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困扰，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际产能合作再次成为引人关注的热门话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连出席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中表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是一举多得、三方共赢之道。中国愿在其中发挥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他建议各方将国际产能合作纳入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框架，加强协调，共同促进。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达沃斯“中国产业合作新愿景”分论坛上强调，从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世界经济复苏依然显出疲态。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大范围地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的深度合作，一定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新的发展动力。
今年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对加快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产能国际合作进行了研究部署。旨在加快推进我国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时至今日，我国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方面总体态势如何？取得了哪些进展，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记者进行了采访和梳理。
国际产能合作具有丰富内涵
对于很多国人来说，“国际产能合作”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么，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按照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司长顾大伟的解释，“这是个新名词，一个很有内涵的名词。以前，中国经济向外走，主要靠贸易，也就是产品输出。现在，要搞产能合作，是产业的输出，是能力输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的合作，核心就在于通过这样的合作把产品的贸易、产品的输出推进到一个产业的输出和能力输出上来”。
顾大伟介绍，“真正提出国际产能合作这个概念，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是从习主席2014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开始的。之后，中国在几乎所有外交场合推进”。
今年5月16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目标任务、政策措施，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6月18~19日，推进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新阶段下以开放促进发展的必由之路，既有利于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也是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在更高层次上嵌入世界产业链条，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发展的共赢之举。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资料和数据显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已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相当技术水平和成套水平的完整产业体系，产业规模已连续5年居全球第一。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步伐不断加快，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额达到2.1万亿元人民币，大型成套设备出口额约1100亿美元，与一些国家的产能合作取得积极成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以及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为我国加快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
这些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目前，我国总体规模已占到世界装备制造业总量的1/3，很多装备产品产量都是世界第一。比如，中国机床产量占世界的38%，造船完工量占世界的41%，发电设备产量占全球60%。而在高铁建设和运营方面，我国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在已经建成的有1.6万公里，在建的1万多公里，在世界高铁拥有量中处于绝对第一的位置。在钢铁、有色、建材这些行业里，我国都具有非常强的装备制造能力、建设能力、运营管理能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制造业发展，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通过国际产能合作，要把我们的装备制造业放到国际市场上去进一步锤炼。
据专家介绍，国际产能合作的内涵可以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3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进行解读。
首先，企业是国际产能合作的微观主体和市场执行者，既包括大型企业（含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又包括中小企业（多数是非公企业），其根据自身的生产能力、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进行自主决策。
其次，在产业层面是指根据产品的劳动分工程度和技术复杂度，不同国家在某个产业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或者产品内分工合作的过程。
再次，从国家层面看，国际产能合作通常超越了传统的、单一的国际分工模式（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技术流动等），具有跨越国家地理边界、包含产品分工合作、消费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跨国合作模式。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际产能合作还应包括合作方在技术、管理制度和标准等领域的跨国合作，其甚至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某个行业的国际规划话语权等软实力。
有关专家指出，国际产能合作是基于市场交易的原则；但中国倡议的国际产能合作还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价值观，例如“义利并举”“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等特色。
多国合作项目已见成效
“我国提出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有了良好的开端”，徐绍史说。
此前，国家发改委与外交部已经开展了一轮调查，充分了解了60多个国家对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的诉求和需求。这项调查为今后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已经确定了一些合作意愿比较强烈、合作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国家，并在境外部署了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园区。在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初步圈定了15个国家。
去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主动开展与哈萨克斯坦、印尼、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国家的产能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哈萨克斯坦，去年12月两国总理达成双边产能合作共识之后，两国政府和两国企业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到现在为止中哈之间已经就产能合作先后举行5次对话，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有28个重大产能合作项目已经落地，已经签署相关合作文件。协议的投资总额超过230亿美元，另外中哈之间还形成了一个早期收获的项目清单，有48个项目，估算总投资超过300亿美元，哈萨克斯坦双边产能合作投资就近期来看预计将超过500亿美元。同时还建立了双边产能合作协同推进机制，成立了产能合作协调委员会，建立了相应项目对接机制。这些都对我国优势产能开拓国际市场形成了良好示范效应。
