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市圈：识别、特征与发展态势

都市圈是由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和与其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邻接城镇依托交通网络组成的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协调发展区。从理论上看，以都市为核心，其辐射影响的范围谓之都市圈（肖金成，2021）。都市圈的形成早于城市群，是城市群的初期形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地域上相近、功能上互补的都市圈逐渐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载体。形成都市圈的重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至少有一个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核心城市，该核心城市应具有一定规模，一般认为城市的建成区常住人口应该在300万人以上；核心城市会形成一定的辐射范围，与周边城市之间有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且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越大，则都市圈的辐射范围也会越大；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安树伟，孙文迁，2019）。

目前来看，我国城镇化处在都市圈建设的快速推进期，都市圈作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有机联系的整体，对于解决目前我国面临的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协调、城市不协同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特大城市要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推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外转移，加强与周边城镇基础设施连接和公共服务共享，推进中心城区功能向1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2019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更加突出了都市圈在城市群中的地位。然而，现在我国有多少个都市圈？他们的类型和空间格局怎样？都市圈在区域经济中发挥什么作用？未来都市圈的发展态势如何？这是目前我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都市圈的识别

目前，关于都市圈的识别学术界并没有明确一致的标准。按照都市圈的定义，核心城市是都市圈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主体，因此，应首先确定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将其作为识别我国现有都市圈的关键因素，并根据核心城市的经济势能指数确定都市圈的圈域范围。

（一）都市圈核心城市的界定与选择
首先，进行都市圈核心城市的识别。按照安树伟和李瑞鹏（2019）的方法，都市圈核心城市应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核心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① 规模达到300万人以上，即核心城市是Ⅰ型大城市；二是核心城市要在区域内承载着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副省级城市等重要功能。以此为标准测算可以得出，截至2020年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29个都市圈核心城市（表1）。

（二）核心城市经济势能量级确定
核心城市确定后，需要确定都市圈的圈域半径大小，具体步骤如以下：
首先，计算基础设施指数。选取人均居民用电量、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人均居住面积等指标② 计算，得到基础设施指数，具体公式如下所示。

基础设施指数=∑Fij / Fj           （1）
式（1）中，Fij表示i城市的第j类基础设施，Fj表示全部城市的第j类基础设施。

其次，计算服务设施指数。选取移动电话用户数、互联网用户数、普通高等学校数、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人均图书册数等指标计算，得到服务设施指数。
服务设施指数=∑Aij / Aj          （2）
式（2）中，Aij表示i城市的第j类基础设施，Aj表示全部城市的第j类基础设施。

最后，计算经济势能指数。根据所得的基础设施指数、服务设施指数和资本利税率，得到修正系数，与GDP相乘得到核心城市的经济势能指数（表2）：

经济势能指数=GDP×资本利税率×（基础设施指数+服务设施设施指数）/2 （3）

（三）都市圈范围的确定
在计算出核心城市经济势能量级基础上，根据核心城市圈域半径划分标准，可以确定都市圈范围（表3）。如果某城市能同时划入两个都市圈，则根据行政原则、距离最小原则、区位情况等进行调整③。经过测算识别得到我国29个都市圈的范围（表4）。

我国都市圈的类型

除港澳台地区之外，2020年我国已经初经步形成了29个都市圈，范围涉及我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我国都市圈城区常住人口合计达到30356.71万人④，占我国城区常住人口的57.92%、总人口的21.53%；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为473068.3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95%，事实上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地区。但是，不同都市圈之间的发展存在很大差异。

为更好分析我国都市圈的发展情况，本文选用包括都市圈城区常住人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公共财政收入、人均公共财政收入、非农从业人员数、非农产业增加值、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共7个指标，采用熵值法计算我国29个都市圈的综合得分，计算范围包括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和圈域范围内的直辖市、地级市及省管县级市，并依据综合得分对29个都市圈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根据最终结果，按照综合得分<0.06、0.06～0.15、0.16～0.50、>0.50的标准，将都市圈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成熟期都市圈（Ⅰ型）、成长期都市圈（Ⅱ型）、发育期都市圈（Ⅲ型）、萌芽期都市圈（Ⅳ型）（表5）。

