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胜利让人震惊，也开启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新阶段。他迎合了被华尔街所压迫的工人阶层和日益衰落中的中产阶级的诉求。他激励美国的普通民众起来反抗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他的胜选将产生重大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文｜克利福德·基拉科菲（Clifford A.Kiracofe）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副教授 翻译｜徐巍
在一年多以前，美国以及西方的主流专家和媒体都认为2016年大选将会是希拉里与杰布·布什之间的对决。
在这个金融家控制的傀儡的游戏中，华尔街希望无论谁获胜他们都是赢家，因为两个候选人将会继续保持基本的内政和外交方针。
但是杰布·布什和整个共和党候选人群体都崩盘了，但是特朗普却获得了国内的普遍支持。他获得支持是因为他是现有的腐朽的两党政治体系以外特立独行的人。
在金融、媒体以及娱乐界的精英们联合起来支持希拉里、抵挡特朗普，但是他们失败了。
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赢了大选是因为他的支持者想要美国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做出显著的改变。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议题是经济、非法移民、边境安全和恐怖主义。这些选民认为希拉里将会继续奥巴马总统失败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所以他们抛弃了她。
在最近几十年来，民主党主要仰仗的是非裔美国人以及拉丁裔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构成了支持这一政党的主要选民。但是这次非裔美国人并没有足够的人数去参加投票以支持希拉里。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获得了数量虽小但意义非凡的黑人选票。特朗普在获得拉丁裔选民的投票方面也做得比预期中要好。
同时，蓝领阶层的工人阶级从支持民主党转向了支持共和党。里根就是因为这个情况而赢得大选。中产阶级的白人因为在经济方面的被边缘化而有大量的选民支持了特朗普。
总体上看，特朗普在中西部地区获得了很高的支持度，尤其是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民主党预期中会取胜的州。他同样拿下了民主党志在必得的宾西法尼亚州，并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佛罗里达和俄亥俄州取得了胜利，这两个州民主党都曾认为很有机会取胜的。
因此，特朗普的胜利是选民对于现在经济和政治形势感到厌倦和唾弃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所以特朗普获胜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人民受到了屈服于华尔街的不称职政客的利用，而且从未享受到其应得的服务。
对于他们来说，这次大选是一次对大规模腐败、无休止的战争以及经济和社会衰退做出回应的机会。
从美国历史的大背景来看，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新的政治现象。在19世纪末，数以百万计的选民支持大众的进步力量来对抗华尔街。例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堂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都支持了反对垄断型的金融和工业集团利益的进步政策措施。
美国大选与西方世界
特朗普的胜利比英国脱欧的影响还要大。但是两件事的发生都是由于普通民众厌倦了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所赞助的精英政客们。
这两大事件是西方世界觉醒的一部分，人们开始反抗不受控制的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对于西方政治和经济的恶劣影响。
在欧洲大陆，与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派最终取得胜利相类似的现象正在上演。在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以及西班牙，上百万的公民聚集起来反对金融家及其对各国和欧洲大陆政治的控制。
在东欧，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选民选择了将会在面对国际赌博资本家时会保护国家主权的领导人。在俄罗斯，人们支持普京总统及其强有力的爱国的领导力。
总体而言，正如在美国一样，在西方有大量的选民已经开始反对不受控制的金融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范式这一观点。西方的民众想要结束被剥削利用的时代。他们想要解放社会和经济中的生产力，并将其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美国外交新政策？
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是美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都将经历重大转变。希拉里将会延续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的政策，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表示，他想要真正的改变。
现在面临的是两大争鸣的观点之间的选择。克林顿将会保持之前的两党精英阶层的共识政治。另一方面，特朗普暗示他将会采取一个不一样的政策方针。
美国外交的精英阶层包括形形色色的帮派，并且都有着不同的政策观点和诉求。从广义上说，有主流的帝国派与传统的共和派。
帝国派的观点是建立在霸主权益视角下的，强调军事力量的使用。共和派是采用多极化视角，强调外交政策的使用。这两大观点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都很盛行。然而，在两党内，帝国派都占据上风。
民主党内，持进步观点的伯尼·桑德斯在中东问题上向帝国派发起了挑战。他的观点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观点相类似，当时罗斯福总统希望在二战后促成几个大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以作为联合国体系的补充。
但是随着罗斯福总统不合时宜的逝世，杜鲁门领导下的民主党的外交政策随之转入了冷战模式。
