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非洲？对非洲的认识与反思

⬆ 作者（左一）与加纳波诺地区某村庄中土地被商业种植园征收的农民一家

如果有人问，对非洲有何印象，我脑海里仍首先闪现这样一幅场景：潮湿的热带海风，远方泛红的夕阳，摇曳的椰子树，奔跑的孩子，以及在马路中穿行、将商品稳稳地顶在头上的小商贩。这个带着明显刻板印象的画面，来自我2016年10月第一次踏上非洲国家——坦桑尼亚时，走出尼雷尔机场对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的第一瞥。那时正在读研究生二年级。在坦桑尼亚生活了近一年，之后硕士毕业读博，期间又相继在肯尼亚、加纳生活了一阵子。现在看起来，这幅画面只不过是非洲这个万花筒世界中的一片花色。于我而言，参与非洲研究、在非洲学习、生活的过程，既是认识非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不断审视自我，破除偏见的过程。

⬆ 达累斯萨拉姆街景

何以非洲？多元文明，城市病和难民

第一次去非洲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度过，城市既是栖身之所，也是第一观察对象。不同于民族主义视角下，人们对单一民族或文化叙事的迷恋，东至桑给巴尔岛(Zanzibar)，北至巴加莫约(Bagamoyo)， 南至马菲亚(Mafia)、基尔瓦(Kilwa)等城市，构成了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欧洲文化、印度文化，甚至中国文化，同非洲本土文化交汇的斯瓦希里文明核心地带；从达市向内陆延伸，一批批非洲商人、以利文斯通（D. Livingstone）、提普·提卜（Tippu Tip）等为代表的探险家、传教士、奴隶贩子，以及后来的德、英殖民者和来自印度、中国的铁路工人，又将印度洋的海风带至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沿岸乌吉吉（Ujiji）、基戈马（Kigoma）等城镇。达累斯萨拉姆沟通了印度洋和非洲大湖区，链接了两地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坦桑尼亚的非洲文化本身，便是文明交融、碰撞、互鉴的产物。

在达市也感受到了一种割裂感：与多元文明共存的是悬殊的贫富差距及其带来的城市病。沿海地区的高楼耸立，但基农多尼区（Kinondoni）贫民窟内，斑驳的铁皮房、来自农村的移民，又构成了另一个世界；达市市区有着平坦的高速路、便捷的BRT公交，但在城市主干道的转角，却变成了凹凸不平的泥土路，阵雨过后，泥泞不堪；高档跑车和排着黑色尾气的日本二手公交行驶在同一条马路上，售票员挤出半个身位，边发出“嘬嘬”的声音，边拍打着车身揽客；在姆萨萨尼半岛（Msasani Peninsular）有许多家高档酒店，人们衣冠楚楚，而在城区的绿化带上，却也有成群的无家可归者——这一切也构成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共同图景。与20世纪初期，卢加德（F. Lugard）、卡梅伦（D. Cameron）等来自大英帝国的非洲总督们所预想的并不一样，非洲国家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共存、冲突、跃升、竞争，无时不在证明着非洲社会的动态感，以及不同地区、族裔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曾经根深蒂固于西方人偏见中的“部落（tribe）”社会，或鸡犬相闻的田园风情，或许只存在于早期西方人类学家的著述中，和好莱坞的剧本里。

坦桑尼亚也存在着鲜为市民、游客所知晓的另一面：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在大湖区——卢旺达、布隆迪、刚果（金）的种族冲突中产生的数百万难民，相当一部分流落在了坦桑尼亚西部的难民营。到了2017年，随着对城市风光感到厌倦，我于是便坐上了前往坦－刚边境的长途大巴，前往边境地区的难民营。“难民”形象最能代表人们对非洲的偏见，但却又是切实存在、绕不开的话题。从尼雷尔（J. Nyerere）时代至今，虽然坦桑尼亚的难民政策屡有变化，但终归还是大湖区难民最好的避难所。在位于马卡雷（Makere）的涅鲁古素（Nyarugusu）难民营，我见到了规划整齐的安置房和卫生间、烤玉米和木薯的小摊，甚至Vodafone、Airtel、MTN的营业点和小学，也有被难民砍伐一空的灌木、持枪的联合国维和人员，以及拥堵在联合国难民署门前等待消息的人群，我坐在私人营运的黑摩托上，这些画面、声音、气味从身边闪过，杂糅在一起，构成了我第一次非洲行的另一面记忆。

