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言行一致，将理念化作行动，推动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实施一带一路，创建金砖银行和亚投行，这些都表明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有为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许也与日俱增，希望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不过与此同时，外界对中国的质疑也有所增加，质疑中国除了能够给世界提供“中国制造”“中国旅游”“中国留学”，中国能否给世界提供“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呢？尽管此前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一系列极富中国特色的新理念，但外界对此的认可程度有限，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但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践行能力有待提升。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新一届政府不断提出外交新理念，如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新型义利观、命运共同体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言行一致，将理念化作行动，推动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实施一带一路，创建金砖银行和亚投行，这些都表明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有为。“亚投行”是新时期中国机制创设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新型义利观、周边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和而不同”等一系列新理念，也是中国智慧、中国思想、中国方案的结晶，将有效地提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效果。
一、亚投行：砥砺前行
亚投行是由中国政府主导建立的政府间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是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构想萌生到雏形初具已历时两年，其发展成为践行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典型代表。
2013年9〜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实现周边外交的陆海地缘统合，融合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诸多元素。其中，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着“中国梦”与“亚洲梦”，而亚投行的创设则有助于将梦想化作现实。
2014年年初以来，中国积极与域内外国家开展广泛沟通。2014年10月24日，经过多轮多边磋商，中国与印度、新加坡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集聚北京，共同决定成立亚投行，标志着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入新阶段。2015年１月15〜16日，筹建亚投行的第二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印度孟买举行。会议决定，有意愿作为创始成员的国家需在2015年3月31日前提出正式申请。此后，对亚投行有意向的国家纷纷加强与中国的沟通。2015年3月，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表达了加入亚投行意愿，这是域外国家加入亚投行的重大进展。4月，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也先后宣布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截至4月15日，共有域内外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2015年6月29日，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亚投行协定》，其他尚未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见证签署仪式。2015年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亚投行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将正式成立。
亚投行是践行中国外交新理念、彰显中国制度创设能力的重要尝试。尽管美日等国家对此并不满意，域内外个别国家也有所怀疑，但中国一路砥砺前行，推动亚投行取得重要发展有望年底落地生根，开张营业。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亚投行吸引众多国家前来参与，事实上也折射了亚投行的深得民心。一是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联合国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除美国，中英法俄都参与其中。二是具有强烈的凝聚性。亚投行汇聚了世界经济改革的重要力量，G20国家中有14个国家参与其中，G7当中则有英法德意4国参加。亚投行也反映了金砖国家的团结一致，金砖5国全部参与亚投行。三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共有34个亚洲国家加入亚投行，代表了亚洲的共同利益。四是具有开放的包容性。除了亚洲国家积极参与，23个域外国家前来报到，其中包括欧洲18国，大洋洲2国，南美洲1国，非洲2国。所有这些均表明，亚投行的影响范围已经超出亚洲，作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
二、亚投行：践行“新型义利观”
中国历来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亚投行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造福穷国的良策，是践行中国“新型义利观”的重要举措。中国新一届政府积极倡导新型义利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时要树立正确义利观，政治上要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那些对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到对方利益，开展合作时要注意多予少取，早予晚取，绝不搞损人利己，以邻为壑，而是要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之所以倡导创设亚投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希望利用自己的外汇促进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据测算，中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在1.495万亿〜2.55万亿美元之间，而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外汇储备的1/3，其规模已经超出了合理水平。但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主要投资领域在美国国债等低风险、低收益的资产，自2010 年以来一直面临收益下滑、投资组合和渠道单一的问题。亚投行的创设可以加强中国外汇的有效利用，丰富投资组合，拓展投资渠道。”①尽管中国目前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就外汇储备而言，中国俨然已成“富国”。如果利用好手中的外汇，践行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新型义利观，释放经济外交的正能量，这就需要探索资本运行的新路径。正如张文木教授所言：“亚投行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机遇，更是挑战。机遇是我们有了学习管理国际金融本领的机会”。②