不同发展阶段都市圈分别为：
（1）成熟期都市圈（Ⅰ型）：包括上海圈、北京圈、广州圈和深圳圈，共4个都市圈。
（2）成长期都市圈（Ⅱ型）：包括南京圈、天津圈、武汉圈、成都圈、杭州圈、宁波圈、青岛圈、长株潭圈、重庆圈、郑州圈，共10个都市圈。
（3）发育期都市圈（Ⅲ型）：包括厦门圈、济南圈、大连圈、沈阳圈、福州圈、合肥圈、西安圈、昆明圈、南昌圈、长春圈，共10个都市圈。
（4）萌芽期都市圈（Ⅳ型）：包括乌鲁木齐圈、石家庄圈、南宁圈、太原圈、哈尔滨圈，共5个都市圈。

不同发展阶段都市圈的空间结构

总体来看，我国都市圈空间分布东南密、西北疏，与我国地理、人口、经济布局基本保持一致，除乌鲁木齐圈以外全部位于“胡焕庸线”东南侧，已基本形成以沿海、沿长江经济带为骨架的“T”字型都市圈发展轴带（图1）。同时，都市圈的数量、规模与发育阶段也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格局。其中，成熟期都市圈均位于东部地区，成长期都市圈也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则以成长期和发育期都市圈为主，西部地区各类都市圈数量均较少，东北地区以发育期和萌芽期都市圈为主。此外，以秦岭-淮河为界，我国南方都市圈呈现明显的融合连片发展趋势，不同都市圈辐射范围相互重叠，呈现“双核心”或“多核心”特征（黄艳，安树伟，2021）。

为识别不同阶段都市圈的内部空间格局，下文采用2019年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典型都市圈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⑤，可以得到以下四点结论：

（一）成熟期都市圈呈现多核心网络化特征
成熟期都市圈以上海都市圈和广州都市圈为例进行分析。2019年，上海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夜间灯光数据均值为14.25，核心城市能级较高，内部通道编织成网，大、中、小城市连绵分布构成面状网络结构，都市圈呈现明显的多核心特征。广州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夜间灯光数据均值为7.84，核心城市能级低于上海都市圈，广州和东莞、中山、珠海等次核心城市之间基本已连接成面，但辐射范围相比上海都市圈较小，外围仍以轴向通道为主要扩展方式，呈现出多核心网络化空间特征（图2）。

（二）成长期都市圈核心城市突出，副中心城市雏形出现
成长期以武汉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为例进行分析。2019年，武汉都市圈核心城市夜间灯光数据均值已达到4.73，核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强，黄冈、鄂州、黄石等中小城市发育数量较多，都市圈范围向北扩展到河南信阳，正在向都市圈副中心城市方向发展。但是，与上海都市圈和广州都市圈相比，尽管内部通道已基本连接成网，但缺乏带动能力较强的副中心城市，也并未形成网络状的都市连绵带。以成都都市圈来看，成都都市圈核心城市夜间灯光数据均值为3.66，绵阳、德阳、内江、自贡等规模较小的次级中心发育较多，正在向都市圈副中心城市方向发展，随着与核心城市距离的增加，城市数量逐步减少（图3）。

（三）发育期都市圈中心-外围特征明显
发育期都市圈以西安都市圈和沈阳都市圈为例进行分析。从夜间灯光数据看，2019年西安都市圈呈单核心空间结构，距核心城区较近的范围内存在少量次级节点，核心城市西安的夜间灯光数据均值为3.41，与核心城市较远范围内夜间灯光数值显著降低，中小城市发育较差。沈阳都市圈呈现出沈阳和辽阳“一主一副”双核心的空间格局，但除双核心以外夜间灯光数值显著下降，核心城市沈阳的夜间灯光数据均值为2.70，中小城市数量较少、分布比较稀疏，在都市圈边缘处几乎没有节点城市出现（图4）。

（四）萌芽期都市圈呈现出“核心-放射状”的空间结构
萌芽期都市圈以石家庄都市圈和南宁都市圈为例进行分析。2019年，石家庄都市圈和南宁都市圈核心城市的夜间灯光数据均值均低于2，表明人口和经济集聚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极为有限，都市圈呈现出“核心-放射状”的空间结构，中小城市主要布局在线状轴线上，外围城市数量较为稀少（图5）。

