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城乡融合发展思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中国式”和“中国特色”的改革和发展。我在西方工作和生活几十年，观察和研究“洋为洋用”，有点心得。我不认为中国式和中国特色就是简单的“非洋”。我们对问题的演绎和处理可以与洋不同，也可以与洋相同。关键在不同与相同都要出自中国特有的国情和条件、机遇和挑战。我想用这个思维去解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特别是“中国的特色” 在哪？

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问题与机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城乡融合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统筹于一个框架。这样的城乡融合发展是不是中国特色？

我认为，通过城乡“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去“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反映三中全会决定的智慧。

城乡有别，不然何来交换、流动。城乡之别何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是什么，会怎样带来乡村振兴，以至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有专家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正常现象，符合“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是好事——人们用脚来追求“美好生活”，产出最合理的人口空间分布。如果政府真的担心城市人口压力过重和农村人口流失过多，可以做点“弥补”，例如提升农村和乡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使农民可以在农村“安居乐业”。但是，再多想一想，农民入城是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追求，还更多是对在农村生活的无奈？谁不想安居乐业，谁想离乡背井？但是，你的乡和井有没有条件供给你可安的居和可乐的业？

现代城市的成形可追溯到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特征是“标准化”，因为标准化最方便机器生产（起码在18-19世纪是这样），而当时的机器生产只需要简单技能、流水作业的劳动力，也就是大量的机械式劳动力。这些中、低技能的工人（相对高技能工人）大部分来自劳动人口过剩的农村（起码当时的英国是这样子）。这是资本经济起步时的模式——标准化、规模化的工业和大批中、低技术水平的工人。

工业化快速推进，吸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也在工业化），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不断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化”其实是“去农村化”。过了两百年，大家都接受了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城市化是必然过程，去农村化是不可改变的逻辑。

同时，现代城市发展也是按资本逻辑——土地空间按其可以创出的最高经济价值来使用和分配。由于建设用地的市场价值总比农耕用途高，因为农产品的附加值总比工业产品的附加值低，所以耕地保护永远斗不过工业发展，要保护农耕用地就只能用“非经济”理由，例如粮食安全、农民生计等。所以，在以经济（市场）价值去衡量土地价值的前提下，城市化必然是“去农村化”（去农地、去农民）。就算谈乡村振兴也离不开这个资本逻辑的阴影。

其实，西方早认识这个问题，并且曾经提出过一套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也就是有名的“田园城市”。干城市规划的，无论中外，无不知晓。以下的论述来自“百度”。

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倡议的是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是个城与乡的结合体。他认为，工业城市环境恶化是由城市膨胀引起的。城市无限扩展和土地投机是引起城市灾难的根源。治本的办法是限制城市的膨胀。城市人口过于集中是由于城市具有引吸人口聚集的“磁性”，如果能够控制和有意识地移植城市的“磁性”，城市就不会盲目膨胀。他建议的田园城市就是要把城市的生产条件和乡村的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兼备城、乡有利条件而没有两者不利条件的“田园城市”，市内每户居民都可以非常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空间。

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协会”把“田园城市”定义为一个“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一委员会受托掌管”。

霍华德的理想城市有以下的具体规划。每个田园城市占地6000英亩（1英亩约0.4公顷）。城市居中，居民30000人，占地1000英亩；四周的农业用地5000英亩，2000居民散居在此。在这里，除耕地、牧场、果园、森林外，还有农业学院、疗养院等。农业用地是保留的绿带，永远不得改作他用。如果城市人口超过了规定数量，就应另建新城市。

在整体布局上，霍华德当然明白要因地制宜，但他尝试用图解去演绎他的构思。想象一个平面为圆形的城市，半径约1240码（1码约0.9米）。中央是一个面积约145英亩的公园，有6条主干道从中心向外辐射，把城市分成6个区。城市的最外圈地区建设各类工厂、仓库、市场，一面对着最外层的环形道路，另一面是环状的铁路支线，因此交通运输会挺方便。

