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验证明：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和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正确方向，积极进取，就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目标
有关APEC的密集报道似乎正在远去，APEC蓝在人们的记忆中却依然清晰。无论是在APEC会议期间，还是在随后的G20会议期间，中国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一个又一个自贸协定，向世界郑重地表明了自己的开放态度。
在全球经济还没有摆脱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呼声不时响起的情况下、北京APEC会议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倡导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多边经济技术合作、共促繁荣的开放精神。与会各国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3项重点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形成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3个纲领性文件。参加会议的各国领导人秉承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APEC精神，在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着力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新格局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中国不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创始国，但APEC会议却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召开。13年前，美国世贸中心遭受恐怖分子袭击的9.11事件一个月后，中国首次作为东道国在上海主持了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主题为“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会议就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和APEC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使人类在9.11恐怖袭击的阴霾中,看到了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新希望。这次会议两个月后，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从那时起，尽管国内的房地产政策出现了一些问题，又遭受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都未能阻止中国经济连续1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验证明：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和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正确方向，积极进取，就能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目标。
从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到“人”的全球化
中国不是“贸易投资自由化”概念的始作俑者，也不是这一概念的盲从者。西方炮舰政策下的贸易自由化，曾经摧毁了中国城乡的传统手工业；西方不平等条约下的投资自由化，消灭了民族工业的最后一线生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取得政治上的独立，才能够得到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同时我们也坚信，只有广泛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才能更好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我们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资本直接对话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接受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同时，继续发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本质上都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不仅导致了殖民地争夺、奴隶贸易和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是全球发展两极分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且不说我们历史上经历过的帝国主义全球化屈辱，即使在二次大战以后，“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也没有给中国带来自由、平等的贸易地位。但是10年动乱以后，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凭借建国后奠定的工业基础和社会政策基础，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不同于战后西欧、日本的重建，不同于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不仅大大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版图，而且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提出了严肃的挑战：我们要的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基础上的“人”的全球化。
“人”的全球化的政治理念，就是要改变国际关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60年以前，当武装到牙齿的美国王牌军被装备简陋的中国志愿军挡在三八线以南，不得不与一个它不承认的国家签订停战协定后不久，中国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相处的国际关系准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近代以来，人类第一个和平宣言。它不仅出于中国百年以来屈辱历史的反思，而且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出现，得到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则在伦理上给予彻底的否定。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的全球化的经济理念，是“平等协商，互利共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援助就以全新的面貌区别于西方国家。1964年，中国总理访问非洲期间，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援助；帮助受援国走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力求投资少，收效快；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帮助受援国掌握技术；专家待遇一律平等。中国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已经持续了60多年，超过120个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上述理念也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秉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开放包容、灵活务实、合作共赢的亚太经合组织精神；遵循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已经写入本次会议发表的亚太经合组织成立25周年声明。
开放、包容、惠及世界的中国方案
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既然在北京召开，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迅速上升。与历史上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不是依靠“船坚炮利”去掠夺资源，而是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去交换。因此，中国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绝不会开倒车。积30年改革开放之经验，中国领导人深深地感到，经济发展必须“以人为本”。脱离了这个大前提，只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讲“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经济发展就会撕裂社会，导致阶级对立。在国际问题上也是一样。中国的理念是“先做朋友，后做生意”。做生意就要帮朋友解决困难，困难解决了生意才好做。中国将集中精力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要努力使自身的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
中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要实现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目标，必须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北京纲领》即这次会议宣言的4个附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附件四：《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无论是“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还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所有的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都需要一个地理上的物质载体，这就是亚太国家之间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此，中国领导人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特别邀请了孟加拉、柬埔寨、老挝、蒙古、缅甸、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7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和上合组织的官员，专门召开了一次《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了丝路基金。
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以降低贸易往来的成本。“一带一路”建设，说白了就是修路、打洞、搭桥、架电网、通管道、建港口、疏浚航道，提供通关便利。从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远景出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跳出一事一议的圈子，着眼于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大局。亚太地区的铁路建设，应当服从亚太国家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路轨标准，各国分段建设，各自承担费用。水利、水电建设，则应根据大河流域规划的总体需要，兼顾用水、防洪、发电和生态。资金上有困难，可以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低息贷款；施工能力上有困难，中国企业可以帮助解决。包括参与各国政府基础设施项目投标，在平等竞争前提下提供高质量、低价格的服务。也可以在双方政府商定情况下，中国企业以“交钥匙工程”方式对项目实行总承包。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磨练，中国企业在“走出去”问题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硬件方面，中国企业不仅在世界10大建筑工程机械制造商中占了3席，而且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青岛海湾跨海大桥、世界上最长的青藏铁路新关角高原隧道，更不用说高铁运营里程已经超过10000公里了。软件方面，中国企业不仅熟悉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项目竞标程序和评价方法，也了解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招标和环境保护上的不同要求。从总体上讲，中国企业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一带一路”的建设，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不仅要面对世界上最恶劣的地质条件，而且将面临世界上最复杂的民族文化环境。我们除了要学习、了解、尊重人家的习俗、戒规和法律，还要用自己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来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上的开放态度，自然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随着中国的商品、服务、施工队伍走向世界，人民币必然会走出去，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也必然会越来越高。但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第一，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抱着水到渠成的态度。相信中国人的勤劳节俭和政府谨慎的财政政策，会不断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第二，我们对金融市场开放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国际金融危机阴云不散的情况下，我们不承诺在利率、汇率市场化过程中放弃政府监管，不承诺对境外投机资金开放资本项。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出发点是为亚太大家庭的实体经济服务。因此，我们在对外援助的币种选择上持开放态度。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问题上，无论你愿意用美元结算，还是用欧元结算，我们都给予支持。最后，我们不谋求金融霸权，不主动参加“货币战争”。
APEC领导人北京非正式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使得国内外媒体齐声惊呼：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其实，中国主导作用的发挥，源于中国方案的非排他性质。众所周知，新丝绸之路的提出者是美国，原意是对抗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但是中国不搞对抗，本着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态度，将美国的意见纳入“一带一路”，变成了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APEC会议期间，美国在大使馆召开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小会，因各方分歧严重，没有达成一致。中国则公开宣称对TPP持开放态度并乐见其成。与此同时，中韩自贸区结束了实质性谈判；中国提出的“亚太自贸区”方案在APEC会议上获得了广泛支持，形成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事实说明，主导作用的发挥，靠的不是强权，而是包容性。
APEC会议期间，中美两国领导就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基础上，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承诺在2030年以前，努力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高到20％。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务实态度，在1994 年的APEC茂物会议上已初见端倪。当时中国提出了亚太经济合作的五项原则。20年以后，上述原则已经落实为《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在世界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我们坚信：只有改革开放，合作创新，才能形成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封闭保守、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战略思想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