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和平与安全构想

【编者按】 奥伯格先生此文，有些特殊。本刊决定不吝笔墨，大费周章，提供相关背景，解惑大家迷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中国人无不熟知。

兴亡关键在安全。古往今来，安全与和平始终是一个困扰人类的大问题。如何构建有利于人类绝大多数的、能够持续发展的、和平的世界权力结构，在此基础上维持国际体系健康而行之有效的运转，在今天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新旧秩序交替的大争之世，又一次成为全人类尖锐紧迫的巨大挑战。

奥伯格文章展示了非同寻常的思想和愿景。我们坚信，每一位读者都会深受裨益，对其内容自有判断和公论。不过，一个可能更加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奥伯格发扬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北欧学派或哥本哈根学派的独到之处，而许多中国读者并不熟悉这一学派的特点和贡献。

北欧学派声震世界思想界，首先是经济，而后是国际关系。在经济学中，北欧学派又叫瑞典学派；在国际关系学中，北欧学派则是哥本哈根学派。

自从克努特 ·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的巨著《价值、资本和租金》1893年问世从而成为边际生产力理论奠基人之一，北欧学派的经济学理论瑞典学派至今已经走过整整130年的辉煌历程。对中国学界而言，可能是因为习惯于两眼只盯着美英，所以对西方思想界中北欧学派的另一理论巅峰亦即国际关系学中的哥本哈根学派甚为陌生，不仅鲜于接触其大量文献，在阅读理解上也表现得甚为偏颇，而在安全研究方面尤为寡闻，以至于言必称美国，进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哲学和行动思维。这种现象无疑是有害的，需要高度重视，及时克服。

乍看上去，国际关系的北欧学派或哥本哈根学派不像经济学的北欧学派即瑞典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那样广为人知，因为在经济学中，一百多年以来，涌现出了维克赛尔、缪达尔、林德贝克等神一样的诸多蜚声世界并后浪推前浪的经济学大师，开拓性地推进了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制度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开创了预期理论、小国理论、货币经济理论和动态经济学。

但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哥本哈根学派虽然年轮尚浅，满打满算，也仅有40年光景，却毫不妨碍它登堂入室，成为近些年全球安全研究中最为显赫的一支。

作为冷战结束的产物，“哥本哈根学派”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代表有巴瑞 · 布赞（Barry Buzan）、奥利 · 维夫（Ole Waever）、迪 · 怀尔德（De Wilde）和莫顿 · 凯尔斯特拉普（Morten Kelstrup）等等。布赞的代表作《人民、国家和恐惧》1983年一经问世，奠定了他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大师级的地位。1990年，布赞与凯尔斯特拉普、维夫等5人共同写作的《欧洲安全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是“哥本哈根学派”诞生的宣言。当然，布赞、维夫和怀尔德合著的《新安全论》一书因为大名鼎鼎被译作中文，打开了中国学人关于国际关系理论革命的视野的一角（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只是近20年的事情。而马克斯威尼（Mcsweeney）和纽曼（Neumann）开始使用“哥本哈根学派”称呼这群以哥本哈根冲突与和平研究所（COPRI）为中心、居住在北欧的研究者，则是1996年！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研究”和“战略研究”大为不同。战略研究将安全视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以经典现实主义为标志，国家安全研究的“黄金时代”为二战至20世纪70年代末，而60年代的“威慑理论”被誉为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重大、最深奥的学术创造。准确地说，“战略研究”与“安全研究”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战略研究所关注的仅仅是国家安全，其核心是权力。在它看来，安全的惟一指涉对象就是国家，而威胁的形式和手段来自军事方面。

“安全研究”应当看做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主义，高举“非安全化”大旗，认定安全研究并非国家安全的战略研究。新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大卫 · 鲍德温指出：“最重视安全研究的是新现实主义， 它认为安全是国家首要动机和目标。”当人们开始将安全而不是权力当做目的，强调安全的相互依赖而不是仅仅关注自身的安全时，“安全研究”诞生了。

正是由于安全研究必须承认社会现实被构建的本质，因此，安全研究也叫做建构主义安全观。毕竟，它的目的在于社会变革的政治实践，并且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指导那些政治实践。恰如哥本哈根学派“批评性安全研究”的知名学者理查德 · 琼斯所说，“只有政治实践可以使世界秩序走向和平、安全和正义。”

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定位是什么呢？

西方理论界一致认为，“复合安全理论”（Security Complex Theory）、“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和“安全化”（securitization）是安全研究的核心概念。

何谓“安全”？在维夫看来，“安全”是超越一切所建立的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通过将一个问题“安全化”，就可以使用特殊的手段来保持那个安全，也可以要求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来保证它。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过程，即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正塑造着国际关系内的安全互动。鉴此，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是，安全化实践才是分析的中心。通过社会安全问题研究，将社会关系置于安全分析的核心部位——这一点是通过建构主义分析，则正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项重要贡献。

哥本哈根学派信仰理想主义，以道德标准和法理规范作为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原则，特征是强调和平，为了共同利益，战争可以避免。但是，这种强调安全的相互依赖，以及安全化必须被作为一种“主体间性”的过程来理解，不正是与中国倡导的对内综合安全观和对外“新安全观”不谋而合，并且殊途同归，高度契合吗？

显而易见，哥本哈根学派的政策意义是多重的。在实践中，安全不完全是主观性的，存在着被社会定义的界限，即什么能够和什么不能够被安全化，尽管那些限定可以被改变。这意味着，安全分析的兴趣主要是在安全化的成功实例方面。

也难怪，在过去超过四分之一世纪里，许多国际冲突的调解人和主持和平谈判的多是瑞典人、挪威人或丹麦人，比如曾经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战争、索马里内战、斯里兰卡内战、 缅甸罗兴亚人难民危机。这些案例确实说明北欧国家具有浓厚的和平主义传统。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另一面却是，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包括哥本哈根学派的故乡北欧国家，主张和平主义理念和政策的学者越来越难于发表作品。所幸的是，奥伯格终于有机会来到中国读者面前，深入讨论了新世界秩序的价值和要素，还在宗教和哲学层面提供了极具色彩的洞见和启示。

读奥伯格雄文可知，它同时体现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底蕴、价值观和继续探索的最新进展，不仅类似作品在中文文献里难觅其踪，也几乎算作一次难得一见的中国首秀。
是的，这是一篇有情怀、有真知、有远见的文章。

——赵昌会  国家风险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代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