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双循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专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深入认识“双循环”以及其提出的背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经济政策提出了哪些要求？仍需要认真的思考与理解。

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就“双循环”内涵以及有效推进“双循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迈入“双循环”

《中国投资》：“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怎样理解“双循环”及其现实意义？

肖金成：谈到“双循环”，先从“国际大循环”谈起。“国际大循环”概念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王建同志首先提出，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为了适应开放引资的形势，王建提出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思路。

所谓“大进”，就是引进国外的原材料、零部件、技术、资金等。“大出”是指利用国内劳动力优势，进行加工，再出口到国外。谓之 “两头在外”。借此我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沿海地区发展，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经济快速发展，国力得到了增强。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0%左右，到2006年已超过60%。

但“国际大循环”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中国生产的产品大量出口到国际市场，到处都有“中国制造”；另一方面装配环节处于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端，虽然生产数量大，但每件产品的附加值很低，我国获得的收益并不大。

如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涌动”，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欧美提出再工业化，吸引制造业回流本土创造就业。这就要求我们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投资》：就开辟国内市场潜力而言，目前制约国内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应该如何有效扩大内需？您有哪些建议？

肖金成：事实上，当初外资企业选择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看中的不仅是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更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可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加工的产品大量出口国外，中国市场并没有预想的那般同步扩大。原因有三：其一，劳动力报酬低。收入水平限制了消费水平，国内劳动者很难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其二，社会保障不健全。由于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未同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更多的人选择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储蓄，用于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其三，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低。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农民工的收入除日常消费、子女教育之外，主要是盖房和节日消费。进城工作的农民工并未带动城镇消费，而是将消费活动转移回农村。城市居民的收入则主要用于买房，改善住房条件。消费观念也比较落后，节俭是美德，喜欢存钱，导致消费市场很难快速扩大，储蓄存款总额持续增长。

如何扩大国内消费市场，首先便是提高劳动力报酬。在某种程度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压低了一代甚至几代农民工的劳动力报酬换取了国际市场竞争力。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未来应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而非以压低劳动力报酬、牺牲农民工利益来博取竞争优势，让广大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发展不仅是节节攀升的GDP数量，更要不断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其次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完善教育制度、医疗制度，降低不确定性风险，让广大居民愿意消费、敢于消费，扩大消费并不是铺张浪费。

再次，在消费需求难以短期内快速扩张的情况下，可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扩大投资需求。投资、消费、外贸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外贸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需要扩大投资需求。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供给出现过剩，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所以要扩大政府投资，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为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俗称“铁公基”。还应开辟新的投资领域，现在随着“新基建”项目如火如荼的开展，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将是“十四五”的主战场，通过建设城际轨道交通，加强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联系，实现都市圈的同城化，促进投资需求不断扩大。

最后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市民化就是让进城的农民工享受和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而不仅仅是改变农民工的户籍。现在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意愿不强。当务之急是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全家进城，减少农民工与家属“人户分离”的现象以改变消费结构。让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全家团聚，从而大幅提升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消费、文化消费、教育消费等。既扩大消费需求，又减轻农村的压力。“三留”人员转移到城镇，农村才能真正实现土地的规模化，农业现代化才能够实现。

《中国投资》：为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循环，还有哪些环节面临着关卡痛点？

肖金成：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总生产循环理论，国民经济循环一共包含四个环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

扩大国内市场不只是扩大消费，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都需运转流畅。

生产作为国民经济循环的第一环节，正面临着许多潜在风险。在疫情下，这种冲击表现的更为明显。我国沿海地区许多企业的生产都依赖进口国外零部件，一旦外国零部件停产断供，或因物流阻隔零部件难以运往国内都会对国内生产造成冲击。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其对国内生产造成冲击，我于三月份提出“修复国际供应链，构筑国内供应链”的建议。基本思路就是将供货厂商由国外转为国内，使国内生产不受“国际供应链”断供影响。

分配环节包括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初次分配中资金、技术、管理、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均参与分配。当前亟待解决的就是劳动力分配比例过低的问题，劳动力报酬过低直接导致消费动力不足。

