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异常低迷，量化宽松政策无法调节深层的社会结构性矛盾，难以改变后危机时代深层的“复合危机”，仅靠发达国家经济难以引领世界经济走上自律复苏轨道
2014年世界经济的总体特征是增长周期不同步，政策取向不一致，复苏态势异常低迷，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得不下调了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值，直接折射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结构异常脆弱。
世界经济的增长周期分化
一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呈现增长分化格局。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率先推出货币量宽政策，之后相继有30余国和地区的央行跟随执行超宽松的金融政策，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呈现体系性的非传统特征。直接结果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异常充盈，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墒情”起到了灌水浸泡的效果，以至于导致新兴经济体增长结构被侵蚀。而发达国家则借用成熟的资金资本市场条件，吸纳资金，推升资产价格，实现虚拟经济再平衡。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指标相对活跃，股价快速上涨，经济复苏呈现加快势头。尽管2014年第一季度，北美经济受寒流影响增势趋缓，但美国经济仍维持了0.1%的正增长格局。日本经济则借助消费增税前的提前消费，呈现5.9%的反常高增长。英国也增3.2%，德国增长3.3%，欧元区整体增速达0.8%，基本上维持了2013年的增势。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则出现了增速下降，复苏低迷态势。如2014年一开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新兴经济体整体延续了去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几乎全面转向结构调整阶段。如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7.7%降至7.4%，印度降至4.7%，巴西和俄罗斯接近零增长。进入第二季度，虽然印度经济有所回升，但其他经济体则呈现降速加快趋势，巴西甚至出现了2.4%的负增长局面，俄罗斯也仅增0.8%。一度连续保持高增长的土耳其表现了异常波动下滑动向。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引领世界的局面退化，世界经济界出现了发达国家引领论。
二是发达国家内部增长周期分化，政策取向不一致，内生矛盾激化。美国经济经历了年初寒潮之后，进入夏季经济增速反而加快，2季度经济增速达4.6%，表现异常的高增长，加拿大经济也增长3.6%，英国增长2.7%，澳大利亚增长2.0%。而与之相对应，日本因消费税增税后的反动影响，第二季度增速降至负的7.1%。近期，日本内阁府发表的第三季度GDP统计速报值进一步下降了1.6%，呈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局面。若按IMF的定义，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意味着经济进入衰退轨道。欧元区经济受德国、法国和意大利3大经济体全面负增长影响，整体滑落，第二季度仅增0.3%，进入低迷状态。发达国家的增长周期明显表现了分化趋向。在此背景下，各国政策倾向也呈现步调不一致倾向。如今年10月底，美联储宣布终止量宽政策，不再追加资产购买计划，金融政策开始向正常状态回归。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则已步入加息轨道。与此相对，日本央行则在次日追加了量宽政策，表示将增加长期国债和上市股票基金、不动产证券基金购买量，继续追求物价上涨率达2%的通胀目标值。日本短期国债市场连续出现负利率交易情形，政府短期国债发行也一度表现了负利率情况。欧元区，自6月欧洲央行追加公开市场操作放款额度后，7月又实施负利率政策，近期，开始研讨直接购买欧元区国债政策的可能性。显然，日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政策已经明显分化，折射其内在矛盾开始激化，必将对世界资金的流向流量产生直接影响，世界经济潜伏更加不确定性风险。
三是新兴经济体也呈现内在分化迹象，其风险仍不能忽视。新兴国家的分化带有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经常收支赤字国与经常收支顺差国的分化。印度、印尼、土耳其、南非、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均表现了不同程度的赤字化结构。经常收支赤字意味着在收支平衡上形成了对海外资金严重依赖的经济结构。而美国退出量宽，如果走上提息道路，将意味着世界资金紧缺，这些赤字国家如不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必将引起资金外流，进而导致国际收支失衡，货币贬值，连带通货膨胀，直接打击经济增长，甚至引起社会混乱。赤字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加剧了其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也将阻碍国内经济改革的进程。
美欧主导的收支结构再调整引发新矛盾
2014年世界经济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特征，主要动向是出现了世界性的国际收支结构再调整，集中表现为危机前世界最大的赤字国美国的经常赤字持续减少，而顺差方的经常收支顺差持续缩小。如2007年美国经常收支赤字占GDP比达6%左右，如今已降至2%左右，赤字金额仅为3867亿美元。而一度保持顺差近2000亿美元的日本，则在2011年大地震之后呈现顺差持续缩小倾向，2014年第二季度出现了25亿美元的赤字。同时，中国的经常收支顺差也从超过3000亿美元降至2060亿美元，以至于近期外汇储备净减少1000亿美元以上。另一方面，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经历了欧债危机后，加大财政紧缩力度，积极促进出口，减少进口，呈现经常收支顺差不断扩大倾向。近期，欧元区经常收支顺差高达3082亿美元，德国经常收支顺差就达2816亿美元，超过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顺差国。韩国经常收支顺差也高达870亿美元，日韩呈现逆转倾向。多数新兴国则表现顺差缩小、或赤字扩大局面。
