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或可行“天人合一”实践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正式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作为重点改革任务。体制建设需要基本的原则遵循，中国传统上有“天人合一”的理念，结合“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我相信天人合一是个很好的起点和终向。

那么怎样用这个理念来看待国家公园？

天人合一之道

有关天人合一之道，我想起两个诠释。

孟子的政治理论基础是“民贵”。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人所共知。“民贵”的实质意义是养民、教民。在《梁惠王·上》中他这样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尽心·上》他差不多一字不易地也说了一遍，可见重视。

孟子时代是农业社会，他的观察肯定是基于农村的生活与生产，但他的养民之政明确地、肯定地指向人与地的关系，而且他的说法是很系统和科学的。他提出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养民之策是配合了人口（人类的生活所需）与土地（生态的承载能力），以求达到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他说的，“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天，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技术与前不同。除了衣、食、住、行以外，还要考虑现代人的娱乐、教育、卫生等需要。但是，我们全部的消耗仍是直接和间接从土地（包括陆地和水面）生出来的、挖出来的和抽出来的，我们的废弃物和排泄物都要经土地来清理、吸收和消化。

第二个天人合一之道是威廉·里斯（William Rees，加拿大资源生态学家）在1996年提出的“生态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s）：一个生物居所的承载力，在没有对该居所的“生态生产力”（ecological productivity）构成永久性损坏的条件下，能够恒久支持该生物的最高数量。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整个生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不可避免地依赖”着这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其他“支持生命的各种服务”（life support services）。无论我们的文化和科技如何进步，人类仍是个“生物与物理的存在”，无异于任何其他生物。因此，我们居所（从一个小村庄到整个地球）的承载力是人类社会可以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倒过来看，这个生态承载力就是这个居所中人的“生态足印”：要有多少土地才可以持续地维持一群聚居在这里的人生活和生产需要。

孟子的养民之策与西方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不谋而合。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Brundtland，Our Common Future）定义永续发展：“这一代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不能减低下一代人的发展机会”。也就是合乎生态的发展才是合乎道德的发展。可以说，西方是从生态出发，去向道德。孟子的思路发于仁政：要解决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然后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这些，都要土地去维持的。可以说，东方是从道德出发，去向生态。

东方传统和西方理论异途同归。“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和“生态足印”就像合理土地使用的“括号”两端。括号之内是由民生之必需开始，到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极限为止。括号以外一边是民不聊生的残酷世界，另一边是消费过度的自取灭亡。

威尔士亲王在布莱尔阿受尔出席皇家宴会猎鹿（CFP供图）

英语世界最早的“园”（parks)指“鹿园”（deer parks，或鹿囿）是国王私有“王园”。里头当然有鹿，还有各种、各类的禽和兽，是王家肉食的补充。如果你想吃鹿肉，甚至只想在那里伐木、打鱼，轻则杖罚，重则问吊。大家可能都听过“侠盗罗宾汉”劫富济贫的故事，他一伙人在约翰王的“王园”里如取如携，大快人心。

权贵们也仿效国王，把自己的土地“围”起来，不作农耕，只供围猎。为保持足够的猎物和增加驰骋的乐趣就把原来的山林、原野改造。这就是今天半自然、半人工的英式公园的滥觞。到19世纪，这些仍是“私园”。英式公园强调“田园风光”，极度的人工化也是为要仿自然的面貌。法式或欧陆式则强调人工美，要支配自然，以凡尔赛宫的花园最有代表性：同一树种、同一高度、同一形状、步操式的排列、图案式的布置。

18世纪后期，这些“私园”仍是地位的象征，但不全是贵权的玩意，新兴的资本家阶层也加入这个俱乐部。用来围猎的越来越少，反而有用来种粮和养羊，反映工业革命引发的企业家精神和功利主义。

“公园”完全是个资本社会的文明，最先是有财有势的把“私园”开放，一面是炫耀，一面为公益。早期工业城市肮脏、挤逼，公园是劳动阶层唯一喘气的地方，所以很受欢迎。富人开放的私园要保养，要维持，就索性“捐出来”（当然有税务上的好处），由政府接收。政府也回应“百姓”的诉求，收购土地去开发公园。更有一些为民请命的精英去推动（精英是关键，到今天也如是，见下）。

“公园”很反映英语文化和资本意识。且听道来，先看看英、美、加国家公园部门的“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s）。

