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金融为中非合作再添动能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始终是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习近平主席在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讲话中，提出“在推进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基础上，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未来3年和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八大行动’”，并将“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加以推动。在当前逆全球化升级的趋势下，面对一些非洲国家债务压力增大的实际，回顾投融资在中非务实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金融创新，探寻高质量、可持续的投融资合作方式，对落实“八大行动”十分重要，亦会对“一带一路”合作产生重大影响。

对非投融资模式的不断创新为中非合作插上翅膀

中非合作论坛设立以来，金融助力务实合作的模式不断创新，风险管控能力增强，推动了一大批项目在非洲落地，既增强了非洲国家的自我造血能力，也为我国扩大内需、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2019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新增30亿美元，存量约达到490亿美元；中非贸易额达到2087亿美元；在非洲的工程承包营业额460亿美元，占到全部对外承包额的26.6%。

中国对非援助类融资的使用不断优化，在减贫、民生、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以及人道主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效果更加明显。政策性贷款及保险为中国机械设备、机电等产品出口及对外承包工程等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贷款余额约占全部境外业务的三分之一，累计签约6000亿人民币以上。开发性金融贷款为新建、扩建、并购等大中型建设项目及企业开展工程承包、经贸活动提供了大额中长期资金，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向中非合作项目提供贷款600多亿美元，支持了非洲的能源、交通、电信、农业等领域一大批重点工程。2009年，国家开发银行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设立了“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以低息贷款支持在非洲开展业务的中小企业，提供授信60多亿美元。商业银行也走进了非洲，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等已在非洲设立十多家机构，银联国际、蚂蚁金服的支付宝和腾讯微信的移动支付业务也进入了非洲市场。人民币国际化业务得到拓展，已有南非等八个非洲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中国还与赞比亚建立了人民币的清算安排，与摩洛哥等四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以对冲汇率风险。

尤其是对非直接投资从无到有逐步扩大，为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开展资合作，在中非论坛框架下，专门设立了股权投资基金。2007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出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总规模已达到100亿美元，累计对非洲的90多个基础设施、能源项矿产、生产加工、农业及民生领域的目承诺投资50多亿美元。2015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牵头设立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加大对产能合作的支持。另外，2014年由国家外汇储备牵头设立的丝路基金（400亿美元）、2015年1月由中投公司设立的中投海外（50亿美元）、2016年1月开业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也都可以参与直接投资。

近年来，为适应企业走出去的需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传统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外，拓展了海外投资保险、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及信息咨询业务，还推出了具有多重服务功能的“信保通”电子商务平台和中小微企业投保平台，仅2018年至2019年5月就承保了对非洲业务460.8亿美元。

⬆上图：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园区门口，左下图：人福非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右下图：海信南非家电园的安全标准生产车间

扩大对非投融资合作面临着挑战

中国对非洲的投融资虽然增长很快，但与实际需要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作为后来者，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说，在规模和服务能力上还有较大的差距。目前中非经贸与投资合作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融资难和金融机构风险管控难的矛盾。对投融资机构来说，一方面中国企业国际经验尚有欠缺，对境外尤其是非洲国家政策和商业惯例不够熟悉，“水土不服”的问题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企业避险意识和操作经验不足，而很多非洲国的外资和外汇政策、通胀和汇率波动较大，投融资风险不易管控。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以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遇到瓶颈。中非合作传统上以工程承包和贸易为主，客观形成了中国公司为乙方、非洲合作方为甲方的基本事实。中国金融机构向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了无偿援助和直接投资外，只能是甲方的债务，这就形成了中非金融合作以债务融资为主实际情况（这和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也有关系）。然而，由于一些非洲国家或项目难以在短期内创造出足够的财务空间，其偿还债能力和偿债空间都面临着挑战，风险在聚积。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所需要的债务资金，也由于国内金融机构要求有母公司担保，融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如果短期内国际经贸关系和经济增长不能得到明显改善，非洲国家的市场和增长潜力必然受到抑制，这种融资模式恐难以大规模持续推进。