亚投行是中国随着自身能力增强不断承担地区责任、国际责任的重要体现。通过创设亚投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区域和全球金融产品的供给不足，对于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亚投行也是先富国家带动其他后富国家、发展中国家团结互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强弱相助的重要尝试。通过亚投行，结合金砖国家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中非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基金，中非论坛、中国-中亚国家论坛、中阿论坛、中国东盟论坛，RCEP、WTAAP等多边自由贸易投资安排，以及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货币互换协议等，将为“新南南合作”开创一片天地，③促进新型义利观在亚洲地区率先开花结果。
三、亚投行：助力周边命运共同体
远亲不如近邻。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相互关系来看，周边地区对于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周边地区是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经济利益最为密切地区，也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地缘依托。新一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周边地区，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为此提出了“命运共同体”“亚洲新安全观”“亲、诚、惠、容”“一路一带”等一系列周边外交新倡议、新理念和新举措，推动我国周边外交进入新阶段。为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推进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至关重要。通过互联互通建设的大力实施，可以拉紧周边地区的地缘联系，促进地缘经济、政治、安全融合，真正地实现“地缘周边”而非“地理周边”。
亚投行的创设有利于周边互联“互通工程”的加速推进。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0〜2020 年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约为8万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和每年在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和仅为300 亿美元左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亚投行初步认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认缴500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
通过促进互联互通建设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也将取得重要突破，亚投行在此意义上是为“亚洲梦”插上了翅膀。互联互通建设从交通、通信方面有助于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促进周边利益共同体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使得命运共同体能够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亚投行的成立，并不是单方面对抗现有金融格局的另外选择和另起炉灶，而是基于对国内政治经济目标以及国际需求的综合考量和共赢选择，有利于中国扩大在周边的影响力，增强亚洲国家对中国认同感。”④通过亚投行彰显中国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可以增加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情感，真正感受到利益相关、荣辱与共，进而促进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四、亚投行：彰显“亲、诚、惠、容”
新一届政府提出“亲、诚、惠、容”的4字箴言，是新形势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份生动宣言，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一个精辟概括，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通过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亚投行的创设无处不体现着“亲、诚、惠、容”。
“亲”是指要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亚投行的创设通过助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更加方便邻里亲朋友好往来，密切交往。亲戚之间应该勤走动，多串门，这样即便是远亲也不会疏远。不过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周边国家民众和中国之间的往来相对受限，并不密切。亚投行主要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极大地方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通，促进天涯若比邻。
“诚”实指坚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之道。亚投行的创设显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谋求共同发展，向其他国家分享发展红利，让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诚心诚意。中国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创设亚投行支持其他国家发展，实际上这也包含着中国对自身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并相信这些经验能够帮助其他国家取得发展，可谓真心实意。
“惠”是指履行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亚投行并非纯粹以获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而是更多具有扶贫开发性质，让周边国家切身感觉到中国的实惠。亚投行的贷款条件相对于世界银行和亚开行而言更为宽松，体现了中国“重义轻利”的道义优先性，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中国主导创设亚投行持开放包容心态，不仅亚洲国家积极参与，欧洲国家也远道而来，只要符合亚投行的相关规则，中国欢迎所有国家加入亚投行，与此同时，中国不搞一家独大，而是团结其他国家在亚投行中共同发挥作用，即便成员间存在分歧，也强调通过协商一致积极解决。
五、亚投行：体现“和而不同”
中国倡导“和谐世界”，主张“和而不同”。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有目共睹，但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特别是在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中国的话语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因此，中国试图通过构建新机构来改变这种不利状况，但同时中国也秉持“以和为贵”，不愿激化矛盾，亚投行可以视为国际金融领域中国“和而不同”的新举措。