英国：保存野生动物、文化遗产和提升自然美景（如果与其他目的有冲突，以此为先）；促进公众对国家公园独特品质的认识和享受；培养当地社区的经济与社会福祉；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美国：为这一代人和未来世代的享受、教育和灵感去保存国家公园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与价值不被损坏。

加拿大：国家公园是一个有重要代表性的自然地区的全国性系统。根据法律，保护它们是为了让公众认识、欣赏和享受，并为未来世代去维护它们不被损坏。它们是加拿大人骄傲的源泉和是我们身份完整性的一部分。它们展示了我们国土的美丽和无限的多样化。

“保护”和“享受”

这些“使命”突出两点：保护和享受。

这跟当初的“私园”差不多，分别在于原先是私人保护，私人享受，如今是政府（代表公家）保护，大众（也是公家）享受。在政治意识上，公与私当然有别，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上就完全一样——保护和享受。

先谈保护。
“公园”的发明，很反映英国式工业革命（规模生产）和它引发出的资本精英意识：“万物唯我所用”。这个“我”字可圈可点，同时指人类与个人，可作以下质释。

既然资本经济是人类进步的大好事情，也是人类进化的必经之途。那么，“万物唯‘人类’所用”是道德的（大好事情）和理性的（必经之途）。既然我是资本经济的精英，也就是带领人类去向大好事情和走上必经之途的代理人和受托人。那么，“万物唯我‘个人’所用”（或起码由我决定人类怎样去用）是我应有的责任，不然就是辜负人类所托。

资本经济“成功”了，但人与自然的异化在成功者的心里产生强烈的内疚——大自然的支离破碎都可追踪到资本经济对地球的破坏；和莫名的恐惧——不断加剧的自然灾难都好像是地球对资本侵犯的报复。

精英们就拿出保护自然、恢复自然去纾缓内疚和平息恐惧。当然，仍有很大的功利考虑，因为资本经济的持续仍赖大自然继续为它“服务”。

可以说，资本经济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但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引发前所未有的内疚和恐惧，但又提供前所未有的能力去纾缓内疚和平息恐惧。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一种方法，这非但反映资本精英的心态，资本国家也如是。

资本对自然的破坏是全球性的，所以，“保护”也是全球性的。

内疚和恐惧容易使人失措。很多环保者走上极端，他们爱护万物，用尽心思、花尽金钱去保护杀人鲸、绿海龟、蓝蝴蝶，但人类生存的活动就不失皂白的去打压：禁钻油、禁采矿、禁打渔、禁种田、禁抽水、禁建房、禁开路。

谈完保护，再谈享受。
公园宣言把享受和认识放在一起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这几十年，最影响人类对大自然认识的莫过于《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包括所有模仿它的刊物，没有一份杂志的图片追得上《国家地理》的美、动人、摄人。多少人心中的大自然就是这样子？就算狮子撕开小马，熔岩淹没村庄，都有一种美感，虽然可能是一种诡异的美，但给人一种享受——看灾难电影、恐怖电影的享受。你的“代入感”提升你的享受，但你能够享受“代入感”完全是因为你是“局外人”。更严格的来说，你是“消费者”，在消费大自然。

以消费（人类享用大自然）与生产（大自然提供服务）去形容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漠视了人与自然同属一个整体，正如人体的每一部分都是为整体的存在而存在。任何部分出事，整个身体都不安；所有部分都安好，整个身体才得安好。

其实，真正的享受是“局内人”才可以体会的。母乳哺婴：母亲得到舒畅，婴儿得到满足，两人同时感受对方的温暖。这是上天的刻意安排，只有母亲才能享受，父亲无缘；只有婴儿才能享受，长大了就自动停止。当然这要母亲健康、婴儿健康才有的享受。“健康”是享受的先决条件。

对于“健康”，中西看法不同。西医要把疾病医好；中国要把身体调好。现代西方文明有种“治疗文化”（therapeutic culture），对任何不满意的事情都容形为“病”，而所有的病都可以“医”，只需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科技。生态危机、自然灾难是“病”，建立国家公园是一种医法。

英格兰贵族野外狩猎（CFP供图）

“国家公园”的东方构想

首先，以保护、享受去谈国家公园的使命并没有正视人与自然的异化。

如果一定要谈保护，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如果一定要谈享受，享受自然就是享受人生。更贴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参与”（participate），是柏拉图指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part），是整体与部分（part and whole）的辩证关系，有“一体”的意思。“健康”的天人关系不是用保护、享受来形容的，是“合一”，用生态的语调就是“可持续的共存"。