⬆ 坦桑尼亚奔巴岛上中国安保公司雇员

⬆ 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博物馆

何以非洲？大工地，国道局、马赛马拉的水塘

第二次去非洲，前往肯尼亚，让我对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更清晰的认识。2019年初夏，我来到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一家国企实习。从内罗毕机场到中企项目部的路上，感觉这个内陆高原城市好似一个巨大的项目工地，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我实习的中企承包了从内罗毕到某地的公路项目。该路段全程20多公里，也是肯尼亚通往乌干达、南苏丹、卢旺达、布隆迪等国的交通大动脉。在来到工地之前，以为工程项目只需要按部就班施工就好，但与想象的不同，项目还需要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政府关系。该项目横跨了多个郡、选区和十余个社区，社会环境复杂。

印象较深的有两件事，第一是项目部和肯尼亚国道局等政府部门间的纠葛。路政项目每天有许多大渣土车，在不远处东非大裂谷下的石料场和内罗毕郊区的施工路段之间，往返运送铣刨料、土方和沥青等，但吊诡的是，肯尼亚国道局却常常跑到施工路段抓车辆超重，一个月内竟有8辆大车因所谓的超载被抓，动辄几十万肯先令的罚款，并扣押车辆。据了解，施工单位和业主单位虽然早已就该问题达成谅解协议，但国道局对项目运输车辆紧盯不放的原因在于，一段时间内肯尼亚全国上下开展了“整治超载”的运动，国道局作为官僚系统的一员，自然要响应号召；另外，国道局虽然作为业主单位，但“地主家也没余粮”，若要维护道路、维持机构的运营，便需要更多的资金。因而趁着“整治超载”的契机，国道局将项目的运输车辆视作摇钱树，不断对项目车辆进行突击检查。项目部一方面面临着因赎回被扣车辆带来的巨额保释金，另一方面还需要应对国道局因项目部拒绝缴纳罚款而提起的诉讼。在项目部期间，我也好几次跟着负责人大哥去找相关部门的领导，或跑到律师事务所咨询应对办法，也曾在法院排队，听着晦涩的法律词汇、昏昏欲睡地等候庭审。直到结束实习临走时，有的渣土车还在国道局扣押着。

同国道局的交涉只是项目部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项目部负责人还是当地警察局、法院、世界银行、国会等官僚系统的常客，有时还会因扬尘、噪音、私人土地租赁等问题，被周边老百姓投诉，不得不每天奔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第二是中企在马赛马拉修建的道路以及大型水塘。在内罗毕待了一阵子后，我又来到了位于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另一个道路项目部。谈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无数中国人会想起广袤的大草原、花豹、狮子、动物大迁徙，以及赵忠祥老师浑厚的声音，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从内罗毕到马赛马拉的路，也是由中国企业修建的。在修路之前，去往马赛马拉只有夯土路，道路条件十分恶劣。但是中国工程队到来后，用厚厚的沥青马路，将马赛马拉链接到了肯尼亚全国的道路交通网内，使当地的区位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中企在修建道路之余，还为当地的马赛人建起了一百多个水塘，解决了马赛人和牲畜的饮水问题。据项目部负责人介绍，在施工初期，工程队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如何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如何处理好同当地马赛人社区之间的关系，当发现旱季饮水问题困扰马赛人世世代代生存时，帮助马赛社区修建水塘，成为沟通马赛人和中国工程队感情的桥梁。

驱车行驶在平稳的柏油马路上，路边是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草原上的水塘在阳光下波光粼粼，周边聚集起了取水的居民和他们牵来的牛羊，我也成了中国在肯尼亚项目成果的受益人，免受颠簸之苦。中国企业在肯尼亚的项目众多，例如著名的蒙内铁路。一个个不同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和民生，还为非洲国家带去了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 肯尼亚运水的农民

⬆ 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公园

何以非洲？酋长、农民，大地上受苦的人  

第三次踏上非洲是在2021年，当时全球疫情严重，为了完成博士论文的调研和材料搜集，我来到了西非国家加纳，主要考察加纳的土地制度，在闲暇时，也对加纳首都阿克拉，周边城镇以及中北部个别省份的土地问题进行了调研。不同于前两次，这次在非洲时间更长，也接触到了酋长、普通的农民，以及跨国公司在非洲的种植园项目。在加纳的两年，使我对非洲有了一些更深层次的认识，尤其是对非洲底层农民的生活状况产生了新的思考。

