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工业化最后的边疆

1月封面文章

新十年展望

埃塞俄比亚的总理特别顾问阿尔卡贝博士在2020年底的一条推特中将非洲称为“工业化的最后一片边疆”。自工业革命200余年前肇始以来，其带来的巨变席卷世界。然而，在古老广袤的非洲大陆上，工业化浪潮至今仅留下了浅浅的印迹。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依然无法移除基建、教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障碍，从而使许多人对非洲工业化的前景感到迷茫和无奈。尽管如此，工业化仍是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动力。无论是商业、农业，还是服务业和新科技产业，如果没有全面发达的工业系统配套支持，其增长都会局限在很小的时间与空间范围。纵观历史，唯有工业化才能促进几亿人以上地区持续强劲的发展。所以，中非合作在新的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依然应重点聚焦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发展为核心带动其它行业的共同发展，从根本上改善非洲经济结构。虽然前路漫漫，险关重重，但这片辽阔边疆的开拓也将给非洲和中国的未来带来无限的机会。

中非工业合作的新浪潮

工业化的要义不在于设备的增加或工厂的建立，而在于社会观念、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需配合工业生产全面改变。工业化大生产需要无数专业细分的职业工人、需要消费型社会的形成，也需要相对应的管理协调机制和设施保障，各种方面必须齐头并进，才能保证投资-生产-流通-消费-再投资这一循环持续进行，并且在有序理性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生产率。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分工协作正是工业化能产生持续广泛作用的力量源泉，但也恰恰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难点。尤其在传统习俗根深蒂固，生活相对闭塞隔绝的地区，要使当地人同时接纳另一种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还要同时提供各类全新的软硬件条件，其挑战之艰巨可想而知。以往在非洲的工业化努力或陷于政治动荡、政策更迭，或愁于市场萎缩、资金枯竭，或苦于设施短缺、技术低劣，或滞于争议纠纷、利益缠结。纵使一些项目和国家能取得短期突破，也因缺乏配套支持而重归旧貌。

然而，全球工业化浪潮其实从未忘却过非洲。工业大生产早已跨越国界的限制，而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寻求更广阔的销售市场和更有效的生产资源配置。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间，外来殖民者、跨国企业以及非洲本土的政府企业无数次地试图将非洲纳入全球工业浪潮中，从工厂的兴建、道路的铺设到市场的开放和政策的制定，虽历千百挫折但依旧尝试不懈。日积月累的冲击之下，非洲社会的传统壁垒已经根基松动，即便至今尚未汇入世界工业市场大洋，但貌似坚固的礁石之下却早已暗流涌动，和全球经济发展气息相连。新世纪来自中国的工业投资也是激荡非洲的全球工业化潮流的延续，而且这一轮新的波涛比以往更壮阔、更强劲，也具有几个新的特征。

首先，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转型后，整个世界的工业体量远远超过了以往，不再是少数发达国家令人羡慕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成为了许多国家人民都能体验的社会日常。更不用提最近二十年数字和互联网科技的突飞猛进，将全球市场更紧密快捷地连接在一起。非洲对工业化的感受因此更直观贴近、愿望也更为急切普遍，同时也有了效率更高、范围更广的平台来协助工业发展。

此外，中国自身刚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与计划经济的混合体迅速转变为工业化市场经济。前往非洲投资建设的中国企业家和工人们都亲历见证了国内沧海桑田的巨变，比起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他们更能理解前工业社会的许多文化习俗，比如乡土宗族观念、依赖人情关系等，而不会有根深蒂固的成见和排斥。同时，他们对发展的前景也更有信心，能借鉴中国的经验而展望非洲工业化的可能性。在实践方面，中国企业体现出了相应的灵活和坚持，不预设或强求政治条件，而能入乡随俗，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开展项目，并能在遇到挫折困难时勇于试验多种方法，“摸着石头过河”，追求长远发展。

来自中国的工业投资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依托国内庞大而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有41个工业大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而中国在基础建设行业的能力同样突出。2019年有75家中国内地企业入围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数量连续多年占据榜首。这样齐全的工业和基建能力配以中国特色的统筹机制，使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努力不再是分散的浪花，而是在多个领域齐头并进的河流。从上下游产业链联动、金融与政策支持到信息物流服务以及海外工业园等创新平台工具，互相关联呼应的合作项目影响了不同地域和阶层的非洲民众，推动着当地社会在较大的广度和纵深同时进行工业化转型。