建设国家公园体系。首先要理清既存事实：现代人与大自然之间有很大的不协调，而且越来越尖锐。西方国家公园的构想是建立在这个认知之上，聚焦于享受（消费大自然）与保护(医治大自然)的妥协。我在上面说了，这个出发点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异化之上。异化是资本文明的缺陷，但也是既存事实。因此协调享受与保护虽然只是治标，还是需要的；治本就是重返天人合一，更是必要的。我建议把治本内化于治标：强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享受自然就是享受人生，一步一步去向天与人“可持续的共存”。

可想象3类国家公园：

1.    倾向保护
取决于地理生态特征，特别是破坏程度太大，或容易被破坏的地区。重点在恢复生态的平衡。这里，天人合一内化于“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公园的设计和运作聚焦于展示人类的安全有赖自然的健全。虽然有点“亡羊补牢”之举，但要有“未为迟也”的信心。

2.    倾向享受
取决于名山大川特征，包括生态破坏较轻，或破坏比较容易控制的地区。重点在维持可持续的享受。这里，天人合一内化于“享受自然就是享受人生”。公园的设计和运作聚焦于展示人生的享受莫过于享受自然。这享受不单是耳目之娱，更要为心灵的充气。

3.    示范和实验天人合一
重点在天与人可持续的共存，要多说一点。
其实，人与自然从来不是“零和”（zero-sum）关系，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以休耕去维持土壤滋养，以梯田去维持山坡稳定，以剔除去维持物种平衡。

老祖宗们用的方法是“尝试、错误、再尝试、直到成功”。现代生态学的启示是，在对环境无知、未知和不可预知的情况下，人与自然的共存需要成功地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系统稳定”。稳定是指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状态”。平衡是动态的，可以是一个循环，也可以是一条轨迹。平衡状态有其一定的边界和极限。这就是“稳定领域”。稳定不代表没有波动，问题是系统遇到波动，能否维持下去或恢复过来。关键在“反弹力”，是指一个系统对被抛离稳定领域的抗拒力和返回稳定领域的机会和能力。人类对他的生态系统和稳定领域所知甚少。唯一可知的是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在急变。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提高他的警觉性和培植他所处生态系统的应变能力。

有5个生态原则可供参考。
（1）应变能力是遗传的、固定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增加的，所以要知自己的强弱。
（2）多元化系统比较稳定，应变成功率会较高，应变困难度会较低。
（3)在某限度内越大越好，超过这限度，越大越不妙。也就是每个系统都有它的最理想规模。
（4）一个系统的规模是对应它所在环境的承受力，而环境承受力和其持续性是定限的。
（5）所有生态系统都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这三个类型只是理念性的，但可以作为国家公园系统筹划的参考。要强调的是，保护型和享受型公园仍会占多。但都可以往天人合一的方向走。所以，天人合一的示范和实验园区是个极有意义的尝试，可能是中华文化对人类的贡献。理想是全国是个大公园，但同时也是工场，也是居住、娱乐、教育之所。人民不需要“去”公园，因为就是生活“在”公园。理想是种追求，可能永不达到。但人类永远有追求，不是追这就是追那。天人合一是个很值得的追求。

天人合一非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你认为人与天要共存，你不能不接受人与人也要共存。与人共存只不过是与天共存的延伸：如果你不能与人共存你怎能与万物共存？与天共存是与人共存的指引：如果你知道怎样能够与万物共存，你也会知道怎样与人共存。共存是自存的最佳保证：在强调共存(相对强调自存)的社会，每个人会有更大发挥。自存是共存的最佳标准：以待人如待己（换位思考）的准则去待人，人与人之间会有更大的公平。人与天和就自然会带来人与人和。这就是天人合一对人与人之间的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启示。

我希望有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鼓励和推动人和自然的“合作”，是人与自然一起生活、生产的园地。我想起“如鱼得水”。鱼需要氧，而且只可以是溶在水中的氧（空气中的不成）。养鱼的人往往用泵把气打入水里去补充水里缺氧。湖沼中的鱼会因球藻爆发而缺氧，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少用化肥去避免球藻成灾；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多种光合水生植物去增氧。“鱼水之欢”就是天人合一的写照。相信在公园选址、设计和运作上，民众的智慧和前人的经验都会有启发。

编辑 | 栾若曦

设计 | 大   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