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贸易格局，开辟新渠道，制定新型规则与框架，中国应当有所作为，也能够有所作为
从贸易大国到规则制定者
分析2014年大势，如果先从经济说起，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3月1日媒体报道：“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统计，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21万亿美元，进口1.95万亿美元。
这是10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首次成为世界货物贸易冠军，也是中国继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外汇储备国和最大出口国之后又一突破。改革开放35年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已经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进口近２万亿美元商品，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
这个跨越式的发展很不容易。1979年算是媒体说的改革元年吧，那时的全国对外贸易总额是293.3亿美元。今天是41600亿美元，增加了140多倍。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增长率？在这个贸易额的后面潜藏着中国巨大的经济能量。随着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浪潮，中国改革开放契合了这个潮流。像海绵吸水一样，中国把全球主要工业产品的制造都吸纳到自己的土地上来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披露：“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产业界藉此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巨大范围经济效益，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这是中国贸易增长140多倍的根源。没有这个基础，成为头号贸易大国便无从谈起。
有人可能问：贸易这么重要吗？回首看看历史，1840年以来，欧洲列强和美国、日本都入侵过中国，打了很多仗，死了很多人。每次战争结束，除了霸占我国领土和其他政治约束，列强都在追求这样的结果：要中国开放口岸，给列强以最优惠的贸易待遇。在这不公平的所谓优惠贸易条款下，先发的工业列强，不断高额倾销自己的工业产品，大量掠夺中国人的财富。同时，世界上各个国家在争夺工业贸易主导地位也厮杀了两三百年。卖谁的货？赚谁的钱？谁来定价？谁来主导贸易走势？这些都是工业巨头们首先关心的问题。几百年来，国际贸易的权力与优势一直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中国一直处在被奴役的状态。“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翻身得解放，成为百年中国志士仁人共同目标。
“一唱雄鸡天下白”。今天的中国，通过艰苦奋斗，改革开放，雄踞世界贸易之首，着实不易。现在谁在赚谁的钱？可以分析分析。近期召开的北京APEC会议所提倡的贸易精神已在渐渐改变以往的经济格局。那种以某个强势中心主导的双边贸易时代快要被终结了。新的多边调整型的贸易框架在慢慢形成。循旧例，还是开新埠？实在要好好想想。恐怕不能老是像以前那样了！那些总是对有先发优势国家有利的规则、安排、结构、渠道、环节……应该改变了！新中心在确立。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及东南亚）的贸易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耗量世界第一，制造业产值世界第一，货币交易量世界第一，还有很多世界第一。这种种的“第一”表明了一个新中心在崛起，不可阻挡地崛起。全球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地区，谁无视东亚的发展都是愚蠢的行为。然而，旧的藩篱还在阻碍新经济体的步伐。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坐下来通过谈判磋商，一点点地改造旧规矩。第二种是越过障碍实施跃进式的博弈，跨过藩篱进行一对一的贸易。后一种方法更迅速。我把这种贸易形式称之为跨越式贸易，Leap Trade(LT)。跨越的不是国界，跨越的主要是上面提到的那些藩篱。2010年横滨APEC部长级会议提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概念FTAAP(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就呈现了这种向往。北京APEC会议更加使这种想法上了一层楼。改变世界贸易格局，开辟新渠道，制定新型规则与框架，作为欣欣向荣的东亚头号大国，中国应当有所作为，也能够有所作为。下一步中国的对外贸易应大幅度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只是被动接受订单，不能像从前一样任人挑选。应该主动出击，建立贸易前进基地，成为世界贸易的领导者、新产品的开发者、规则的制定者。尽管我们还有许多不平衡、许多的结构不合理，还有很多技术落后，还有很多品质尚待提高，还有大量服务不到位，还有很多曲折……但是我们会一直向前，向前，向前。
危机之年即学习之年
第二件就是从美国退出QE说起。2007年以来发生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为了对抗经济危机，美国、欧洲、日本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也就是媒体常说的QE(Quantitative Easing)。效果怎么样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看不怎么样。QE这种方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期的供应学派，代表学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拉佛尔（A.Laffer)。他们强调“供应创造需求”，主张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加大投资，减少税收，刺激生产。其中加大投资就有多印货币之嫌。这种政策当时确实起了促进作用，触发很多新兴产业的兴起，特别是IT产业，创造了巨大的新型盈利空间。日本这两年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有此收效。供应学派的兴起，量化宽松政策的实行催生了很多金融衍生物模式，建构了金融配置新血脉。
然而，人类现代化有两大要素，一是技术发展，二是金融配置。现在状况是一头沉，金融配置发展迅猛。技术发展则进入平原期，发展缓慢。眼花缭乱的金融配置没有给技术创新带来巨大推力。反之，很多过度或虚拟的金融配置制造了很多不可实现的空间，简单称之为泡沫。更重要的是这些配置方法诱惑了大批金融掮客与机构营造了一个蚁穴般的帝国，这个帝国制造了无数贪婪而急功近利的方法，严重扭曲了金融配置目标与途径。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多次QE、欧洲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的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使货币在这个蚁穴中像水一样，流淌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基本不能实现肇始者的初衷。全球化的今天，那些控制金融杠杆的机构与国家总想着恢复昔日的荣光，不劳而获，做这事恐怕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前面提到的贸易问题，对后面这个问题将会有巨大冲击。旧制度开始崩解，新规矩又未建成。
此次经济危机不是一般的危机，全球都进入一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状态。李清照《声声慢》里说“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既是当下贴切的真实写照。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峻考验。GDP的下滑，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改革之初自由发展起来的经济结构都出现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房地产业、钢铁业、汽车业、建材业、服装鞋帽、机械加工、煤炭……包括更大的工业布局问题，都呈现在面前。
问题多多，要抓主要问题。中国的金融改革，首当其冲。刚才说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过度配置。我们则是配置不足，并且不当。中国金融机构大部分是商业银行，是以不动产抵押为风险控制主要手段。离开不动产，寸步难行。但有不动产抵押能力的企业，大都产能过剩。新兴的中小企业或新兴项目大都没有可抵押之物，获得优质资本支持几乎不可能。这种现象愈演愈烈，2014年尤为甚之。好钢如何用在刀刃上？这是一个大问题。深圳前海搞了金融实验区、珠海横琴岛也有类似实验区，上海有自贸区，这些改革是高级改革，绝非抄袭隔壁就可以奏效的。需要在深层进行探索与研究，需要向世界一切先进经验学习。危机之年即学习之年。唯有学习才能摆脱困境，唯有学习方可更上一层楼，更出一重天。大兴学习之事、大兴研究之事是今后主要任务。
变革后的中国金融将承担起世界新兴大国的责任。中国的投资应该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应该是世界上目标最准确的，应该是世界上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应该是世界上最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的。当然，这是理想标准，做到这些还需艰苦努力，还需勇猛斗争，还需要虚心向一切有知识的人学习。最重要的是看到自己问题真实所在，找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要有强烈的自信，极其认真地改进，那么将来一定辉煌。
(作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战略思想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