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二）：地面层

多伦多市居民对这发展方案相当乐观（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技评论》把它列入2018年全球十大科技突破）。但很快，民意逆转，市民越来越觉得方案的倡导者既自大又傲慢，以为在他们的设计室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反对之声日增。到2020年7月，市政府考虑叫停之际，Alphabet先宣布退出。

这反映时代在变。以乔布斯意气风发推销苹果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科技乐观主义开始受到大大质疑。数据搜集的丑闻、讯息误导、线上侵扰、假科技等等动摇了社会的信心。他们问，“过去20年智能科技确实使人类生产力提升，但人的生活素质有没有为此得到真正的提升？”“人行道实验室”没法拿出使人信服的正面回答。这个项目失败的教训是，科技要更好的回应人类的需要。

让我们追踪一下。

1959年，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荷兰艺术家康斯坦*尼乌文胡斯（Constant Nieuwenhuys，1920-2005），人只称他康斯坦，写了一篇短文叫“未来的游戏。”指出人类的科技能力会创造出未来的“环境感知城市”（ambiance city），稍后叫“新巴比伦”（New Babylon）。

新巴比伦是个复杂的、通过由电脑支撑的通讯基础设施连接起来的人工空间和自然空间网络。那里，新科技和自动化会取代人的辛苦工作，使城市居民可以过着一种游乐式和创意式的生活。

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幕后”的自动化电子机器改变他周围“环境”的音量、光线、温度、气味和空间组织。这个“环境”会知道发生在它里面的活动是什么性质的活动，从而改变它的形态和运作去适应这些活动。也就是，新巴比伦会同时的知道和满足各人的所需。

在新巴比伦，空间（环境）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共生的。一个城市会被划分为不同的区，连接为网。不同的感知平台可以做出无限的组合去满足每个人、每项活动的环境官感需要。当然这要利用在那时刚现世的数据处理和控制科技，康斯坦组织了一个国际联盟去共同倡议，但没有什么具体成果，到1972年就放弃了。

1974年，也就是康斯坦停止推进新巴比伦理念后的两年，洛杉矶市政府的社区分析局出了一个报告，分析该市的空间组织（The state of the city：A cluster analysis of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mmunity Analysis Bureau）。特别之处是它属于最早采用“大数据”，包括电脑化资料收集和储藏、统计聚类分析（statistical cluster analysis）、空中红外线照片（即是今天的remote sensing，或遥感）、和市内巡视观察（去验证空中照片），主要是把全市划分为不同的“聚类”（clusters），代表不同的“地理-社会”特征，如“洛杉矶单身人士”、“市区穷人”、“1950年代风格的近郊区”等等，以此去推测哪些小区会演变成为“贫民区”和“市区破落区”。在当时是种创新的分析方法。

其实，从1960年代开始，麻省理工的林奇（Kevin Lynch）已开始利用“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去绘制城市空间的“地形”（topology）（通道、边缘、街区、节点、地标），同是麻省理工的佛瑞斯特（Jay Forester）则引入系统动力学的控制论（cybernetics），通过电脑模拟去追踪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元素（例如人口、住房、工业等）之间的互相反馈作用。这些都是智慧城市的理论基石。与此同时，遥感技术和电脑运作也开始普遍。

由IBM定义的智慧城市是包括了“工具化、互连性和智能”。“工具化”指感应科技；“互连性”指通过电脑平台去综合感应器取得的资料去让城市各功能部门互通讯息；“智能”指获取和提供这些讯息的能力。值得反思的是在这个复杂的分析、模拟、优化、视像化以至使用人工智能的网络世界里人工智能是怎样定位的。从IBM在2011年11月把“更智慧的城市”（smarter cities）一词商标化得出的启示是智慧城市不再是完全属于住在那里的市民了。

智慧城市的愿景是，通过科技提升城市的功能和运作。但是在推销和实践的过程中，科技的重要性有超越人的重要性之势。智慧城市一词其实意味现有的城市缺乏“思考能力”。但不要忘记，在整个人类的文明进化过程里，城市从来都是文化、思想和智能的孵化器。