六个单体田园城市围绕着一个规模略大的中心城市（约5～8000人口），构成一个“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城市之间以快速交通和即时迅捷的通讯相连。各城市经济上独立、政治上联盟、文化上密切联系，形成一个多中心、相互渗透、整体运作的城市系统。

这是百多年前的构思。但是看今天的东西方，好像看不到任何田园城市的迹象。见到的是城市无限制地低密度扩张，农村不是被吞没就是荒废。稍微有点像田园城市的是几个卫星城市，最有名的可能是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但远未达霍华德的理想——城乡融合，更别论城乡融合发展。

眼见的事实是城市越来越大，乡村（包括小镇）越来越凋零，显示土地空间配置和人口分布的严重失调。这是个什么信息？看来，工业化与去农村化是相连的，起码过去两百年是如此。但是，未来会不会有变？这值得我们探讨。我们要重新思考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我们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就先要掌握这些关系，尤其是着眼于这些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化，从中找出问题所在、机遇所在。

新型工业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谈“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

过去4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其实是反映全球资本分工的逻辑。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够大了，尤其在社会、资源和生态方面。城乡分离的问题也源于此。但此刻，全球资本的“有效期限”也要到了。

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最贴切的形容是“标准化”：生产标准化、消费标准化；因此引出规模经济；继而引出对资本的需求；再继而引出资本支配经济；最后是资本利益绑架政治。疯狂的物质追求、无限的资本积累带来恶性循环；经济反复加剧、社会分化加深、资源消耗加速、生态失衡加重。人类、地球终会承受不了。

毋容置疑，工业革命的标准化生产与消费为很大部分人带来温饱、更有不少进入小康。但是，越来越成熟的小康世界已不满足于标准化消费。温饱之余就追求享受，消费遂走向多样化。随着社会财富和中产人群增加，消费多样化加速。按理，生产也应随之走向多样化。但这意味生产规模要收缩。可是，规模生产正是资本增长和累积的必须条件，是资本经济的硬道理，怎能收缩？怪象出现：产品走向多样化，但生产维持规模化。这是什么意思？标准化、规模化的产品通过包装和宣传去乔装多样化出售。这怎会长久？与此同时，消费多样化越走越快，走向个性化。把标准化产品伪装个性化消费品就更不成了。

要满足个性化，生产必须转型“精准化”。这是新型工业化的动力。在本质上是真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头一次工业革命是从生产发起，这一次是从消费发起。转型过程中，资本经济有逻辑性和结构性的困难。资本经济的本质被动摇了。

这场由新消费带动的新经济会是怎样的？可想象几个衣、食、住、行的例子。1.怀孕妇女不想孩子生来像她一样近视眼，想吃可补胎儿眼睛的食物；2.白领想穿既合她身份和经济条件，同时能够表达她个性的上班衣服；3.两口子新添小宝宝，想改变家居的空间使用去适应新环境；4.有视障者想外出旅游，见识见识。

相应的精准化生产又会是怎样的？1.通过科研，发现某省某县某乡的气候、水土特别适宜种植某类水果，再经古法的人手加工酿成果酱，特别合适补养胎儿眼睛。以独特的天然条件（因此供给是有限的）去满足特殊消费（因为需求是有限的）将是未来经济的特征。2.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把个别裁缝定类（男装、女装；盛装、便装；唐装、洋装；以至上装、下装、内装、外装，等等）和定级（一星到五星、平价到高价，等等）。消费者按自己需要和能力在互联网上选择。量身、拣式、选料、试身都在线上进行，快递送到，反馈与评价也公开在行业网站上。每个消费者都可以追求表达个性的产品和服务（打破标准化消费带来的桎梏），每个生产者都可以凭本领力争上游（打破规模化生产带来的垄断）。这也将是未来经济的特征。3.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把个别室内设计师定类、定级；消费者按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在互联网上选择。设计概念、施工图样都可以在线上商讨、模拟；如双方同意，设计师更可提供家具、推介承包、监管施工。行业组织承担质量保证、工程保险。通过互利、互律的行业组织，生产者既能提供精准化服务和产品，又可以有同行群体的规模力量去支撑创业；消费者既能选择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又可享用行业组织的规模力量去保证质量。这会是未来经济的特征。4.全国性的视障者群体发挥规模力量去筹办和设计特色的旅游模式，强调听、嗅、味、触的官能感觉，使视障者获得高度个性化的体验和享受。以规模效应去为弱势和边缘群体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扩大整个社会的消费创新和选择也会是未来经济的特征。这些例子就是新型工业化的走向。

