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方向与对策

2010年12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首次提出要构建以沿长江通道、陆桥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沿长江经济带将长三角、长江中游及成渝等城市群连接起来，是强化我国东中西部经济联系的重要通道。根据徐睿宁（2023）的识别，沿长江经济带主要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四川7省的29个地级市（自治州）以及重庆、上海2个直辖市。2021年，沿长江经济带土地面积为222297km2，占全国2.32%；常住人口20342.13万人，占全国14.40%；GDP为239465亿元，占全国20.94%，人均GDP为117718.74元，相当于全国的1.45倍（表1）。本文将以地级（自治州）及以上城市为基本单元，考察沿长江经济带的基本情况及发展特征，以探索其发展路径。

沿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现状与特征

（一）城镇空间结构不断优化，东中西发展差距较大
2010年以来，沿长江经济带城市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城市空间布局不断优化。与2010年相比，2021年其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数量增加，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占地区全部城区常住人口比重从81.36%上升至89.95%，上升了8.59个百分点，中小城市数量及人口规模则均有所减少（表2），沿长江经济带已基本形成上中下游三个中心城市。其中，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在四川盆地发挥着物流、商贸和金融中心等重要作用，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武汉正在加快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上海的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市人民政府，2021）。

沿长江经济带下游大城市数量多，且分布密集，中上游大城市数量则总体偏少，且分布分散。沿长江经济带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城市共15个，其中下游地区有9个，占60%；中游地区仅2个，占13.33%；上游地区仅4个，占26.67%。

（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整体竞争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目前，在沿长江经济带国家共批复设立了重庆沿江、安徽皖江、湖北荆州3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表3），各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2021年重庆沿江示范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项目347个，完成年度投资523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比全市高约3个百分点；2010～2020年，安徽皖江城市带示范区累计承接亿元以上投资项目到位资金6.2万亿元，年均增长达16.6%；2021年湖北荆州示范区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31家，累计达1248家，实际利用外资1.5亿美元，实现进出口总额9.9亿美元。但各示范区综合竞争力差距较大，安徽皖江和重庆沿江示范区是强竞争力示范区，而湖北荆州则是弱竞争力示范区（韦鸿，钟素云，2022）。

（三）人口集聚速度快于经济集聚速度，二者匹配程度逐步提升
2010~2021年，沿长江经济带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总体呈上升-下降-上升态势，2010～2021年所占比重增加了0.33个百分点。其中，2010～2013年所占比重不断提升，2013年之后波动式下降，降至2018年的20.43%，2018年后开始稳步回升。人口规模占比则呈稳步提升态势，2010～2021年人口增加了1746.22万人，所占比重从13.87%提升至14.40%，增加了0.53个百分点（图1）。可见，沿长江经济带人口聚集的速度明显快于经济集聚的速度，使得其人口占全国比重和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间的偏离逐渐缩小，说明其人口与经济分布不断趋于均衡，区域总体差异不断缩小。

（四）经济增长模式朝绿色发展方向转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第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0～2021年，沿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由5.3∶49.5∶45.3调整为4.3∶39.9∶55.8，由“二三一”产业结构转变为“三二一”产业结构，说明沿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前期主要由工业部门的增长带动，后期则由服务业规模扩张引领，经济增长动力发生转变（图2）。

第二，城市环保设施建设与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升。2010～2021年，沿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能力由1986.30万m3/d提升至3616.81万m3/d，提高了80.09%；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由54514t/d提升至149285t/d，提高了1.74倍；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10.48m2增至13.52m2（表4），为改善和提高其环境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缩小，上游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
随着脱贫攻坚、新型城镇化战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各项政策的纵深推进，沿长江经济带整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显著快于城镇居民。2010～2021年，沿长江经济带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城乡收入比逐年下降（图3）。2010年沿长江经济带有17个城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大于2.50∶1（农村居民＝1，下文同），占地区城市总数的54.84%，仅苏州、无锡、常州及泰州4个城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小于2.00∶1。2021年沿长江经济带仅遵义、恩施两个城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分别为2.50∶1和2.56∶1，有15个城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小于2.00∶1，占地区城市总数的48.39%。

