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国家公园：人与动物的土地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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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s advances wildlife conservation, promotes tourism and enriches government revenues. Simultaneously, it exacerbates the tragedy of human-animal competition for land. The Maasai, as indigenous people, bear not only the expropriation of land but also no compensation for animal invasions from Kenya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National Park, indigenous people are separated from means of produc-tion, alienated from production process and marginaliz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In a nutshell,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to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s will be a capital orgy under the banne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以观赏动物大迁徙为代表的肯尼亚旅游业是肯尼亚的支柱产业，其营业额占GDP的8.8%。为了支持旅游业，肯尼亚开辟出诸多野生动植物保护区。截至目前，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占肯尼亚领土面积的8%，包含各种类型的生态景观，有森林、湿地、稀树草原、海洋，还有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具体而言，肯尼亚共有23个陆地国家公园、28个陆地国家保留区、4个海洋国家公园、6个海洋国家保留区、4个国家庇护所，还有一百多个前哨站。

国家公园建设需要从土著手中征地，建成之后，动植物资源必须完全被保护，除了旅游和研究外，人类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由于肯尼亚属于热带草原气候，干湿两季对水草丰沛程度影响很大，每到旱季，动物会突破国家公园迁徙寻找水草，不可避免地与人类活动发生碰撞。

动物入侵，可以获得赔偿吗？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1500平方公里土地列入国家保护，但是整个马赛马拉生态系统为6000平方公里，这意味着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国家公园内部。马赛人在国家公园外围利用土地，既放牧又种植作物，为了保护财产，他们将农业活动土地围了起来。然而“不识趣”的大象却时不时冲破篱笆，瞬间摧毁一个农场；贪婪的狮子和髭狗闯入拖走山羊。野生动物入侵给马赛村落带来了困扰，为了保护庄稼和房屋，浸染毒药的弓箭和长矛成了对付野生动物的武器。马赛村民为什么不起诉野生生物保护局要求赔偿，而选择向野生动物泄愤呢？

这是源于野生生物保护局对赔偿责任的漠视。2018年前，野生生物保护局一直声称，野生动物入侵农田是“上帝行为”，即便赔偿，也应该是国家公园的拥有者——肯尼亚政府负责，而不是作为管理者的野生生物保护局。2018年，最高法院否定了野生生物保护局的两大“甩锅”理由。最高法院认为，法律上的“上帝行为”必须符合以下全部要素：必须有一个“自然”因果关系的方面、事件或行为应是无法预见的事件或行为、“自然”必须是排他性或唯一原因、被告无法通过合理的谨慎或远见来避免这种影响。

野生动物迁徙时间、路线是可以预测的，并不符合法律上的上帝行为，即使宗教人士笃信所有的行为都是上帝行为，有关部门也应该有所准备避免迁徙造成的损失。国家公园的所有权属于肯尼亚政府，但是控制权则属于野生生物保护局。最高法院称，“在规则意义上，动物的拥有者一般为动物的控制人，或者是对动物有控制责任的人。当然，可推定，合法的拥有者正在控制或者有责任控制；如果拥有者事实上没有控制，他就不用为动物的行为负责”。根据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法》（The Wildlife Act），野生生物保护局是野生动物的管理者，应该对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肯尼亚是判例法国家，这就意味着之前发生的动物入侵事件从未得到过法律赔偿。而今法院审判开了赔偿先例，即须“遵循先例”，可获取赔偿的举证技术对马赛人而言存在难度。如牧民控诉狮子逃出咬死了九十多只山羊，却没有相应数量的山羊尸体为证，即便凑齐山羊尸体，又难以证明是被狮子咬死。证明狮子咬死山羊，从而获取赔偿只有一种可能，那便是拍到狮子咬死山羊的现场画面，并能数清山羊的数量。这需要监控设备和充足的电力，毫无疑问，取证成本是马赛村民不可承受之重。