都市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

都市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带动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体现在都市圈自身的扩展效应、都市圈作为增长极的带动效应、都市圈核心城市连接形成发展轴的拓展效应、网络化的结构效应（安树伟，张晋晋，2021）。这四类因素相互耦合共同构成都市圈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动力，并最终在更大范围内组合成为新的增长极，推动都市圈向城市群演变。假设区域中最初只有一个都市圈，随着核心城市能级的扩大，都市圈的范围也会逐渐扩展（图6（a））。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和都市圈规模的发展壮大，都市圈作为区域增长极能够对周围地区产生带动作用，导致区域出现次核心城市和节点城市，部分发展较好的次核心城市最终形成新的都市圈，并与原有都市圈之间产生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图6（b））。随着都市圈规模的进一步发展，核心城市之间形成了发展轴，节点城市之间形成了次级发展轴（图6（c））。最终，各个都市圈之间、核心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形成以都市圈为依托的网络化城市连绵带，并导致城市群的形成（图6（d））。

（一）都市圈的扩展效应
随着都市圈核心城市能级的不断提升，都市圈外围地区逐渐扩展为都市圈地域，并随着与核心城市通达性和联系度的提升，经济效率也随之明显提高，这使得处于萌芽期的都市圈通常呈现出“核心—放射”状的空间结构；随着核心城市辐射功能的提升，都市圈进入发育期，空间扩展方式从轴向扩展为主转向圈层扩散为主，外围地区发展较好的城市逐渐成长为次级核心或节点城市，在空间结构上表现为由单中心都市圈向多中心都市圈的趋势，使得都市圈外围地区逐渐转变为都市圈地域，都市圈内各类城市功能均得到显著提高。随着核心城市功能的不断增强、辐射范围的不断扩大，参与都市圈职能分工的中小城市逐渐增多，功能体系逐步完善，城市联系也更为深入与频繁，都市圈的结构牢固性和经济竞争力也逐渐增强。

（二）都市圈的带动效应
都市圈发展到一定阶段，凭借自身多种要素集聚优势，可通过产业转移、知识外溢、要素重组、技术转化等途径，带动外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市圈增长极的带动效应首先表现为产业转移，即通过都市圈产业向外围地区的转移，促使都市圈与外围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推动着区域发展空间不断向外围地区拓展（肖金成，李博雅，2020）。其次，都市圈的带动效应还表现为创新扩散和技术溢出。由于集聚了大量的研发中心和服务机构，都市圈核心城市往往是研发创新的中心，都市圈各城市间的紧密联系更加有利于核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知识与技术溢出和渗透。同时，交通及通信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知识与技术在都市圈内外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快速传播，有利于技术在都市圈内外的传播与扩散。

（三）发展轴的拓展效应
随着都市圈核心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相邻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之间，沿着交通干线、海岸线、通航河流将会最先形成一些相对密集的人口和产业带，进而逐步形成区域开发轴线或者发展轴。在区域开发轴线或者发展轴上，一些新出现的经济实力较强、产业结构较优、基础设施较好的城市，将逐渐成长为较低层次的集聚中心，对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辐射效应，此时，随着交通网络密度的不断增大，都市圈周围出现多个散布次级核心和城市节点；当集聚到一定程度时，与区域其他要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将会对附近区域产生明显的扩散效应，由此推动区域全面发展（肖金成，李博雅，2020）。

（四）网络化的结构效应
随着多个都市圈的不断发展壮大，都市圈之间不断地联合、融合、改造，都市圈的圈层结构产生交错叠置现象（顾朝林，俞滨洋，薛俊菲，2007），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最终形成了多圈层开放式城市网络。在这种网络化的空间结构作用下，形成了联系方式多样化和跨越层次联系复杂化的经济联系格局（覃成林，贾善铭，杨霞等，2016）。这样都市圈与都市圈、都市圈与外围地区形成了以基础设施网络化为纽带、企业网络化为支点、产业网络化为根本的区域网络化结构。基础设施网络化使都市圈与外围区域之间劳动力和各种物资流动更加顺畅便捷，企业网络化决定了都市圈与外围区域相互作用的强度，产业网络化促进了产业在都市圈内外的分工与协作，加强了都市圈与外围区域的产业联系。