（六）城镇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有各种障碍
沿长江经济带不断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以提升其新型城镇化质量。首先，人口管理制度改革方面。中上游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人口净流出，城镇化工作重点是近郊及远郊地区农民工市民化，如重庆建立统筹城乡发展试点过程中实施的地票制度。下游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人口净流入，城镇化工作重点是整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如2013年6月上海开始实施的《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转变传统“条件管理”、“指标管理”为“积分管理”（肖金成，黄征学，2015）。其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予以确定。201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制度的基本建立，让已转移进城的农民切实从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中获得收入，促进了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最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面。2007年８月，江苏淮安在我国首次推出共有产权住房。上海共有产权住房申购对象主要是本市户籍住房困难家庭或个人和非本市户籍住房困难家庭，为收入较低的非户籍人口的刚需购房者提供了住房解决方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也进一步放开了各城市落户限制，江苏一些大城市也很大程度降低了转移人口入户门槛，城乡人员流动更加便捷。

尽管国家和相关省市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但沿长江经济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仍存在着制度、文化、成本等各方面障碍。一是发达地区往往存在着较高的市民化门槛。如201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办法>的决定》，明确了非本市户籍家庭需同时符合居住证持证和积分、住房、婚姻、缴纳社会保险、缴纳个人所得税、收入和财产等条件，才可申购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二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不仅涉及农民工自身的住房支出、生活支出、培训支出等成本，还涉及农业转移人口平等共享城镇义务教育、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增公共成本（傅帅雄，2019）。

沿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的地位    

（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沿长江经济带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凭借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发达的交通体系以及较强的发展实力，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首先，沿长江经济带地处长江经济带的核心位置，连接贯通了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以及下游地区，成为长江经济带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为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沿长江经济带具有发达的交通体系，“十四五”期间沿江通道被作为直接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骨干通道，地位与重要性日益凸显（欧心泉，2023），对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沿长江经济带具有较强的发展实力，2021年长江水道经济带的常住人口占长江经济带的33.48%，地区生产总值占长江经济带的45.16%，人均GDP是长江经济带的1.35倍（表1）。可见，沿长江经济带发展态势较好，在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方面均具有优势，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轴带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十四五”期间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沿长江经济带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地带，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承担沟通内外循环的重要功能。首先，沿长江经济带有助于畅通产业链的循环。沿长江经济带既有创新资源丰富的上海、南京、合肥等城市作为创新策源地，又有苏州、无锡、常州等产业基础扎实的传统工业重镇作为科技成果转化地，还有皖江城市带等作为承接产业转移地，能够通过差异化竞争和地区合作，在产业链上实现生产环节的循环。其次，沿长江经济带有助于畅通供应链的循环。上海的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及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将集聚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全球高端要素，促使其在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等扩散。而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也有助于整合中下游的创新资源。最后，沿长江经济带有助于畅通物流链循环。全线贯通到南京龙潭港的12.5m深水航道工程能够使海运货物通过铁路转运一路西行，上海港卸的海运货物也可转陆路运输到马鞍山再转江船。

（三）构建“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
2014～2020年，“两横三纵”轴带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下降了5.25个百分点，其中只有沿长江经济带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20.78%上升到20.99%，上升了0.21个百分点，其余地区均呈下降趋势（徐睿宁，2023）。沿海通道地区虽经济体量最大，但其经济潜力已得到充分释放，增长后劲不足，而陆桥通道地区、包昆通道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均远小于沿长江经济带与京哈京广通道地区，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因此“两横三纵”轴带地区的经济发展重点仍在沿长江经济带与京哈京广通道地区。从人口规模来看，2014～2020年沿长江经济带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由13.69%上升到14.32%，上升了0.63个百分点。但是，沿长江经济带经济份额仍远远高于人口份额，人口集聚潜力巨大，仍有待进一步释放。

沿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重点    

（一）优化空间结构布局，加强跨区域联动协作
沿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发展相对独立，联动性不强，发展不平衡，差距仍较大。因此，应充分发挥地区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通过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有效串联起上中下游地区，加强跨区域协调互动，构建区域联动协作、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发挥沿长江经济带在长江经济带的作用。首先，充分发挥下游地区带动作用。着力提升上海金融资源配置、贸易枢纽、航运服务及科技创新策源等功能。推进皖江城市带联动发展，推动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发展，加快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建设，充分发挥苏皖各城市比较优势。其次，着力加强中游地区纽带联结作用。中游地区是支撑沿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其中九江则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应进一步放大其沿江临港优势、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力提升城市能级，主动承接从下游地区溯江而上的产业转移，充分发挥其重要节点作用及联结中下游的关键作用。最后，不断提升上游地区国内外对接功能。作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游地区应强化长江黄金水域与我国西北地区之间的物流转运衔接，推动沿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区域内经济循环，推动区域深度参与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二）优化产业链布局，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
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扎实推进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强化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推动各示范区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一是坚持科创产业融合，着力提升沿长江经济带综合产业竞争力。要聚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加快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的“科创+产业”道路。二是强化龙头企业带动力，着力推动产业集群建设。要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集群公共平台建设、创新激励与带动、知识创造与扩散、品牌扩展与声誉建立维护等优势，高标准强链补链延链，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吸引承接相关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转移。三是深化区域分工合作，着力推动产业链优化布局。要积极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注重区域内科学布局、有序承接，形成跨区域优势互补、分工合理、共同发展的格局。