国家公园建设与社会结构异化

既然土著居民很难从动物入侵事件中获取赔偿，那么国家公园建设能为土著带来哪些回报呢？

国家公园模式肇始于1872年美国创办的黄石国家公园，之后越来越受环境保护主义者欢迎，成为动植物保护的模板。国家公园的基本做法为国家最高主管当局主导，圈定较大区域，驱逐并安置土著居民，从而保护自然景观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但是国家公园模式创立之初很少顾及公园开发对土著居民的影响，直到1969年印度新德里召开第十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才开始呼吁：国家公园应该在整个区域内尽可能地消除剥削。与美国印第安人的遭遇相似，当时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建设期间，马赛人也遭受了驱逐。1961年，肯尼亚尚处于英国殖民时期，殖民政府以国家之名无偿从马赛人手中夺走了土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而今，除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和内罗毕国家公园都位于马赛人历史上占有的土地之上。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地的旅客前来国家公园消费观光，等于另一种方式的财富再分配。尽管马赛人为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和自然旅游观光承担了巨大成本，却很难从土地及其孳生物（野生动植物资源）带来的收益中分一杯羹。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是肯尼亚最富盛名的国家公园，旅游业兴盛，然而马赛马拉边缘的旅馆、野营地和其他休闲中心没有一家隶属于马赛人，基本上是欧美人的产业。近年来，东亚商人和肯尼亚统治民族基库尤人也陆续涌入，拓展旅游生意。相比之下，土生土长的马赛人反而更像客人，虽然没有被排斥在全球化体系之外，也颇为依附、边缘。基于民族风情是观光旅游闪光点的考虑，身着束卡，手持木棍的马赛男人充当导游、护卫和侍者；妇女则摆摊售卖起了木雕、手环和动物皂石雕。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马赛马拉，按照族群从事行业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等级明确的社会结构。来自外部世界的休闲行业经营者宛如过上了殖民时代“英国老爷”的日子，而土著居民身居下端，被视作旅游风景观光的对象。有的国际游客甚至不将马赛人“当人看”，认为在马赛马拉，如果马赛人被大象踩死、狮子咬死，那是一种表演，是大自然维持生态平衡的一种手段。

而今，随着人类活动加剧，野生动物数量锐减。根据野生生物保护局统计，马赛马拉丧失了70%的野生动物。面对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旅游观光行业的危机，政府又将目光转移到国家公园外围，推行自然保护区计划。自然保护区计划旨在使土地所有者、野生动物和旅游业之间实现良性循环，一方面让马赛人出让土地保障野生动物迁徙，另一方面让旅游经营者支付租金，使当地社区受益。毋庸置疑的是，自然保护区计划改善了野生动物的迁徙环境，但也激起了马赛人和旅游经营者在收益方面的矛盾。
马赛人仿佛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保护区产生的经济利益远远超出土地租赁费。一个名为纳因吉萨（Naingisa）的马赛人签了租赁合同，将170英亩土地让渡，然而每个月只能收到20000先令租金（200美金）。看到旅游经营者生活优渥，而马赛人却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纳因吉萨后悔不迭，甚至假想当初种植玉米和小麦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面对收益剪刀差，很多像纳因吉萨一样的马赛人向旅游经营者提出提高租金要求，可是这不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还要遭受本地和欧美环保主义者对其贪婪的指责。或许在这些环保主义者看来，确保狮子妈妈喂饱自己的小狮子对维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而马赛妈妈能不能喂饱自己的孩子却只是人类保护组织的责任。

结语

国家公园建设，一者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诉求，二者有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三者有规避动物袭击造成农作物损害、牲畜损失和人员伤亡的考量。但在经济落后、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的肯尼亚，国家公园建设无疑加剧了人与动物的矛盾。人与动物的争地矛盾只是浮现于外的现象，本质却是社会结构因素导致的矛盾发酵。环境保护不仅是单纯的保护动植物资源，同时也有早已形成的社会等级结构和南北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对这一行动的持续冲击。身为土著的马赛牧民，在国家公园建设中，与生产资料分离，在生产过程中依附，于收益分配中边缘，成为环境保护的附庸。可见，国家公园建设如果只考虑动物，考虑动物带来的旅游收入，那只会沦为举着保护动物大旗的资本狂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东非农耕文化互动”【19BSH13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