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农村经济 保障减贫成果 ——专访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驻中国、朝鲜和韩国代表马泰奥Matteo Marchisio

为吸引民间投资创造条件

《中国投资》：投资对于一个地区的脱贫，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恰恰是它不吸引资本。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政府可以发挥的作用有哪些？

马泰奥：投资——包括生产性投资，以及社会投资（即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资）——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最终当然也有助于减贫。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因为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把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路、电气化、水利基础设施）与经济（提高生产率和实现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社会发展（卫生和教育领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然而，正像你刚才提到的，贫困地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无法吸引投资。由于贫困地区缺乏基本投资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对贫困地区进行投资的代价和风险很大，因此投资者们都不愿意对贫困地区投资。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回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通过投资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由于面临的代价和风险对贫困地区敬而远之。而政府在解决这一难题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前期战略规划更好的资助一些“公共产品”（交通设施、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服务等），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条件，从而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和成本，并增加其投资回报率，这样就能够使投资变得具有吸引力。

《中国投资》：社会资本能在减贫事业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帮助减贫，他们能做什么？相应地，减贫后的人群是一个庞大群体会有巨大的商机，减贫对他们又能带来哪些市场机遇？

马泰奥：社会资本的核心理念是，如果个人和群体能够为彼此的利益而合作，那么这样的关系和行为就具有价值。具体来讲，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可以使人们有机会参与集体行动，共同制定决策和要求改善服务等。

社会资本在减贫方面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以家人和朋友为主的非正式网络代表着一种互相信任和互相担保的网络关系，往往可以降低风险，并且在个人受到重大冲击的时候提供坚强的后盾（即安全网）。

第二，社会资本可以提升弱势群体的能力，给予其工作的可能或机会，特别是在公共机构薄弱、市场无法提供有效服务的情况下。比方说，如果他们不能得到或者很难得到信贷机构的贷款，那么非正式信贷就可以发挥替代作用。

第三，社会资本可以通过集体行动帮助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可以就共同关切的问题集体进行呼吁或提出要求，这对于个体来说是无法做到的。

发展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解决贫困问题，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商业）机会。一旦他们摆脱了贫困，这些机会就能够加以利用。以农发基金资助的中国项目为例 ，项目中有一个板块是支持扶助贫困农民成立合作社。通过赋予贫困农民在合作社中自发组织起来的权力，加强了他们集体协作的能力，从而使他们在与供应商和采购商打交道时占据优势，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市场机遇。

《中国投资》：您一定是去过中国的贫困地区，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能否列举案例来您认为这些地区有哪些特点？对于民间的投资来说，如何带动和吸引这些资本进入农村？进入贫困地区？有没有好的方法和案例？

马泰奥：我所就职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简称“农发基金”）就是为世界上最贫穷和最偏远的地区进行投资，目的是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在中国的四十年中，我们工作的地区集中在被列为“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它们也被称为国家级贫困区，包括陕西和四川交界的秦巴山区、江西的罗梭山区和青海的六盘山地区等。

每一个地区都有所不同，各具特点。如果一定要说出导致它们贫困的一些共同之处的话，我认为它们都面临着这样的实际困难：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使得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口很难进入市场或者得到其他增收的机会；基础设施落后，特别是安全的饮用水和有限的社会服务，这对他们的健康和教育影响很大；有限的资产基础——特别是耕地和技能、有限的投入、生产性资产和资本，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就像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要想在贫困地区吸引民间投资，就必须帮助他们减少风险和投资成本，同时为他们创造切实可行的有利条件。农发基金的投资就是为了创造这些有利条件，从而达到吸引投资者，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投资收益的目的。农发基金资助或共同资助的投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修建道路，减少运输时间和成本；增加灌溉设施，提高土地生产率）；担保设施或其他创新金融产品，旨在帮助向农户和农村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降低风险和成本；培训和其他能力建设活动，意在加强农民、农民组织、合作社和农村企业的能力，提高其生产和产品的质量和标准，并能与市场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从而提升整体盈利能力。这些是我们最近在湖北、江西、青海、四川、宁夏和陕西投资项目以及正在计划中的云南和湖南投资项目的重点关切的方面。

《中国投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能起到多大的作用？金融工具本身的市场化属性如何与公益性结合？