个性化消费和精准化生产会打破传统的标准化消费和生产，但不会否定标准化带来的规模效率。其实，标准化是不能避，也不应该避。要避的是过度和失度的标准化。人类最早的标准化生产是砖头。每处地方的砖头都是同一尺寸，但盖出不同样式的房子。房子是制成品，可以个性化；砖头是砌块，可以标准化。未来经济有赖个性化的制成品，但更有赖标准化的砌块。控制砌块的标准就掌握整个经济的命脉。“乐高积木”就是个好例子：标准的砌块，可创出千万的式样。如果乐高砌块不能创出变化，这游戏不会吸引千万的孩子，甚至成人；如果这些千变万化的式样不是来自砌块的标准设计，它也不会这样吸引人。问题是我们应该先开发个性化制成品然后去发掘它的标准砌块，还是先发明标准砌块然后去开发个性化制成品？前者是通过归纳经验去创新，后者是通过理论导航去创新。我认为两条腿要一起用，但砌块（包括其硬件和软件）的标准化不能过度，否则会局限创新并带来新的资本垄断。

看来，我们需要一套轻盈而有韧性经济组织模式去配合新型工业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时刻到了，乡村振兴的机会来了。

新型城镇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鼓励“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上文谈到，新经济（新型工业化）将会是个性化消费、精准化生产的经济。我认为这个经济极有潜力和倾向去改变农耕用地的经济（市场）价值，继而改变“城市化就是去农村化”的逻辑。

西方的城乡关系反映资本经济的逻辑。这套寄生于剥削全球经济、生态和资源的城乡关系不能持续。我们要自创生路。

城乡经济关系不平衡造成农业停滞、农村穷困、农民涌入城市（户口制度在开放的市场经济底下很难发挥控制人口移动的作用）的因和果。一定要恢复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交易条件的平衡才可以有城与乡之间的合理经济分工。

“城镇化”很容易被误解为农村变城市——生产城市的东西，享受城市的消费。这种单向的发展模式无助于农村发展，也不利城市发展。农村应发挥它的比较优势。在新经济底下，农村与城市再不能以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来区别。为此，农村应该改称乡村。要问的是，乡村的经济比较优势何在？

新经济的个性化消费是指有消费能力的人会有更高的意欲去选择更能配合他个人需要和喜好的消费，也就是“特色”消费。特色消费品或可以来自标准化生产，但肯定不会是大规模的生产，否则何来“特色”。天下没有一样东西比“土地”更具特色，因为地球上每一块地都是“独一”的。这就是乡村的比较优势所在。

这个“独一”包括它的地形、地貌、地质，周围的气候、气温、雨量，更包括地面和地下的动、植、矿物，等等。为此，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产品必然反映这块土地的特色。严格来说，在不同土地种植的、饲养的、挖掘出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完全一样。虽然可以是大同小异，但在个性化消费的经济下，小异才是值钱之处。各地的出产各有特色，所以我们才有“土特产”的概念。这还未曾算上各地的不同民风、文化、历史呢。不同的特色就是不同的比较优势。

