏制的态度，还是持有警惕、防范的心理，国际社会现有的复杂认识无疑均将成为中国向世界大国发展的阻碍因素。中国既须看到这是客观的国际反映，以换位思考理解国际社会不同成员的担忧和恐惧。同时也应以积极进取的姿态，以主动的沟通和引导诠释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内涵，化解中国式大国发展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阻力和风险。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3方面：
一是向世界的深度开放，不能因为可能引起误解和敌视就停下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的步伐，尤其是关系到对外开放成功与否的重要国内改革。如系统的金融制度改革必须坚持进行，唯其如此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才可能实现。当然，这种改革和开放必须是稳步的和精准的。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当中必然要包含金融改革，推进金融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首先将继续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其次还将推进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发展；第三，还要继续推进金融领域的对内对外开放。当然，改革的进程要与中国经济的实力、金融体系成熟的程度和监管能力相匹配，不断推进监管体系的完善，使它更加科学、有效”。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继续向世界开放市场的既定决心。
二是与大国的良性互动。首先，中国必须坚定自己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信心。这是世界历次大国没有经历过的道路，也是中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崛起方式。这就要求中国不仅应该理直气壮地宣示自己的和平发展方式，也要用实际行动和效果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崛起对地区及全球的稳定与发展是有益的。其次，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关键条件。不论国际媒体如何将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相提并论，中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确信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建设性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在未来都希望保持的良性关系，敌视和对抗无论对谁都是无益的。中美应在加强高层沟通与交往的前提下，建立彼此尊重和深入交流的常态化国家关系，推动分歧管控和冲突预防机制的形成，减少并防止彼此间战略误判和政治误解的发生。第三，积极发展与俄罗斯、欧盟、印度、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平衡发展，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为全球化发展向着更加有利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共同努力。
三是巩固周边立足亚太。今日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亚洲实现和平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国家经济体都看好亚洲作为21世纪经济最活跃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并逐渐将各自的注意力和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向转向亚洲。“亚洲稳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亚洲振兴是世界发展之福”。这是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主持亚信会议上海峰会时提出的重要理念，并基于这一理念提出了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亚洲安全观。而在2014年11月12日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进一步强调，亚太占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的57%、贸易总量的48%，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天的亚太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金、技术、信息、人员流动达到高水平。亚太大市场初具轮廓，各种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新倡议、新设想不断涌现。而2014年北京APIC会议上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以及确定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意味着以亚太为重心的区域经济合作将有序展开。针对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融资瓶颈，中国宣布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今后10~20年，中国经济将以亚太为主要舞台蓬勃发展，亚太也将因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更加活跃。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