说起酋长，大多数中国人都将其视为非洲文化的代表，确实如此，但也并非事实的全貌。加纳的酋长相对于部分非洲国家而言，权力较大，依照习惯法控制着全国80%左右的土地，尤其是最高酋长（paramount chief或Omanhene），且这一权利也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当我们在某些语境下将“非洲酋长”形象娱乐化、猎奇化时，许多加纳农村地区的农民，一生都生活在酋长的影响之下，许多人甚至是酋长的终身佃户，通过世世代代向酋长缴纳实物地租，换取土地的使用权，而这一微薄的权利也并不稳固。

在加纳北部某省的一个村子，我接触到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以种植山芋为生的八旬老者，在20世纪60年代从加纳西北部移民至此，通过每年向当地酋长缴纳实物地租，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但近些年来，随着来自北方国家市场对热带水果的需求日盛，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来自城市的商人和企业征用，种植腰果、芒果、菠萝等热带水果出口。这位老者的土地也不例外，在一年多以前，他耕作的土地被酋长转租给了一位来自城市的商人，农田也即将要转为芒果种植园。至于这位老者的土地使用权，由于和酋长之间是租佃关系，无法得到任何补偿。据老者说，收完这一季山芋，便要带着自己的孙子离开这个地方，另寻出路。

另一个案例位于邻近省份的小镇。一家欧洲生物能源企业在该地区向最高酋长租赁了上万公顷的农田，建造了一片作为生物质燃料的桉树种植园，这家企业土地租赁协议涉及邻近几个村落的耕地，但由于酋长在土地事务上权力的专断性，并没有将土地租赁协议同利益相关的村落进行协商，或赔偿失去土地村落的损失，以至于村民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被公司以各种方式圈占了起来，并被禁止入内。这个对外宣传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西方跨国公司，最终却以传统的方式，破坏了民众的生计。

在加纳，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甚至包括一直被某些媒体作为污名化中国工具的小规模非法采金（galamsey），土地的出让，很大程度上也是酋长、本地官僚等精英团体同跨国资本之间合谋的结果。以上例子并非要站在制高点去反对什么，只是希望说明一点：当前非洲存在的社会问题，确实来自非洲本身的制度性困境，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当不平等国际体系——包括劳动分工体系、剩余分配体系等——同非洲本土性问题相结合时，其破坏性或许是普通非洲人难以想象的。

⬆ 在肯尼亚的中企在施工过程中征询周边群众的意见

⬆ 加纳农民在展示山芋种植

结语：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非洲人民  

达累斯萨拉姆仍在印度洋海风的吹拂下，通勤的市民不紧不慢地赶着公交，印度人社区贴好了毗湿奴的神像，远方又响起了可兰经的诵读声；肯尼亚中国工程队将高速路铺到了边境的村镇，马赛人掬起清泉，不再期盼雨季；加纳的农民站在农田边，看着硕果累累的可可、地上沉甸甸的山芋，欢喜于今年的收成……。回头看自己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大地之时，已是差不多十年前，我也在学习与研究中，不断破除偏见、重新认识非洲，但要回答“什么是非洲”，却越发显得困难，因为非洲足够广袤，足够多元，足够复杂。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非洲是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地方。
它的普通之处在于，这里生活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性格和脾气，这些特质从我们每日乘地铁、坐公交、买菜、上班时遇到的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人身上都能找到相似之处，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在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努力；非洲的社会和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有着和谐和宁静，也有着令人头疼的冲突与问题。如果将我们研究的对象，贴上特殊或固定的标签，那么他们便不再是和我们同等的人或社会，而是被凝视的客体。

特殊之处则在于，同中国相比，非洲受到国际体系影响更大。在非洲内陆的某位自耕农，远比中国种植水稻、小麦的农民，距离世界市场更近，受跨国行为者的影响更深。换句话说，在课本中出现的不平等国际体系是切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我们在关注非洲本国制度性问题时，国际与全球的视角应该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苍穹。因此，对非洲以及全球千千万万处于国际体系中的普通人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来自遥远东方国家的理论、政策，也是伟大的理想，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与生活方式。

自2023年年中从加纳回到中国以来，和其他应届毕业生一样，经历了求职、论文答辩、毕业、工作，到今天已经一年了。如今，非洲研究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未来，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我也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