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非洲正在经历独立运动以来的“第二次觉醒”，其经济实力正在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非洲是“最理想的伙伴”
文I本刊记者 潘心怡 特邀对话嘉宾 钱镇
尽管非洲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远远落下，但非洲国家正在成为新的“投资热土”。据统计，2005年以来，中国已经在非洲投资了293个项目，投资金额高达664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3万个，中非贸易往来折射出蓬勃生机。推动中非关系更好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进一步促进中非关系指明了方向。近日，就“构建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话题，中国驻津巴布韦前大使袁南生接受了《中国投资》杂志专访。袁南生认为，今天的非洲正在经历独立运动以来的“第二次觉醒”，其经济实力正在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非洲是“最理想的伙伴”。
《中国投资》：中非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哪些基础？
袁南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非是最理想的伙伴，首先因为中国与非洲有相同的经历，二者都曾经是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这是中非之间最大的共同特点。第二，中国在非洲没有历史包袱，中非建立命运共同体比亚洲更容易，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毕竟在亚洲留下了一些“恩恩怨怨”。第三，中非有深厚的友谊基础，非洲独立以后，中国在非洲的援助是纯粹的投入，奠定积累了友谊的基础。第四，中非之间存在有益的互补。其中最大的互补是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需要大量资源。中国从非洲获得资源的同时，非洲也获益，是双赢。
《中国投资》：您认为发展中非关系，应该把握哪些重大方向性问题？
袁南生：要把握非洲的总体现状和发展规律，对非洲一定要有准确的判断。中国人对非洲的误解太多，非洲正在经历第二次觉醒，这是建立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时代基础。非洲在国际上正在积极发声，比如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谋求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此外非洲联合自强的意识空前增强，非洲周旋于欧洲各大国之间谋取利益，凭借其资源富集地的优势打“资源牌”。此外，非洲也正在积极推动实现社会转型，努力使自己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封建宗法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非洲的第一次觉醒导致了非洲一系列民族国家的产生，第二次觉醒会使非洲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加重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中国投资》：具体而言，中非应该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袁南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具体来讲，第一，站在政治互信的高处是前提，主要是向非洲老百姓讲明白，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第二，想在经贸互利的大处是基础，中非之间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有利的因素是优势互补，要防止把落后的产能落到非洲，要把优质的产能落到非洲。第三，看在文化互鉴的远处是保证，中非之间文化还是比较容易沟通交流的，我在非洲担任大使期间，见证了佛教成功地传入非洲。第四，干在民间互动的实处是关键，老百姓之间要互动起来，涉及到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等多方面。
《中国投资》：中非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要注意克服哪些困难？
袁南生：要突破一些传统的思维，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第一，西式民主在非洲“水土不服”不等于“水火不容”，事实上，西式民主在非洲已经扎根，而西式民主最大的特点是老百姓的选票，要注重选民意识。第二，反对党不等于反动党和反华党，也要跟反对党打交道，许多反对党也是亲华的，最典型的就是津巴布韦的反对党。第三，有西方背景的政党不等于有民意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应该加入进来。第四，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外援与经贸合作，非洲的政府收益不等于老百姓的收益，要注重非洲老百姓的真实收益。第五，坚持不干涉内政不等于无所作为，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倍受好评，但这不能被理解为漠视人道主义灾难。第六，亲华派不等于支华派，双方都要知根知底，中国需要了解非洲落后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非洲也应该对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有所了解。
《中国投资》：在全球治理上，中非之间的合作是不是也大有可为？
袁南生：是的，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我们有共同语言。全球化时代以后，国际游戏的规则，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制定，接着是英国，现在由美国的主导。如今中国和非洲的声音都在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离不开国际规则的完善，中国和非洲话语权的加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意。非洲是中国的同盟军，中国也是非洲的知心朋友。
《中国投资》：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行为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袁南生：教育上，相比于欧美，中国对非洲留学生的留学政策不够优化，学习门槛较高。经贸上，应该优化对非合作的资本构成，现在许多在非洲投资的资本构成不合理。我们现在的资本构成主要是商业资本和矿产资本，产业资本太少。单一的矿产会让人觉得是在“掠夺资源”，而单一的商业资本则给人以“倾销商品”的印象。只有产业资本是在当地建厂，才能提高当地的生产力，增加就业，所以要加强加工制造业的投资。另外，要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投入，更多地援助关系老百姓国计民生的事情，比如医院、学校、体育馆等，还应该加大对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投入。
《中国投资》：目前制约非洲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袁南生：影响非洲发展的主要牵制来自于非洲内部，我们要客观看待非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非洲发展落后一方面源于西方制裁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非洲本身在治理上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津巴布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投资》：在非洲大陆的政治构建上，非洲如何走自己的道路？
袁南生：非洲需要把西方民主构建的过程与中国东方的智慧联合起来，比如东方智慧中的举国体制。非洲的国家长期以来是四分五裂，存在诸如“民族意识不够强”、“权威性不够强”等问题。同时要注意，社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过程性，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中国投资》：如何基于目前非洲政治发展的特点，更好地构建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
袁南生：非洲目前的政治主体日趋多元化，这要求我们不能只盯着政府，要多元化、“接地气”，对非洲的援助要扎根基层。（编辑：杨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