经常收支结构呈现大规模的逆向转变，反映了世界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而其调整幅度之大，潜伏着世界经济的新风险。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如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大搞出口倍增，能源自主、制造业回归，并行超常规的量宽政策，积极吸引世界资金回流美国，带动产业回归美国，加速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尤其是，美国利用页岩气、页岩油的技术创新，借助世界资本回流美国市场，一举夺得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地位，原油产出量与进口量相当，成为左右世界原油价格的主要力量。由此也带动美国国内油价降低，基础化工原料生产复活，迫使原来占有垄断地位的日本和欧洲让出市场份额，调整相关产业结构，使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基础材料）出现裂变。其结果必将带动中下游产业随之调整，其影响堪称是世界性的。
全球战略资源行情逆转全球竞争加剧
当前，全球粮油矿、金股汇等战略资源行情急剧分化，折射大国主导的非传统金融政策对世界经济形成了深度影响，更体现了全球竞争态势急剧逆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恐更加深远。如截至2014年10月24日，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降至81美元/桶，而11月18日，进一步跌至75美元。如此算，最近一个月，石油价格下降19.7%，最近6个月，下降27.53%，最近1年下降23.56%，最近3年下降18.24%。从其他国际商品行情看，近3年，黄金、铜材、白金、小麦、大豆和玉米等分别下降25%~45%。与此相对应，近3年，发达国家股指分别上涨41%~122%；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至1971年尼克松冲击以来的最高水位；日元对美元汇率则呈趋势性贬值态势，若按可比价格算，仅相当于1983年6的水平，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则比日元创下历史最高升值期1995年5月低30%。同时，欧元汇率若按欧元诞生前的各国货币计量也进入历史性低谷期。
世界战略资源行情急剧波动下滑，反映了3种情形同时成立：一是世界性的景气低迷，二是由此引起的战略资源需求低迷，三是作为与战略资源行情构成表里关系的美元升值。而问题的本质是，美日欧的量宽政策已经向世界市场释放了海量货币资金，而世界经济仍低迷沉浮，表明量宽资金并没有形成实物投资，而是直接流向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推升虚拟资产泡沫升腾。即虚拟资产实现了再平衡，而实体经济并未得到再平衡。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去年底提出的“长期停滞论”揭示了发达国家长期利率低下，反映了均衡条件下自然利息率低下，折射其投资率低下，潜在增长率低迷不振。近期，发达国家的长期利率全面走低印证了其虚拟脆弱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如美国长期利率指标“10年期国债收益率”，2014年11月18日降至2.344%，日本降至0.505%，德国降至0.758%。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内生矛盾没有根本改变，日渐激化。这就是在G20峰会上美国与日德经济矛盾直接碰撞的深层背景。
发达国家深陷复合危机
而反映到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上，金融危机虽已过去6年，发达国家经济仍深陷“复合危机”。一是以发达国家为主，一方面央行大搞量宽，释放货币，实施“公债货币化”，替政府买单；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功能麻痹，“市场波动性”退化，金融机构热衷于资产泡沫，金融中介功能退化，实物投资不足，导致中产阶层分化，社会矛盾突出。如2008年雷曼冲击后，各国加强金融监管，金融机构不再冒险，投资受到抑制，需求减退。而中产阶层的资产在上次泡沫崩溃后消失殆尽，中产阶层遭受沉重打击，中等收入阶层缩小，社会结构呈现贫富两极分化，直接导致消费低迷，整体需求不足。二是信息通信技术进步，雇用岗位创造能力退化，非熟练劳动者在信息技术下可直接提高生产率，导致高成本的正式雇佣减少，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式雇用增加，工资质量下降，实际收入不足，难以支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这也是美国迟迟不敢贸然提高利率的社会背景。三是人口结构变化。日本率先进入老龄化时代，其他国家的人口结构也快速迎来老龄化。如日本的生产年龄人口从1991年开始下降，美国今后也将面临下降局面。这是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整体未能摆脱长期停滞的社会动因。而危机后发达国家主导的量宽政策，无外乎是将市场资产由央行主导进行了一次“位置移动”，但对市场的资金供给能力并未提升。尤其是日本，央行放出的资金基本上还在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滞留，并未形成有效的市场货币供应，导致市场信用难以创造，投资不足。而不能忽视的是，量化宽松政策无法调节深层的社会结构性矛盾，难以改变后危机时代深层的“复合危机”。因此，仅靠发达国家经济难以引领世界经济走上自律复苏轨道。
而在近期的APEC和G20峰会期间，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新理念，给世界经济和区域合作引进了实实在在的新内容。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了“三个不动摇”，高屋建瓴地给中国经济模式做出了完整定义，即和平发展、共同发展与合作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引进了新理念。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付诸实施，以及新兴国家自主型融资方式的全新展开，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条件，也将迎来新的复苏方式。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 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战略思想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