未来我国都市圈的发展态势

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如果从这个概念来看，都市圈是城市群内的一部分，没有城市群也就没有都市圈，这种认识是有问题的。一般而言，区域性中心城市按照“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方向演化，有的都市圈可以发展成为城市群，而有的都市圈则不会发展成为城市群。无论是否可以发展成为城市群，将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节点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十四五”期间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都市圈作为区域的增长极，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承担沟通内外循环的重要节点功能。这既要求全面夯实都市圈发展基础，加快补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短板，提高要素的流通性和区域的市场化水平，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从而在全国形成以都市圈为主体、覆盖全国的增长极体系，承担释放内需增长潜力和创新发展能力的重要功能。也要求发挥都市圈在要素流通、集聚和优化配置方面的优势，打造健全的国内、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以产业集聚提升区域竞争力。此外，还需在“一带一路”沿线、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地区培育和发展若干都市圈，提升我国的全球竞争力。

（二）是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区域
都市圈不是只有城市，更不是只有都市，而是包括数量众多的农村地区，城乡融合是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一方面，都市圈发展的过程就是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城乡不断融合、城乡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处于萌芽期和发育期的都市圈通常包含着大量的农村地区，且城乡差距还比较大，通过核心城市与广大农村地区的物质交换发挥核心城市的带动能力，并通过蔓延式扩散和跳跃式扩散等方式，将农村地区不断转化为城市化地区，促使次级增长极、发展轴乃至都市连绵带的出现，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发展的成熟期都市圈或城市群，这必然伴随着都市圈内部的城乡融合过程。另一方面，都市圈的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弥合城乡发展距离的内在功能。都市圈是一个有机区域，能够实现城乡要素较为高效的流动，有利于提升整个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城乡产业的合理分工和城乡要素的优化配置，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力将明显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也相对降低，从而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是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的主要推动单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都市圈的产生是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都市圈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个向下的传导机制，即遵循“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的空间位序（安树伟，张晋晋，2020），而都市圈整体竞争力的形成，也取决于能否合理遵循大中小城市的发展规律，将核心城市的能级提升转化为区域整体能级的提升。其中，核心城市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影响着都市圈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中等城市作为都市圈的次级核心城市或节点城市，与核心城市具有良好的沟通基础，更容易实现与核心城市的分工互补和承接来自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密切的区域联系和网络化的交通也改善了中小城市的区位条件，使中小城市更容易吸引要素集聚，从而有利于中小城市功能的提升。这一过程内在地要求都市圈在提升核心城市能级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打破区域要素流动障碍、推动都市圈大中小城市优势互补，从而形成“核心带动力强、外围承载力强、区域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成为我国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主要载体。

（四）是推动数字经济和创新发展的核心区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都市圈向创新型都市圈转变是都市圈发展的必然要求。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能够促使创新各项子系统的全面发展，是十分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区域组织形式（施继元，高汝熹，罗守贵，2009）。大量企业集聚在都市圈内部，有利于推动多种要素发生协同作用，并通过知识溢出提升整个都市圈的创新能力，最终形成跨越行政边界的创新网络。目前来看，尽管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都市圈的核心城市科教资源密集，已具备成为创新型城市的基础，但是都市圈整体的创新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部分都市圈核心城市的创新扩散作用和中小城市的承接、转化能力都不强，使得创新要素在都市圈范围内发生断裂和分离，阻碍了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未来，应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加速完善都市圈创新网络，实现大中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降低外围中小城市参与创新活动的成本，将都市圈建设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核心区。

① 关于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数据，由于现有统计年鉴均未给出，本文使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20》中分城市统计的城区人口和暂住人口数据相加近似替代，即城区常住人口≈城区户籍人口+暂住人口。
② 2019年末至今，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城市主要经济数据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因此，本文除按城区常住人口筛选都市圈核心城市外，其他指标仍以2019年数据计算得出。
③ 因北京都市圈和天津都市圈距离较近，存在部分城市重叠的现象。
④ 仅包含本文所划定的核心城市、都市圈范围内的直辖市、地级市和省管县级市。
⑤ 2019年夜间灯光数据经月度数据合成得到，经预处理和背景噪声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