此外，拉美是我国对外开展产能合作的重要方向，我国与拉美等有关国家在一些重要方面都已经开展推进合作，包括基础设施领域，在以电力为主的能源领域、矿产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的深加工以及农业等，在一些基础的原材料、钢铁等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合作。按照已经达成的意向，下一步我国还将在跟拉美国家传统合作领域如能源、矿产、农业、基础设施等进一步加大合作之外，在更多制造业领域开展合作。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如汽车，我国已经在巴西、委内瑞拉等一些国家有相当深度的合作。奇瑞在巴西有5万辆整车工厂，委内瑞拉有6万辆的工厂。下一步我国还会跟拉美国家在钢铁、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行业加大合作力度，落实一批产能合作的重点项目，具体项目还在跟拉美主要国家商议当中。
而在俄罗斯，我国与俄罗斯除传统能源领域的合作，在航空航天、装备机械等领域的合作步伐也很快。同时，与印尼、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国家也初步确定了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的早期成果和远景项目。
“我们开始在产能国际合作的支点国家布局，这与一带一路战略也是完全吻合的”，徐绍史表示，我国也将与一些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先进技术的国家和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联合开辟第三方市场。例如，我国将与法国合作，在英国建设英国核电项目。我国还将与一些大的地区组织合作。例如，与欧盟推出容克投资计划和互联互通平台两大战略；与非盟开展“三化一网”合作等。
需把控风险整体推进
顾大伟在此前召开的发改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一项新的工作，对于政府和企业而言都有巨大挑战。这个合作本身涉及面也是非常广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因此，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政府来说，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切实提高企业走出去的便利化水平。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还有很多内在的体制机制上的问题需要克服。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简政放权，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深化对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自去年以来我们已经大幅度改革了境外投资项目的管理制度，基本取消了企业对境外投资的审批，绝大部分已改为备案制。目前只有在敏感国家、敏感地区的投资项目，出于保护我们自身利益的需要，还需要审批。此外所有的企业境外投资项目都已经一律取消审批，这在去年已经实施了。二是对企业来说，为了在融资上提供更大便利，政府也要取消审批，最近国务院公布的取消一批新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当中，第一项就是取消了企业在境外发行债券、在境外商业银行融资的审批。这为我们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
第二，在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当中要积极稳妥，防控风险。企业通过产能合作这种方式大规模走出去，客观来说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这种风险来自几个方面：一是政治风险，二是经济风险，三是安全风险。政治上的风险来自于不同国家，有相当多国家政治上是处于比较动荡的，你跟这个政府签了这个协议，这个项目落地了，刚签完一个月这个政府下台了，新政府上台了，把你这个项目投资都取消或者终止了，这就是政治上的风险。经济上的风险，有些国家经济上非常动荡，债务情况很糟糕，财政、经济各个方面情况都不是特别好。安全风险，很多国家在各个方面治安状况不是太好，有些国家甚至有战乱、内部威胁非常多。所以我们企业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要特别注意这些风险的防控，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推进合作，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起，恶性竞争，盲目去开展这些项目。
第三，切实规范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活动。企业要切实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宗教和不同的习俗，这对我们的企业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每个国家情况都不同，企业在境外的发展要注重履行社会责任。要坚持诚信经营，抵制商业贿赂，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一些企业在境内发展、建设项目中不注重生态环保。我们企业走出去不能把这种陋习带到境外。这种陋习带出去，将来这样的企业在境外是要受到惩罚的。
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也表示，当前对外投资局部行业、局部地区风险高企，国际投资规则博弈日益激烈。这都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此外，走出去是系统工程，需要整体推进。在国外投资、运营，实际上是在建一个复杂的生产网络体系，这包含了4种网络，包括管理供应商、供应链以及生产体系，还有渠道建设，品牌的维护，还要有研发、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只有这4个网络有效结合，才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有企业竞争力的生产体系，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布中才能占据更加有利的优势。企业不要盲目出去投资，不要因为国家提出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就大规模投资，认为能马上赚钱，甚至期待明天就能得到回报。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出去需要经验的积累以做出正确决策。同时，需要练好内功，培养好既有扎实专业又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在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利当前、惠长远、一举多得的重要举措。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0年，我国就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但彼时更多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入世的考虑，可以说，企业多数是自发地、零散地走出去。而当前提出的国际产能合作是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和中国经济内在发展阶段提出的构建跨国产业体系的战略，是走出去战略的升级版，可以说是走出去战略的2.0时代。
专家分析，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增速大幅下降，国际投资跌宕前行，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也步入新常态，外需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我国此前不论是国内投资还是招商引资加大投资的背景都是基于外部市场需求的长期增长，这也加剧了我国的产能过剩。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国际产能合作也是一种应变措施，是中国转型升级的组成部分，是引领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徐绍史强调，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商业原则、企业运作、政府引导的方式，充分考虑合作各方的诉求和核心关切，通过投资建厂、建设生产线、基础设施、产业链、产业集聚区等开展务实合作，切实做到共同商量、共同建设、共享成果。
徐绍史指出，当前，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要做好4件事：一是建立合作机制，既包括政府间的合作机制，也包括企业间的合作机制。二是明确框架方案，确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三是确定项目清单，主要是明确早期收获项目清单和远景项目清单，滚动实施。四是完善融资安排，在推广中国装备、标准、技术走出去的项目上给予融资支持，欢迎多边国际组织，区域性、国际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