小康社会的中国今后的发展就是温饱之余的追求了。衣不单是护体，是穿的享受；食不单是济饥，是吃的享受；住不单是栖息，是居的享受；行不单是交通，是游的享受。

穿的享受品味层出不穷。今天，“穿的文化”转向追求天然材料；饰物和摆设也崇尚真朴，选用地方材料和地方手工；个人卫生和美容也追求自然，选用天然材料和古法炮制。地方的“特色工艺”就是乡镇发展的比较优势。

吃的享受随着“健康饮食”的时代来临而发生变化。乡镇的机会来了。按地方水土和气候特性，加上科技支撑，可以开发出各式各样防疾病、保健康、美颜容，而且是色、香、味俱全的地方性农、林、渔、牧品种，非但满足内需，更可外销。地方的“特色农业”是乡镇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住城市的很向往乡间的清静悠闲生活。他们不会放弃城市的方便和热闹。但是去乡村度假、旅游、暂住、短居却是惬意的。度假村越来越普遍。“第二家居”也开始蓬勃，也就是城市周围一两个小时车程之内的“小别墅”，既是享受，也是投资，更可以是年老退休之所。合理的土地利用、弹性的产权制度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可以发挥乡村“特色环境”的比较优势。

游的享受可能最有开发潜力，尤其是偏僻的地方。湖光山色、名胜古迹早已被大的旅游企业占领了。但是，新的趋势是极限运动，如攀峭壁、闯激流、探深洞，冰川滑雪、野外生存、假想野战等等；还有益智旅游，如观鸟兽、采标本、掘化石、追踪物种演变、观察原始生态等等。这些都是在远离人烟的沙漠、荒原、莽林、乱岗处寻刺激、找新奇，穷乡僻壤、边远山区的劣势就变成优势。

以上的地方发展模式在二三十年前已有端倪，在现在也有不少成功例子。但未有一套以此作为地方发展动力的整体战略。现是刻不容缓的时刻了。每一个村庄、乡镇都应因地制宜去利用它的比较优势。

可以想象成千上万以土地特性为标签的“小众市场”（niche market），针对细分的，数量较小而消费能力较高的客户群。精准化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带动不同特色的城——镇——村产业链条，从包装、物流到科技、融资，去创造共赢局面，并在整个区域的层面上打造出一套有机性互惠的城——镇——村关系。

新经济已经开始了。个性化消费需要精准化生产。以土地特性去发展地方性的特色产业，包括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是需要政府与人民共同去发掘和发展商机的。

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主要内容是“促进农民合作经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完善强农惠农支持制度……壮大县域农民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产业新业态……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在新经济的个性化消费、精准化生产的逻辑里，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三位一体的。但是，乡村特色化、乡民技工化的孵化和孕育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天时”是大气候。国家政策要保障乡村的土地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应种田的种田，可发展特色产业的应用来发展特色产业。主要是要村民有“就地”赚钱和发展的机会，那就谁也不想卖地，谁也不想离乡。

“地利”是地尽其用，关键在“点”。每个村庄和小镇的所在地都有其气候、水土、地貌和生态特色，可以从它们的组合去鉴认出当地发展特色工业、特色农业、特色环境、特色旅游的优势，去决定发展的方向；同时，可以从每个村镇所在地的可达性去鉴认出特色产业的市场范围、顾客对象，去决定发展的可行性。地利就是“土”与“地”的特性，是产业开发的硬件，是恒数，只可鉴认、不能改变。

“人和”是开发的软件，可以改良和提升，分内和外两方面。内部是有关乡村劳动力的素质、动员和组织。开发特色工艺、农业、环境和旅游需要“技工式”的劳动力，既有技术和纪律，又要有创造力和个性。外部是有关乡村振兴所需的城市伙伴，去为它做宣传、包装和推销，协助它有关融资、物流和保险以及保护它的知识产权（特别是新品种、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这些伙伴是城乡相辅的“粘胶”。城与乡的比较优势互补是“可持续城乡经济”的基础。