有一点值得指出，在康斯坦理想中把人类从辛劳工作解救出来的科技很大部分是出自军事用途。新巴比伦的构想正值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大力资助研发“环境感知”科技，到越战时达最高峰。为阻止北越军事物资南下，美军空投2万个以电池为动力的声音感应器。当时的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Westmoreland）形容这是“差不多24小时，即时的或接近即时的全监察”。这是美国国防部“以网络为中心的作战”的先驱。不少民用科技都是军用科技转化过来的。大家熟悉的包括互联网、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DRAM）、智能语音助手（Siri）、微型硬盘（micro hard drive）等。跟智慧城市有特别关连的就有全球定位系统（GPS）、用于智能照明系统的网状网络和用于智能电网的网状网络（mesh network for smart lighting systems and energy grid）、化学、生物、放射性物体的感应器，以至可以探测外来威胁的基因改造植物。

近期美国国防部有一个叫“瀑布”的研究项目（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组成和设计的环境，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omposition and design environment，CASCADE），以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的飞机通过无线电网络，即时互通资料和资源，去对比智慧城市的水、能、交通、通讯和网络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国防部的宣传册子这样写，“智慧城市与空战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它们都需要复杂的、适应性强的网络。”

但是，这样子的智慧城市和空中作战都缺了“人的身体”。装置了感应网络的空间和环境确实能够感知环境的改变（光源、温度、湿度、声音、移动），所以在若干程度上，这些网络就像人的身体，能够辨认和衡量环境的变化而做出反应。但若只是如此，人除了是智慧城市的“数据储藏库”之外还能有什么角色？

建设智慧城市的最大风险是把城市看成是科技项目。在这样的项目里，只有“使用者”，没有“人”；有“日常活动者”，没有“居民”；有“利益相关者”，没有“市民”、“公民”。提升城市生活的素质变成一种“交易”，聚焦于投资的即时回报，并只会用“关键绩效指标”（KPI）来衡量成就。无怪很多智慧城市的倡议者和推销员都会指出，无论在理念上、财政上和后勤能力上，很多城市都是滞后和落后的。

过分聚焦于高科技会稀释城市的活力和约束它的潜力。城市是超过5G、大数据、无人车和人工智能的。它是机会、富裕和进步的推手。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城市会认识到市民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可能是含糊和模棱两可的、城市进化的动力往往是超出一般“解决问题式” 的思维。城市是由市民的才干、关系和拥有感定义的，而不是城市的科技设施。科技有其作用，但科技的使用一定要是深入和全盘的去考虑市民的现实、需要和愿望。

再回到多伦多。新的方案跟“人行道实验室”的思路刚刚相反：以田园静居去取代科技理想国，再没有自动车和无人机，有的是大量的绿化，甚至一个城市树林（urban forest），并且加入了大比例的廉租公寓。新方案的“卖点”是全电化和零排放，强调人类生命、植物生命和自然世界的重要性。

新方案也显示哲学上的转向，连名字也改了，叫“码头边”（Quayside2.0）。它强调风、雨、鸟、蜂，而不是越来越多的数据，关注的是此刻的和可预见之未来的实际需要，例如地球变暖。当然，在此刻没有人能说“绿色城市”的“绿色”和“智慧城市”的“智慧”是不是只是一种“时尚”而已。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绿色”意味着“愉悦”，智慧城市强调的则不是愉悦，而愉悦却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值得去思考的是，一个什么的愿景会使人向往住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在那里建立家庭、植下根？有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智慧城市，是具有智慧的城市”。

倡议智慧城市的经常强调科技“可以”干些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些什么。智慧城市设计都好像要扫清那些使人觉得城市是奇妙的东西。伟大的城市吸引人不是它们效率高，而是一种神奇的杂乱——无限多样化的人群在近距离生活中所产生的那种既是必然性也是邂逅式的互动。这是不能量化和控制的。

真正具有智慧的城市不只是由能够为思科或亚马逊赚钱的贸易活动和讯息网络组成的。智慧是指能够认识到一个城市的终极创造力是来自它里面那些在性质、种类和文化上都是很不相同的“身体”，和这些身体之间丰富的、复杂的互动。

为此，高科技创新固然重要，但低成本、低科技的创新和依靠大自然去解决问题也同样重要；大数据当然有用，但数据后面非量化和丰富的细节也应考虑，尤其是它们的连接性。脱贫、公义和生态保护都需要复杂的统筹和实践。这比开发最新的应用程式和安装一个智能产品难多了。但我们一定要穿越推销员动听的推销话去发掘我们的城市怎样可以成为真正的“平台”——不单是科技平台——去使城市成为市民的“家”——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