综上所述，中非工业合作的新浪潮以数个世纪的历史积淀为基础，又有中国经验作为借鉴以及强大的工业体系支撑，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可能显著改变非洲的产业结构，大幅推进对工业化最后一片边疆的开拓。然而，当时代的宏大趋势具体至每一个企业或每一个个人的努力时，这一转变过程依然可能是十分漫长和曲折的。如同海边孤耸的危岩，虽终将被波涛所卷走，但短期内还是会将涌来的浪花击打得粉碎，状似难以被撼动分毫。因此，在微观层面，中国企业与个人如何能以更高效率，更小代价在非洲取得成功，从宏观大潮中获益，与非洲发展实现双赢，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就研究内容而言，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非工业合作的研究一是可以重点观察和分析非洲工业化尚存的社会障碍。虽然乍看之下，非洲发展的问题无外乎老生常谈的资金缺乏、设施落后、技能低下、管理不力等，但细加推敲这些现象，可以看到它们本身并非症结。因为中国在三四十年前也处于同样情况，甚至更差，可这并不能阻挡中国取得工业化的长足进步。同时外国投资与援助多年来一直积极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融资、基建、培训与政务等方面的支持，却依然难见起色。所以，真正的挑战是隐藏在这些困难表象下的社会机制和文化理念，例如工厂建起后当地农民却不愿来工作，铁路开通后却遭到当地民众投诉，学生受到的教育与工厂的生产实践脱节严重等等。研究者和实践者应该聚焦这些反常现象，顺藤摸瓜找出其背后的社会与历史原因，从而能把握非洲独特的价值文化，并能对症下药找出适合的应对措施。

以往二十年的中非合作由于规模快速增长，对遇到的挑战缺乏深层次的思考与应对，在基础建设与工业项目的投资和运营过程中已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教训。在新冠疫情放缓了中非合作步伐之时，我们正应利用这一时机对过去合作的模式方法进行系统反思，探讨问题根源，理顺各方的诉求利益关系，从而能有的放矢地调整合作路径。中非的工业合作应在规模数量增长之上重视加强知识的指引，对工业化中的阻力不是简单通过轰鸣的机器和坚硬的钢铁来开路，而要深刻理解当地习俗背后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原因，同时能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前景，还要善于采用各种方式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有效沟通，将知识融于具体的项目建设运营中，开创以知识引导高质量工业发展的合作范式。

其次，研究内容不仅要注重“深”，也要兼顾“新”。一方面，二十一世纪科技经济的发展给传统工业带来了许多新技术新动向。自动化生产、节能环保标准、全球连通的市场与物流等变化都使非洲工业化不能单纯沿袭其他地区曾经的方式，而要顺应新形势采取相应的对策。大形势的变化对非洲而言既可能意味着平台改善和方便快捷，也可能意味着竞争加剧和限制增多，是福是忧取决于是否能应对得当，适应新环境而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目标，而不是受到变化干扰，迷失了大方向。另一方面，疫情之后，信息通信、医疗卫生、新能源等产业在全世界包括非洲都有很强的市场需求。这些产业的兴起显示工业化的内容在不断更新，中非的工业合作同样要与时俱进，不局限于固有的工业部门，而可以包括大量新的部门和产品。不过，与其他工业部门类似，新部门工业化的关键也是要实现投资-生产-流通-消费-再投资持续健康的循环，而非仅仅让非洲成为用户市场，依赖外界的生产供应。

最后，非洲工业化必将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其连带效应需要加以长期关注。由于非洲国家政区分割严重，其转变不会如同中国一般宏大迅猛，而更可能是在某个国家、某个领域先有所突破，对周边产生示范引领效果，再逐渐扩大成长。放眼未来，非洲国家工业水平普遍提高后，不仅能显著增加世界经济体量，减少贫困，更重要的是其政治、社会、文化形态会相应发生巨大变革，有非常强的可塑性。非洲的发展经验与结果也进而会重新塑造全世界对现代化社会本质的理解认识，化解当前关于制度和文化区别的许多争议。作为开拓这最后一片边疆的坚强盟友和伙伴，来自中国的企业和业者则将在非洲大陆留下无数足迹与传说。在狂风骤雨、百舸争流之时，目之所及皆是激流险滩、悬崖峭壁；但当云开日现、千帆过尽之后回望来处，方可见高峡凿空、平湖涌起、天际浮现一道新的海岸线。

编辑 | 张梅

设计 | 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