开发“特色化”的乡村经济，政府要做的不需要多。

1.有关天时。国家的土地政策应从“保护”转向“利用”。最佳的土地利用（包括农地与非农地）就是最佳的耕地保护。以土地特色为基础的地方产业赚钱会使乡村土地值钱，乡民就不想卖地，城市来的开发商也不一定买得起。乡村的地（农或非农）就保住了。

2.有关地利。约束“一窝蜂”或“一刀切”的乡村发展。“因地制宜”去鼓励乡村利用其“土”和“地”的特色去开发经济，特别是向乡村提供鉴认地方优势和决定发展模式的技术指导和协助（例如测量生态和土地资源、组织信息网络，特别是全国、以至全球的消费信息) 。

3.有关人和。人才培训是关键。培养乡村振兴所赖的劳动力既需有正规的学校(包括职业学校) 更需要有健全的学徒制度和民间团体或企业办的进修和在职培训。要结合通才和专才训练：通才强调科学精神(重实证) 和企业精神(敢尝试)，专才强调发明和使用新工具和新方法去配合精准化生产。另一方面是鼓励城乡合作，特别是推动城市中介行业（全融、保险、物流、设计、宣传、法律、推销）往乡村发展。

在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大势下，单凭农业（包括特色农业）不能维持乡村的剩余劳动力，特色乡村产业非但是唯一生路，而且是化弱为强的上策。乡村特色产业发展起来，村民的出路就多了，农村经济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

满足新时代人民对吃、穿、居、游的追求，农村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它的“地利”。地利条件是因“地点”而异。摆脱城乡相争的唯一出路是城乡相辅的乡村特色产业。

宏观层面上，中国的乡村特色产业应该是多样的；微观层面上，个别乡村的产业是特色的。“地利”就是根，配之以“天时”，育之以“人和”。每个乡村的发展应反映这三个因素在这个乡村的土地和空间上的特色组合，创出其特色产业优势，以其特色的精准化生产去满足全国，以至全球各式各样的特色市场(个性化消费的小众市场)。

乡村其实是一个以土和地为根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组织，土和地的特性支配它的经济模式和空间部署。相对于乡村，城市是以资本为根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组织。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只是反映了它缺于土地而富于资本而已。以土和地为根的乡村不必，也不能追求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这非但是非驴非马，更是放弃了自身的经济根基——土和地的特色。个性化消费和精准化生产的新经济为乡村振兴带来百年一见的机遇。

城乡融合发展的成功要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跟建国初期的“消灭三大差别”（“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严重差别”）相呼应。

跟当年相比，国情有了很大的变化。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累积了一定的本钱，但也付出了很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代价，加剧了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今天，支配了全球两百年的标准化、规模化资本经济出现本质上的变化。新经济是个性化消费和精准化生产，强调“特色”产业。每个乡村的“土地特色”（地形、地貌、地质，以至气候、气温，地上地下的动、植、矿物）为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了新机遇，为城乡融合发展带来动机和动力。

新经济是个不断创新、不断更新的经济，有其独特的规模逻辑，不同于只会倾向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当然，产业的规模不能过小，否则限制发展；但也不能过大，否则不能轻盈运作。看来，新经济指向“合作”——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拥有者之间的合作。

西方经济走过了三套生产要素组合模式：从由奴隶主（拥有奴隶）把持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到由封建领主（拥有土地）把持的土地密集型生产，再到由资本家（拥有资本）把持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每一个模式都有其结构性的偏差，因为每一个模式都会向一个特定生产要素拥有者（奴隶主、封建领主、资本家）的利益倾斜。这样的情况下，处下风的生产要素发挥不出效率，居上风的生产要素也会因为被偏袒而不需要发挥全力，变得低效使用。只有合作经济才可以真正启动各生产要素的整体效率，保证各要素（要素拥有者）之间的互补、互惠，发挥最高整体效率，取得最大整体回报和保证最合理的各方利益分配。可以说，合作经济保证每个参与者的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平衡。人人为我，我就更能发挥自己；我为人人，整体就变得更加丰富。