由于中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时间较短，导致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地位与当前的经济实力并不相当，话语权也相对有限。在世界银行，中国投票权为4.42%，居美国15.85%、日本6.84%之后名列第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的影响力更为虚弱，美国(17.398%)和日本(6.461%)居前两位，中国名列第五位。根据2010年的份额改革方案，中国原本的份额有望从仅仅3.72%升至6.39%，位列第三位，但该方案遭到美国等国的搁浅，并且美国还反对人民币成为IMF“一篮子”货币，不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亚洲开发银行，按各国认股份额，中国居第三位（6.44%），日本和美国并列第一（15.60%）。按各国投票权，中国也是第三位（5.45%），日本和美国并列第一（12.78%），并且亚开行的第一大出资国拥有一票否决权。2014年5 月，中国尝试扩大亚开行份额的选举搁浅，意味着在西方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中中国很难打破僵局。既然在寻求既有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改革困难重重，为了避免激化零和竞争，推动增益改革，中国另辟蹊径地创设了亚投行。
亚投行的创设反映了中国“和而不同”的理念，寻求与其他国家“和谐相处”，提倡“以和为贵”。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中国等新兴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中国不是鱼死网破的拼命抗争，而是主动创设新的金融机构。亚投行的创设并不意味着中国要颠覆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正如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不是颠覆”。⑤
无论是对于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倡导创建亚投行都并非釜底抽薪，而是有益补充，可以缓解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缺口。在西方大国让步空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亚投行的创建过程，充分表达了中国尊重现有国际秩序，尊重守成大国的诚意，体现了开放自由、和平协商的特点。“亚投行的成立不仅有利于补充完善现行的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促进亚洲经济融合与一体化发展，还对于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⑥
六、亚投行：中国智慧启迪世界
当全世界逐渐为廉价的“中国制造”而产生审美疲劳时，也在期待或怀疑中国能否给世界提供器物之外的“中国智慧”，亚投行可以视为一个极富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产物。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是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孕育了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兼爱非攻、以和为贵等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外交提供着宝贵精神财富，为世界难题解决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二是成长于中国外交实践。新中国60多年的外交实践积累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等宝贵经验，在新时期将继续发扬光大，使得中国外交风格更加鲜明。
亚投行是中国主动适应“新常态”与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一次经济外交大胆探索。它承载着保障一带一路愿景实施、促进亚洲迈向“命运共同体”、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贯彻中国周边外交新方略的重大历史使命，并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中国元素。⑦亚投行是一个极具中国智慧、中国经验的中国方案。其一是反映了中国的“仁者爱人”等思想，是一个以造福发展中国家为目的的新型银行。其二是凝聚了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要致富先修路”，这是中国发展的一贯经验，并且能够通过“亚投行”进行传播。对于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发展深受制约。基础设施投资数量大，周期长，回报慢，中国从真诚地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愿望出发，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亚投行将成为重要的实施机构。其三是亚投行的制度设置彰显了其“中国方案”的特点。亚投行既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同时也在制度创设上实事求是。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坚持域内国家主导，域外国家影响力受到限制。根据 2014年10月各方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投票权将考虑各成员国的出资额、经济规模，根据复杂的公式进行分配。其中37个域内国家，主要包含35个亚洲国家和两个大洋洲国家持股总数最高可达75%。欧洲、美洲和非洲的20个域外国家持股比例仅为25%左右。二是治理结构更加精简，不设常驻董事会。亚投行的治理结构较世行和亚开行有所创新。亚投行力求设立一个无报酬、非常驻的董事会。此举有助于精简机构，提高运作效率，降低运营费用，从而将更多资金用于投资项目。三是项目招标不排他，对任何国家和企业开放。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开发机构对于项目招标一般采取成员国才有参与投标的资格，有本地区成员国和非本地区成员国之分。而亚投行的项目向所有国家和企业开放。⑧
总之，亚投行是践行中国外交新理念的重要尝试，这也意味着其未来发展难免会遇到种种困难，不仅外有美日等的警惕，还有内外机构运作的诸多困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只要从点滴做起，步步为营，亚投行的发展可以积步成途，聚沙成塔。
（作者：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博士）
[注释]
①高林：《从“一带一路”看亚投行的战略意义》，载《商业评论》2015年8月刊，第2~3页。
②张文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政治意义》，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7月，第6卷第4期，第204页。
③王跃生：《亚投行“新经济循环”的深远意涵》，载《人民论坛》，2015年第4期（下），第36~40页。
④徐晏卓、薛力：《亚投行带给我们的“亚洲梦”》，载《社会观察》2015年第5期，第47~48页。
⑤徐晏卓、薛力：《亚投行带给我们的“亚洲梦”》，载《社会观察》2015年第5期，第47~48页。
⑥王达：《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载《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第49页。
⑦盛斌：《亚投行热与习式经济外交新战略》，载《人民论坛》2015年第4期（下），第36~40页。
⑧郭可为：《崛起中的亚投行——中国提升全球领导力的“试验场”，》，载《中国经济报告》，2015年第7期，第100~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