二是现有机制下投资规模难以有效扩大。从实际情况看，国有企业对非投资的规模大，项目和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大约占不到10%），而民营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数量多、规模小（民营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数量和规模统计上存在着误差）。根据麦肯锡在2017年发布的报告，中国在非洲有10,000多家企业，其中民营企业约占90%。原因是国有企业和国家设立的对非各股权投资基金都难以承受非洲的高风险，而民营企业则更愿意承担高风险去追求高回报。正因为如此，我国民营企业到非洲的融资渠道十分狭窄，扩大投资的能力有限，即便是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制鞋工厂，虽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却也难以有效筹集资金。因此，从2011年开始，我国每年对非洲直接投资一直在30亿美元上下徘徊，难以增长。

三是金融机构面对非洲的服务广度和深度尚有距离。非洲当地金融市场和我国一样，以银行为主要渠道，但贷款供应能力有限，利率超高；资本市场落后，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困难。我国在非洲的金融分支机构、服务网点和人员都十分有限，风险管控困难，除贷款之外的金融工具有限，难以支撑企业务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

四是金融服务中介机构缺乏。在非洲很难看到中资背景的金融中介机构，在当地开展业务所需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审计机构、法律事务所等，都要聘用外资公司，主要是依靠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机构来完成。这一方面增加了成本，另一方面也由于语言、文化以及机制、管理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信息不对称，难以捕捉当地优质的合作商机。

适时适度调整对非投融资方向

中非合作正在健康推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同非洲发展相融合。为不断将中非务实合作推向新的高度，我们需要围绕中非双方实际情况，适时适度调整对非投融资模式。

一是对非融资合作应逐步由贷款为主向直接投资转变。以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在形式上看是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控制了融资风险，但实则不然。现在的大部分贷款都用在能源、基础设施类项目上，在短时间内很难生产出足够的现金流，所在国政府也难以在短期内创造出足够补充还款来源，贷款风险很难管理。如果能够把贷款借给中国企业使用管理，即使是信用贷款，也可以增强企业的责任、加大对贷款风险的管控，并通过股权合作与非洲伙伴形成利益同体，同时也便于消除了一些人对我们增加非洲债务的攻击。即采用“投、建、营一体化”的合作模式。在具体方式上，可以要求或留有非方股份回购权，即在未来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由非洲合作伙伴回购部分或全部中方股权，使双方的利益得到契合。

二是整合现有国家股权投资基金，使其形成合力或明确分工，将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用。目前国家的几只股权投资基金，尤其是中非产能基金和中非发展基金之间没有明确的投资范围划分，形成竞争态势，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的投资合力不够。同时，考虑到对非投资风险大、回收期长的特点，需要以开发性、风险类投资（VC）来看待这些基金，对风险和收益波动给予更大的容忍度，放在更长的时期来考核。

三为鼓励民营企业增加对非投资，建立民营企业投资非洲（或走出去）引导基金。该基金可由国家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使其具备承担更大的风险的能力（V C）。民营企业走出去拥有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对非投资合作方面，可以发挥先头兵和生力军的作用。鼓励民营企业到非洲去投资，有助于推进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并形成民营企在前、国有企业随后的联动效果。

四是扩大人民币在非洲投资的规模。人民币可主要投资于那些能够出口商品到中国的项目，增加人民币和货物的双向流动，在扩大对非投资融资规模的同时，平衡双边贸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五是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和增强在非洲的服务能力。现在是中资金融机构到非洲开展业务的最好时机，应该鼓励他们到非洲增设网点，拓展渠道，提高风险管理和服务能力，不能等到非洲金融市场成为一片橙色或是红色海洋时再去拼搏，机不可失。

六是推动中国的金融服务中介机构走出去，在当地建立基地、培养团队。中介机构的作用在于打通信息通道，有效构筑起金融机构、企业及当地伙伴的相互信任，提高合作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