合作经济是个“以人为本”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因为它满足人类在生活与工作中的物性、理性和灵性需要。为此，合作会改变整套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有谓“携手合作”。携手就是手拉手，也就是近距离，意义重大。在经济组织层面上，它结合企业和集体的优点——分配时是多投入多收益，决策时是一人一票——既能发挥工作积极性，又能兼顾民主智慧；在经济意义上，它意味劳动和资本在共同利益前提下互补互惠；在空间上，它意味乡里、邻里共同开发地方性的独特优势，从而安定地方和提高地方积极性；在产业群的组织上，它意味同业、同行之间互律、互利；在文化上，它有集腋成裘、众志成城的团结意识。它把先发财、后分配的资本经济转化为自利、互利，自律、互律的“经世济民”。

中国乡村土地集体所有是极有利合作经济的先天性条件，也是发展新经济（新型工业化）的优势所在。合作经济特别适合提升乡村劳动力（乡民同时是土地拥有者）的素质。在“既是民主决策又是多劳多得、多投入多得”的乡村合作社制度里，村民自然会积极提升他们自己的技术水平，遵守利己利人的纪律和享受共同创造的财富。

以精准化生产为经，以合作式生产为纬的生产模式非但能够振兴乡村；这个建立在乡村土地特色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更会创造一套新的城乡关系——从城乡矛盾转向城乡共赢，在自然而然中形成有机性、互补式的城乡融合发展。

经济创新不是政府官员的强项，要靠人民（包括企业）的智慧，但政府可以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引导”。乡镇居民不一定马上看出经济在转型和向哪个方向转型。政府如何去引导？乡村新产业的核心是“土特产”，重点在“特”与“产”。政府要给予引导，去发掘他们的乡村“特”在哪里、如何去开发“产”。同样重要是提升劳动力，乡村人口的“工人化”不再是机械式的操作、金字塔组织的廉价劳动力，而是结合技术与创作、纪律与个性的技工队伍。

现代化的劳动力密集型的特色生产绝不代表落后，绝对可以是高技能：从灵巧的手工去采茶、抽丝到灵巧的脑袋去使用3D技术打印出特殊的工具和产品；从科学验证古法去种植和制作新产品到用大数据去开发“小众市场”；从发扬传统工艺去开创消费市场到发挥人工智能去追踪消费品味。新经济与新就业是相辅相成的。

新经济将会打破“零和游戏”，是一种各地各显风骚的经济，每处的乡民利用当地的土地特性去增加产业的产值和创造高质的就业。乡村哪能不振兴？

现要回到在第一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问题与机遇”文中谈到的“田园城市”，在城乡规划界这是经典。霍华德的倡议是兼具城、乡的有利条件和避开两者的不利条件。但未见成功实现，更未被广泛应用。为何？他触犯了资本经济大忌，把他整套理想寄托在“土地归全体居民集体所有”（并利用土地租金的收益去进行所有的建设）。有目共睹，由资本逻辑支配的西方城市发展“选择性”地利用他的“田园”口号去开发出“大马路+独幢住宅+花园”的郊区城市和“大马路+塔式高楼+高架桥”的市中心区，完全反映资本经济里“土地投机使用”的逻辑。

我不是说“土地集体所有”就不会出现这些现象，只想说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下或会有希望不出现这些现象。如果我们认识到在新经济下，土地特色使用可提升土地的价值，再配上合作形式的土地使用决策，就也许能够摆脱资本支配下的千城一貌、千村一式。配合精准化生产的城乡发展，无论在建筑形式或土地布局上，都会显露出地方特色。可以说，乡村的经济振兴会同时表现在乡村的面貌上。“有诸内者，必形诸外”：新经济带来新乡村，新的城乡关系。多姿多彩的城乡融合会自然地生出多姿多彩的城乡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