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预期中美关系
导 读
●中国的应对思路与策略选择
自特朗普政府建立以来，中美在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移等经贸问题上的较量几经起伏，虽偶有缓和，但仍逐步升级。迄今，美国共对中国输美价值约2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方也对原产于美国的价值约1100亿美元商品征收5%—25%不等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特征与外溢性影响不断显现，其走势不仅牵动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成为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
经贸问题是中美竞争关系新常态的一种表征
从经济角度来看，贸易战没有赢家。但从战略上来说，贸易战则是工具，特朗普总统及其鹰派幕僚对此坚信不疑。因而，对美国战略意图与利益取向的判断十分重要。换言之，中美经贸摩擦是问题本身，还是问题的一部分。从特朗普执政后中美经贸博弈的发展历程来看，这有一个转化的过程。2017年，中美双方就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等经贸议题展开了“百日计划”谈判，但从2018年3月开始，美方率先发动关税战、舆论战、科技战等极限施压手段打压中国，甚至迫使其他国家选边，意图构筑对华压力联合阵线。之所以有如此的转折，与美国对中国战略身份的重新认知密切相关。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界定为“竞争者”“对手”，并推出所谓的“全政府对华战略”，聚焦与应对中美全方位竞争。可见，经贸摩擦本来是双方讨论的中心议题，但现在逐渐让位于战略竞争问题，安全议题、政治议题、权力转移议题等日益突出。换言之，考察中美贸易摩擦需要超越经济学的视角，而从更加复杂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加以分析。
美方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把相对收益看作主要目标，中美合作恐将更加困难。由于经贸问题政治化、安全化转向，以及自恃处于经济增长周期，并笃定贸易战将迫使中国屈服，特朗普政府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不大。中方将经贸问题与国家安全、发展利益以及国家尊严等相关联，再加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以及发展韧劲，以及担忧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的反复与“得陇望蜀”的紧逼，中国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也不大。很大程度上来说，中美经贸摩擦已经演变成双方力量、意志与智慧的全方位较量。
关键影响变量：美国经济、政治状况
中美之间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决定了经贸摩擦的关键变量在于美国，进一步来讲就是美国经济、政治状况，其核心变量是经济走势。一旦美国经济失速，美国大众感受到承担的成本明显上升，特朗普政府政策应会有所调整。但这个过程可能较为漫长，美国人现在对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有一定的耐心。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一定程度上也滞后了贸易摩擦对美国普通消费者的影响时限。此外，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负面认知的塑造与宣传，美国战略界形成了一定的对华强硬意识，甚至将对华强硬视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换言之，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要不要对华强硬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手段和方式对华强硬。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未来民主党主政，中美贸易问题可能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美国已进入到总统选举时间，两党最大的政治诉求就是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目前来看，与国内政策相比，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是少有的几个争议不大且加分的项目。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了行政部门在贸易、外交等问题上具有先天优势。可以说，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关键在于特朗普政府，或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本人。鉴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偏好，双方保持现状，加强沟通，释放善意，培育良好氛围是重要且可预期的一步，即美方不加征新的关税，并放松对华为的技术限制，中方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等。
中国的应对思路与策略选择
从前景上看，经贸摩擦最终还是要以谈判的方式达成某项协议，其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双方博弈形势的变化。不过，正如之前提到的，经贸问题仅是中美关系复杂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即便贸易摩擦告一段落，中美关系也将进入到一个以竞争为主旋律的时期，这甚至还是一种比较乐观的预期。更糟糕的情况是进入到“冷和平”状态：表面上关系缓和，但实际上在各方面相互提防，互不信任，合作机制失能，战略误判可能性增加。因此，中国应对中美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如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偏好以及美国政治氛围、社会环境做出冷静认知，对特朗普政府对华认知及其战略的重新塑造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要充分估计，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合理预期。
从哲学思维上看，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动因。“打铁还需自身硬”。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的三大历史任务。这与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80年代的三大历史任务大体相同。当时，邓小平强调，
“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以说，中美博弈是双方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一系列国内优先议题的韧劲、耐性、活力的较量。中美两国的最大挑战不在于彼此，而在于各自国内。美国前驻华公使、尼克松总统首席中文翻译傅立民指出，“事实上，我们必须着眼国内，改革和调整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劳资关系和教育政策等，使这个国家重新振作起来。”
从策略上来说，中国应保持战略自信、战略自主、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力。战略自信来自于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与国际地位的客观认知。自知是自信的前提。当前，一些美国人要与中国“脱钩”，想要重新建立一套规则将中国排除在外，但其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与中国割裂就是与世界割裂。特朗普总统宣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没有中国的助力也实现不了。
战略自主就是要扩大朋友圈，尽可能与美国以及美国之外的国家，尤其是欧洲、日韩等发达国家保持经贸、技术、人文等各领域的交往与联系，避免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出现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现象。实际上，当前美国与欧日的矛盾很尖锐，特别是在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竞争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明显站在了欧日传统力量的对立面；战略自主还表现在灵活性方面。对于美国而言，要区别对待不同群体，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左派即友华力量，既包括跨国公司等商业团体，也包括各州或地方政府，加大省州或地方合作大有可为；中间派是广大社会民众，这些人对中国的认知易被塑造。中美人文交流尽管遇到了美方干扰，但中国应坚持开放、包容等原则积极主动地保持与推进中美社会交往；右派即对华强硬派，这部分人有些是对华存有偏见，有些是政治投机分子，对它们应当有针对性地加以揭露与批判。
战略定力就是要在中美经贸谈判中坚持原则立场，更主要地是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尤其要注意开放发展，“封闭必然落后”，只要中国不自我封闭，没有谁能够将中国推回到封闭状态。
战略耐力就是要准备打持久战，要提升“化危机为契机，化压力为动力”的能力。制度优势、经济韧劲以及结构性调整的有序展开都将增加中国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长期看，中国将最终在这场经贸博弈中胜出，并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华丽转身。
编辑 | 杨海霞
设计 | 孙子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