流通环节的难点在于物流成本过高。我国物流成本占产品价值的15%左右，是国际物流平均成本7%的两倍还多。物流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运输方式不合理。水路、铁路、公路三种运输方式的成本之比约为1:6:20，目前我国物流仍普遍采用公路运输。水运占比较低，主要在沿海和国际航运。物流的降本增效就要求未来逐步在运输方式、综合运输方面发力。一方面大力提高铁路运输效率，选择各类货物合理的相适应的运输方式。另一方面发挥物流公司的协调能力，采取最经济的运输方式，建立大宗商品物流体系，共同努力降低物流成本。

《中国投资》：“双循环”的提出对于哪些区域带来了机遇？
肖金成：“双循环”不仅是解决眼前增长压力的权宜之计，而且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应作为国家的长期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是未来的大趋势。如北美贸易市场、欧共体、东盟、非洲自由贸易区，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表现形式。未来，我国应在“一带一路”国际区域合作框架下，建立国际区域供应链。我国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过去由于国际需求旺盛导致产品主要面向欧美市场，目前，面对欧美市场受疫情严重冲击以及逆全球化倾向，需求将不断萎缩。要建立新的国际区域供应链，企业应更多参与到“一带一路”国际区域合作中来。对我国来讲，应加强国际区域合作和国际次区域合作，如加强东北亚国际区域合作、加强与东南亚、中亚、南亚、中东等国家的国际区域合作，拓展新的国际市场。加强国际次区域合作，就是加强大湾区和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的国际次区域合作；加强西北地区与中亚国家的国际次区域合作；加强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国家的国际次区域合作；加强京津冀鲁和长三角地区与日韩等国的黄海次区域合作。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加大力度开拓国内市场，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应“眼光向内”，在国内寻找生产基地，构筑国内供应链，包括需求链和供给链。比如，原来面向全球采购的零部件，可以面向中西部地区采购。中西部人口密集区域，也是消费升级的主要区域，可以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在中西部发展零部件配套产业，在提升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提升消费能力。无论是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西，还有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我认为都是有机遇的。一带一路国际区域合作与国际次区域合作以及向西开放意味着西部地区迎来了发展机遇。

配套政策突破体制障碍

肖金成：体制机制上，最重要还是应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发挥引导服务作用。以中西部地区为例，要抓住机遇，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当地政府就需要出台配套政策，改善营商环境，吸引产业落地。

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而言，要在体制上突破，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城镇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从而提高城市消费水平。

东莞和深圳的发展轨迹就是两个典型案例。虽然东莞最多时有近千万的农民工，但存在农民工大进大出的问题。大批从中西部来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但收入低，生活不稳定，赚了钱并不在当地消费活动，而是将钱汇到老家农村，导致东莞的消费水平难以提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深圳，深圳的产业结构不断提升，吸引高素质、高收入人才前往深圳，收入可负担全家随迁，成功留住了消费人群，进而带动了深圳整体发展。

⬆ 从南粤边陲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快速发展为现代化国际都市，深圳经济特区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史上的奇迹。（新华社记者 樊永强摄）  

未来中国的国际角色

《中国投资》：您描述了中国过去在“国际大循环”中扮演的角色，那么从“双循环”的视角出发，中国未来的“国际大循环”应如何发展？

肖金成：“双循环”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不断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在新的发展格局下，也要重新审视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向和举措。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会促进我国开拓国际市场。长期目标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短期目标是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我国由原来面向发达国家的市场转变为更多地面向发展中国家市场。以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家电、日用品等产品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开拓国际贸易市场，通过国际区域合作实现贸易便利化。

同时通过国际区域合作实现投资便利化。事实上，制造业向东南亚、非洲等地转移是必然的。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低附加值的产业向外转移也是历史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的开放是“引进来”，现在对外开放却是“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在外国建立生产基地，利用当地的土地、矿产资源、劳动力生产当地需要的产品，既可以带动当地就业，又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这是新的“国际大循环”。

编辑 | 栾若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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