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非洲共同应对挑战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都非常丰富，随着时代的发展更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在当前的全球格局和形势中，中非合作绝不仅仅是中国与非洲双方的事情，而是更应该着眼于与全世界的互联互通。对于非洲国家而言，除了能够感受到“中国元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身边外，更能感觉到的是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中国而言，与非洲的合作能够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进入新的阶段，其核心动力还在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
当前，中国正在开展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精准脱贫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这三大攻坚战的成功，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经济的形态、生态和结构，也必将对中非合作的转型升级、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及促进非洲与世界的联通产生重大影响。

价值重估：金融风险化解与非洲的未来价值
债务是一把双刃剑。规模合理、管控有序的债务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带来繁荣和创新；债务也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来说都难以摆脱，万分棘手。
2018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报告称，非洲地区约40%的低收入国家正处于债务困境或高风险状态，再融资债务很快会变得更加昂贵。2013年至2017年，非洲外汇债务上升了40%，占该地区总公共债务约60%。乍得、莫桑比克、刚果（布）、南苏丹和津巴布韦等6个国家被市场认为正在经历债务危机。IMF对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评级从中等变为“债务危机风险较高”。高昂的债务，正在成为悬在非洲国家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从1960年代至今，两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美元升值导致了非洲的沉重债务。非洲国家独立之初，在没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情况下，不得已借入大量外债以求发展。但未等发展势头起来，1980年代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美元汇率拉升就让非洲国家债务激增。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由于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西方金融机构将放贷重点向欠发达国家转移，非洲国家开始再次举债。而此后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美元指数拉升又一次加重了非洲国家的债务。对于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国内营商环境和市场机制的非洲国家而言，出口商品价格和美元指数的大幅波动无异于让其国民经济处于剧烈震荡之中，稳健发展无从谈起。
中国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点是：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输入性风险。这些措施一方面将会起到降低负债，优化实体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将促进中国经济的价值重估，在更高水平实现均衡发展。对于中非经济合作在微观和宏观层面都会带来积极影响。
从微观层面看，中国企业在对非合作中将更加重视合理的杠杆率以及对债务的严格管理。中国企业的金融、产业、技术之间的协同性非常强，因此在帮助非洲国家将资金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方面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金融风险降低首先有利于汇率稳定，这样就能给中非合作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环境，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增加人民币储备就是这个原因；同时也能够给非洲国家提供很多债务优化方面的经验和政策。今年4月中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适用于对“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进行债务可持续性评估，这对于中国与非洲未来的合作意义非常重大。

⬆中国在加纳首都阿克拉附近投资建设的该国第一座大型光伏电站（新华社 林晓蔚摄）

生存再造：民生改善的国际经济合作
在很多非洲国家，贫困以及由此带来的民生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尤其是伴随着高生育率带来的绝对贫困人口增加，这一挑战将更为严峻。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非洲人口正在快速增长，预计到2050年将会在现有的11亿人基础上翻番。同时，非洲地区的极端贫困率为38%，到2050年，全球86%的极端贫困人口都将居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与此同时，中国的减贫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按照世界银行测算的人均每天支出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过去40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按中国现行贫困标准，1978年至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7.7亿人减少到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由97.5%下降到3.1%。2012年至2017年，中国每年有1000多万人稳定脱贫。
中国在减贫问题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科学合理地制定扶贫标准，整合创新扶贫政策以引导资源要素向深度贫困地区聚集，开展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重大举措。党中央确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即“两不愁、三保障”。2019年4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指出，要“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应当看到，在中国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的背后，将产生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民生产业集群”，涵盖适用于贫困人口脱贫标准的食品、卫生、纺织品、文化用品、日用品、医疗器械、药品、建筑材料、物流等方方面面。这一产业集群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建立在中国国内数量巨大的低收入人口基础上，庞大的规模将使其拥有很低的边际生产成本；二是针对减贫问题设计、研发、建立及运行，标准化程度和实用性都非常强；三是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有效解决了减贫工作中资源分散、信息缺失等问题。
西方国家近年来在非洲减贫问题上也做了很多工作，但迄今为止能够提出的方案都是以援助为主，也包括医疗、教育以及计划生育等内容。这些方案都很难应对非洲在人口高速增长条件下的贫困问题。中国的“民生产业集群”将为非洲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首先，由于中国的规模基础，这一产业集群自身就运行中不断完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其二，这一产业集群与非洲的对接，将带来大量的新增就业，同时可以释放大量农业人口以支撑起工业化进程；其三，在此过程中，将大大降低非洲减贫的末端成本，并向非洲的贫困地区提供新的工业化动力。

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进程的重要支柱
中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核心在于“四个结构”和“四增四减”。其一，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过剩和落后产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这意味着中国将依托云计算、5G、物联网、大数据及先进制造等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更新换代，在规模经济基础上重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其二，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这意味着中国将实现更加节能环保和低能耗的发展模式，能源使用方面将产生大量新技术和新产业。其三，调整运输结构，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这意味着中国将改变物流运输模式，在区域经济重构过程形成新的物流运输体系，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其四，调整农业投入结构，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这以为着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健康和安全标准，加速形成环保农产品的内需市场。
在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背后，是中国大城市群的加速形成以及区域经济的优化和重构。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将成为以金融和制造业为核心的超大城市群，华中、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区也将加速城市化进程及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将产生世界级的城市生产和消费中心，现代化的物流和交通体系将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随之健全。
在以往的中非经济合作中，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困难。随着中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推进，也必将对中非合作带来积极影响。一是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结构优化，中非制造业合作的环保障碍将大幅降低；二是中非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将越来越紧密地与非洲城市化和制造业发展进程相结合，有利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中非农业合作将增加新的空间，尤其在环保农产品方面大有可为；四是中非环境保护合作将吸引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参与，促进先进环保技术的全球应用和推广。

内需互动，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美好未来
内需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非洲很多国家自独立以后，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和自身经济结构的滞后，始终难以形成有效、稳定的内需市场。近年来，非洲政局逐渐稳定，经济建设步入正轨，内需市场的形成具备了重要基础。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需互动”将成为中非合作的重点内容。中国的内需市场将为非洲内需市场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带动作用，中非合作有望在三个层面实现转型升级、加快发展。
一是贫困群体生存和就业。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民生产业集群”与非洲国家的对接，将有助于减轻非洲的减贫压力。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一方面也实现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从而为经济结构优化提供动力。这一层面的合作将带动小型制造业投资、低成本物流、农产品及日用品、纺织品贸易等。
二是非洲中产阶级的消费升级。一方面，非洲能源、农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将带动相应的服务业发展，由此将在非洲产生一批城市中产阶级。另一方面，中国对非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也将促进非洲中产阶级的产生。相应的，非洲中产阶级将更多消费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带动日用品、纺织品、住房相关产品、汽车、家电等产品的贸易。
三是城市化进程。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及非洲城市化进程加快，中非在市政、道路、桥梁、铁路、机场、工业园区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提升的空间。同时，跨境电商和新零售业在城市的兴起，也将带动相应的投资合作增加。
中国与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殖民主义的负担，平等互惠及相互尊重的观念是中非关系最有竞争力的因素。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与非洲都不会将“贫困”、“落后”、“没有希望”视为对方的宿命，由此也将带来对未来的希望。对美好未来的预期将带来投资、商机以及更多的合作，也将惠及中国与非洲的人民。从这个意义来说，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也是全世界重新审视和评估非洲巨大潜力和价值的过程，并将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共创中非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