（三）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沿长江经济带应加快推进城市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度促进城乡融合，实现高质量城镇化。一是要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市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不同层级城市城镇住房政策，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落户制度，鼓励农村主要劳动力人口转移后继而将整个家庭转移进城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应以消化存量为主、吸纳增量为辅，不断完善户口准入标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加快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以乡村产业振兴推进城镇化发展。重点建立科技成果入乡转化、城乡人才合作交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体制机制，充分释放乡村价值，推动城乡深度融合。特别是上游地区，尽可能吸引其农村居民就近到城镇就业或转移至中下游地区就业。

（四）科学布局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完善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2035年）》，提出依托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建设实现过江通道布局的具体部署。一是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扎实推动现代化交通体系建设。转变过去以“规模、速度”为核心目标的交通体系发展模式为以“质量、效率”为核心目标的发展模式，加快建设东西畅通、南北辐射、有效覆盖、立体互联的综合立体交通网，构建统一开放有序的运输市场。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前提下推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化发展，加快绿色交通发展。二是立足近期的同时更要谋划长远，更好支撑区域发展。要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推进、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结合起来，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各类方式结合起来，发挥各类运输方式比较优势，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与对内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支撑开放型经济发展，打造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主动脉（欧心泉，2022）。

推进沿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尽快编制沿长江经济带专项发展计划
沿长江经济带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地带，目前专门针对沿长江经济带编制的相关规划却是缺失的，已有规划要么是关于长江经济带的，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要么是具体到地方的，如各地的“十四五”规划等，要么就是只谈及交通体系建设的，如《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2035年）》，这些规划都不能够精准地把握沿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无法充分发挥沿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引领作用。因此，应尽快编制沿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规划，以合理、科学、全面地确定其未来发展的相关目标、指标和任务，规划应具体包括优化地区的发展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推进基础设施网络化、推动城乡深度融合、打造高端产业集聚区等内容。

（二）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实现上中下游地区一体化发展
从全局出发，充分发挥上中下游比较优势，注重下游地区对中上游地区的带动作用，优化产业分工格局，强化各区域的分工合作，加快形成上中下游联动、优势互补、错位竞争、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一是健全流域协调和省际协商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建立上中下游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一体化工作，深化长江经济带“1+3”省际协商合作，加强建立区域重大环保项目统一规划建设、信息共享、环境联合治理等机制。二是健全促进要素有序流动的机制。减少政府对本地市场的保护及企业进入市场的行政壁垒，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研究出台对重点产业相关布局方案，引导下游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有序转移。三是建立重点区域、重点平台的共促发展机制。依托长江经济带众多功能平台，发挥政策先行先试优势，推动一批成熟的经验模式向具备条件的地区逐步覆盖，形成平台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三）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招商引资活跃度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企业生命周期，从招商、引进到落地发展，建立全过程服务机制，进一步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以开放、服务、创新、高效的发展环境吸引投资者，真正实现产业转移“引得进、留得住、能发展”。一是打造优质高效政务环境。设置“一件事一次办”专窗，实现线上“一次登录、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只跑一次”，着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纵深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积极听取企业意见建议，持续完善项目开发、招商引资、履约实施、开发建设等全流程跟踪服务。二是大力引进优秀人才。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鼓励各市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引海内外人才、高素质年轻人安家落户，为优秀人才创业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广阔舞台。三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区域内要素市场、产权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等关键性领域的实质性改革与建设，推动构建市场机制有效率、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力度的经济体制，加强市场综合监管，为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不断催生发展新活力。

参考文献：
1. 徐睿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实施效果与展望 [J].城市，2023 (2): 31-41.
2. 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Z].2021.
3. 韦鸿，钟素云.长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竞争力评价[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3): 67-75.
4. 肖金成，黄征学.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战略思路研究[J].江淮论坛，2015 (1): 5-10+2.
5. 傅帅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研究——以北京市为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6. 欧心泉.以沿江高铁通道建设为契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J].区域经济评论，2023 (2): 37-45.
7. 欧心泉.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思考[J].综合运输，2022，44(12): 41-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