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构想”代表了21世纪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对外形象，国际上流传的曲解言论，必须作出彻底澄清
两千多年前，始于中国汉代的古“丝绸之路”开启了不同文明之间跨越时空的经济和政治交往，而各种科技、宗教、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也随之频繁交流和沟通，成就了一条辉耀千古的贸易和文明之路。
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新“丝绸之路”倡议感召下，世界经济版图面临巨变并将重塑人类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与新“丝路”同进？新“丝路”如何与沿线国家共建？
以上就是“一带一路”华夏论坛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我国下一步走向世界、面临的地缘、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客观形势和有待与会者共同加深认识和认真研讨加以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
新“丝绸之路”构想，由我国国家领导人，自2013年九、十月最先提出，到今天，很快就是一年。这一构想，它所包含的多重意义和它在今后多极化世界全球治理方面和中国自身建设及其融入外部世界等方面所将要发挥的作用，还有待我们认真去揣摩和细细品味。
新“丝绸之路”构想对构建新型全球治理学说所作贡献
“构想”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理论的精髓，为科学合理的全球治理学说提供了有形的理论支撑二战后近70年的国际风云变幻呼唤全球治理新思维的出现，1945年二战结束迄今，半个多世纪又悄悄地走过，今天的世界呈现出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最近三四十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态势的发展，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遍布全球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几十亿人口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同时，天下仍不太平，发展问题依然突出，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复苏艰难曲折，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上升，各国调整经济结构面临不少困难。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显示了金融市场运作的体制性失效，同时，粮食、燃料、气候等多重危机接踵而至，也暴露出当前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存在的弱点，全球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正是在这样一个全球政治、贸易格局发生复杂变化、国际秩序亟待变换更新的关键时刻，新“丝绸之路”构想，应运而生。
这一构想之所以刚一露头就引起八方瞩目，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她有一个充分尊重各方意愿、平等相待、友好协商、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崇高目标，从而为开发和创建真能反映全世界各国人民切身利益、合乎理性的21世纪全球治理方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厚实的思想素材。
这一点，我们从习近平2013年秋两次出访的言谈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里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出新“丝绸之路”构想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所有参与这一创新工程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谋福祉，决不追求中国一国的私利。
在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时，习近平申言：中国要同中亚各国“不断增进互信、巩固友好、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为各国人民谋福祉”；并且他深信，“只要坚持团结互助、平等互利、包容包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习近平又提出了要使主宾两国“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新“丝绸之路”构想，更实际一些说，她是一种区域经济合作创新模式，她承载着区域安全与繁荣、推动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重任。她的稳步推进，一定会重塑“丝绸之路”辉煌，让欧亚经济共同体走向深层融合，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必将再度深刻影响世界。
新“丝绸之路”构想得到国际有识之士的赞赏
前面已经说到，新“丝绸之路”构想是在世界各方热心人士正齐心协力寻找新的、更为合理的全球治理方案的特定背景下出现的。其实，在这之前，不少有识之士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尝试。这里特别要提一提的，是美国席勒研究院的院长海尔格·泽普·拉鲁旭女士和她的丈夫林登·拉鲁旭先生。
为了改变二战后几十年来沿用已久的不合理全球治理模式，推动世界经济秩序沿着更为健康的轨道前进，他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曾提出通过在白令海峡修建海底隧道和欧亚大陆桥把全世界连成一片、科学有序地发展世界经济，以惠及各国四海众生。他们认为，这是建立21世纪全球和平新秩序的根本。
这两位长期致力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改造和国际秩序重建的革命家，非常重视亚洲、特别是中国在实现他们提出的新全球治理方案中的地位和作用。海尔格·泽普·拉鲁旭早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欧亚大陆桥：当今最重要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中，就用了很大篇幅来介绍中国。而在去年秋天，当她得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构想后，则更是欣喜万分，所以她说，习主席的这一思想“将使世界上这一地区走上振兴之路，将提高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准。”又说，“现在，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共识，即，新“丝绸之路”，只是世界经济今后更大规模整合的开始⋯⋯同时，它也是人类整个文明步入全新时代的肇始”。
维护新“丝绸之路”构想的权威是一项重大的理论战略工程
在当今错综纷繁的国际学术园地，任一主张和观点、特别是一些出自名家的主张和观点，一经提出，受到来自各方善意、公正的评说，那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出于某些政治上和集团利益方面的需要，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对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构想横加指责，任意注解，妄作评论，从而达到搞乱人们思想的目的。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近年来，国际上流传的那些曲解妄说新“丝绸之路”构想的言论，在人们今天的认识上，必须作出彻底澄清。这既是维护这一“构想”权威的需要，也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的理论战略工程。
当然，这里，我只谈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例子
（一）有人撰文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包藏有一己“野心”
就在今年5月亚信峰会在上海召开期间，在人们普遍关心中国为什么要在前不久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时候，在澳大利亚的一家著名国际关系、经济和商业杂志《外交家》(TheDiplomat)上，竟有人撰文硬说，新“丝绸之路”的发展方向绝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工程，而将建立一个链接东亚、中亚和欧洲的新经济秩序，即中国可以利用它构造一个强经济生态圈，而非是简单的合作交流。该文甚至提出，以中国为核心，相互之间原本没有直接经济伙伴关系的国家可以直接通过中方斡旋牵手，文章还特别举例说比如德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就是这种情况。该文认为，中国的“野心”在于建立一个跨洲自由贸易区。而这，恰好是很多西方主流媒体对于新“丝绸之路”保持静默的主因。
（二）还有人说，中国推出新“丝绸之路”构想是在搞“门罗主义”。 什么是“门罗主义”？先做一下简要解释。它原是1823年12月2日美国第5任总统詹姆斯·门罗（1758-1831）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美国对外政策原则，史称“门罗主义”。它是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标志。它明确对外宣称：“你们别插手”。其具体内容则是：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维护自己陆上和海上、特别是海上领土和资源权益方面所取坚定立场的一再表露，西方不少研究国际关系和安全形势的学者、专家齐声惊呼：中国这是在搞“门罗主义”啊！
2012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把南海对中国的意义类比为马汉眼中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并认为中国终将排除邻国和外部势力的挑战，建立新的地区秩序。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另一位曾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为中国人熟知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悉尼发表演讲，又称“如果中国大陆发展成香港那样，它将试图把美国从亚洲挤出去，发展它自己的‘门罗主义’”。
当然，这一话题在国际业界被炒作得更为红火，那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年5月在上海亚信峰会阐明亚洲新安全观，即“亚洲安全归根结底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之后。比如，有日本学者就认为，中国在亚信峰会上是在力图发挥“地区领导者”或“亚洲领袖”的作用。
综合上述种种指责和非议，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基于历史比较研究，将体现新“丝绸之路”构想精神的中国新亚洲外交与1823年美国的门罗主义，或与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及后来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相提并论，是不合适的。中国的新亚洲外交与美国门罗主义和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截然不同。中国新亚洲外交的核心指导思想是通过平等开放的伙伴计划和行为准则，深化经济和安全领域合作，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带动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全亚洲的繁荣、和平与稳定。这与门罗主义的划定势力范围、强做美洲警察以及与服务于日本大陆政策并有殖民侵略色彩的“大东亚共荣圈”，无论在旨归还是在路径上，都有着质的区别。
习近平国家主席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构想，代表了21世纪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对外形象，它的权威，我们必须鼎力维护。只有真正切实稳固地维护好这一权威，我们才能踏踏实实地圆好各自的中国梦。当然，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某些专家学者的事，而是每一个觉醒的中国人的事，所以我说，这是一项重大的理论战略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