马泰奥：金融机构在促进对农村地区的投资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因为制约这些地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贫困人口获得资本的有限性。一般情况下，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也不愿意向农村家庭和农村实体（企业、合作社等）提供贷款。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农业有关的业务都具有风险大、利润低的特点，而且贷款时它们往往缺乏信用记录或抵押品担保，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通常也没有根据这类客户的需要而专门设计的金融产品。

农发基金通过其投资的项目，试图解决制约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放贷的一些瓶颈问题，比如，建立或配套担保设施，降低违约或不偿还的风险；支持开发专门针对小农场主或农村合作社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及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探索新的机制和模式，为农村家庭、合作社和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此外，农发基金通过全方位的支持为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降低了投资风险，提高了投资收益率，这也间接地为他们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提供了可能性。

加快乡村振兴建设

《中国投资》：发展需要的是基础设施、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真正阻断脱贫之后返贫。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您认为中国还需要改善哪些发展政策，以实现这些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马泰奥：首先，我要说的是，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非常有效的政策和计划，它们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具体的举措包括：成立了跨部门的机构，专门负责监督和协调整个国家的减贫工作（即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精准的目标机制和有针对性的减贫措施；以及采取多部门和综合性的减贫办法，并且提供了足够的财政资源作为支撑等。

如果一定要我说出一些未来几年里中国在持续减贫方面仍需聚焦的挑战的话，我的建议是：首先，降低已脱贫人口的脆弱性，以防他们在遭遇意外事件后再次返贫。第二，确保减贫方案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避免贫困地区的人口大量依赖公共资源。第三，发展农村经济，吸引投资，依靠自身力量保障减贫取得的成果。

《中国投资》：中国要在2020年解决绝对贫困的问题，包括一些深度贫困的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对于这些地区来说，脱贫是极度困难的。对此您有何建议？对那些缺乏脱贫内在动力的人的贫困问题，您怎么看？

马泰奥：消除极端贫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过去四十年里，中国通过坚定的政治承诺和持续不懈的减贫努力才实现了这一目标——中国应当为此受到称赞。不过，解决极端贫困只是中国在其所称的“小康社会”道路上迈出的一步。

还有一些挑战需要应对。第一，需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虽然极端贫困的现象很快会在中国消除，但相对贫困，即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不能享有与大多数人相同的生活水平，将在中国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第二，减少不平等的现象。即使极端贫困消除了，但不平等状况仍将存在（包括城市与农村、西部省市与沿海省市、同一省市中的富裕县与贫困县以及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比如女性、老人、儿童和少数民族都属于最弱势的群体）。

第三，减少不确定性。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可能会很快脱贫，但他们应对冲击的能力很弱：疾病或者其他不可预见的事件、失去工作或者长期失业、子女教育、恶劣天气以及商品价格波动——特别是对那些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来说。冲击很容易使他们重新陷入贫困。

最后，对于一部分人缺乏脱贫内在动力这一问题，我认为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贫困中，所有人都渴望过上体面的日子。但是，由于政府在过去几年里实施了一些在2020年前使所有人脱贫的福利方案，作为这些方案的受益者，他们中的确有一些人对积极寻找持续改善生活水平的出路失去了动力。事实上，这些方案只能使他们摆脱极端贫困，未来还需要采取更多的做法，增强他们的工作能力，给予他们工作的机会，从而打消他们总是被动依赖社会福利的想法。

《中国投资》：有一些农民进城但收入并没有提高，城市出现贫民区，对于这样贫困问题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农发基金认为中国需要如何应对？

马泰奥：虽然农发基金的工作并不直接涉及城市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很快就需要面对日益加剧的城市贫困问题。

从农发基金的角度看，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办法至少在部分程度上仍需依赖农村地区的发展。只有农村发展了，吸引了投资并创造了就业机会，才能使农村人口愿意留下来。这样农村人口就无需为了增加收入而向城市迁移，甚至还可能吸引为了生计前往城市的农村人口返乡发展。这一举措还能够减少农村人口给城市造成的压力（比如，争抢就业机会和有限的社会服务等）。这是政府应当采取的战略，它与习近平主席两年前提出的“乡村振兴”是完全一致的。

编辑 | 杨海霞

设计 | 孙子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