新的国家战略的主要观点是美国取代之前英国在全球的地位。因此，美国采取了一个帝国式的策略将外交政策军事化以遏制欧亚大陆。
这些年来，杜鲁门主义的冷战鹰派在民主党内一直都保持着影响力，并随着新保守主义政策知识分子网络的崛起而被进一步巩固。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国务卿时的希拉里·克林顿执行的就是占两党主流的帝国派所达成的共识。
要理解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回顾一下两党共识及其形成的过程是必要的。
在新保守主义政策网络的影响下，小布什政府鲁莽地、毫无必要地陷入到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这一鹰派的网络在里根政府时期渗透进了共和党内，并且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在共和党内成长壮大。
因此，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地位稳固，尤其是受到了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庇护。在这一背景下，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是新保守主义网络的关键支持者。乔治·舒尔茨与切尼同是布什竞选团队的联合组长。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喀布尔和巴格达的军事行动使其陷入了中东的“沼泽”。在小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内，中国的崛起开始日渐显著，俄罗斯也开始复兴。
在这一新的国际形势下，重返亚太的政策成为了新精英政策的目标，因为这是维持美国霸权最好的政策选择。在2006和2007年中间，两党的精英阶层达成了修正以前冷战政策的共识，以面对他们眼中的新挑战。
这一重大政策修订的过程也为下一届政府提前制定了外交政策，不管两党谁最终赢得大选。最终奥巴马赢了，所以也就继承了这项政策。他的国务卿负责具体实施。
这一政策只是延续并更新了冷战策略。战略性的包围和“控制”欧亚大陆是一个核心的原则。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一策略的外交、经济、军事和信息等部分都与时俱进地更新了。
不可避免的是，随着华盛顿强化了其军事力量的投送以及采取了更激进的外交政策，这一更新和重返亚太政策导致了亚太地区摩擦和紧张局势的增加。中国东海和南海现在正处于这一对抗的导火索地带，一旦分歧不能有效处理就会导致冲突。
大选结束之后的问题是特朗普外交政策团队的构成以及其采取的政策导向。在竞选期间，他的精力主要是集中在内政问题上。在美国政治当中，这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才是大部分选民所关心的。
现在特朗普必须要组织一个外交政策团队，而这并不容易。尽管有一些外交政策专家与他有着类似的观点，但是这当中也有很多人是外交政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
例如，很多原本支持共和党的外交政策专家在大选期间转投到了希拉里的阵营，并且开始抨击特朗普。这是因为他们奉行的是华尔街的霸权主义的政策方针。
这一幕后的运动是在2012年米特·罗姆尼竞选运动残留的产物。在那时，共和党内由一个新保守主义的政策网络围绕着罗姆尼集聚起来了。随着罗姆尼败选，这一网络继续维持并且形成了一个团体。在2016年的大选期间这一团体为大部分共和党候选人担当了顾问。当然这些人中不包括特朗普。
现在外交政策比较危险的是继续鹰派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单极化的全球霸权主义政策。现在外交政策圈子里一直重复的观点是因为美国赢得了二战，所以它就有权力替代以前大英帝国的角色成为自封的“不可或缺”的国家，成为世界警察维持全球秩序。
与这一帝国主义的愿景相反的是，特朗普在他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抨击了现有的外交政策。他质疑老朽的冷战联盟体系是否团结。他谴责以新保守主义为代表的鹰派外交政策。他呼吁一个强调协商而不是胁迫的新外交政策。
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因为他认为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必须要在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上进行重置而声名大噪。他不断强调，作为一个商人，他专注于协商和达成共赢的结果。
这一工作方式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建设性的外交政策和政治家才能。美国是有可能在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迫切挑战方面提供正向输入和合作机遇的，而不仅仅是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期间的那些无能的和失败的外交政策。
2016年美国大选票数统计图（cfp）
亚洲的形势
特朗普曾经暗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需要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做更多的付出。他恰如其分地指出现有的体系对于美国是一个经济上的负担，尤其是现在美国面临的形势是金融体系和经济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至于中美关系，像所有在竞选期间的美国政客一样，特朗普质疑中国的货币和贸易政策。但是一旦当他真正入主白宫，可能他就会对于现在的经济形势以及合作的益处有了更好的理解。
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激烈的言辞一如既往地引发了对于中国汇率以及贸易政策批评。在美国大选期间，批评中国被认为是一项好的竞选策略，但之后策略通常就会转向实用主义。
作为一个国际商人，特朗普当然知道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压倒一切。在竞选期间，他曾幽默地指出，一个中国的大银行恰好是他一处地产的租户。
随着顾问的一些更为现实的引导，特朗普最终会认识到汇率问题是一个不再值得讨论的事情，两国之间仍存在着许多贸易和投资的可能性。
特朗普注重协商沟通而不是武力胁迫，这也给了我们通过紧张但友好的对话和讨论来解决许多问题的一些希望。
随着特朗普对于亚洲的整体形势以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认识，他很有可能会愿意加入这一倡议。另外，他也可能会对美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感兴趣。
奥巴马政府不仅拒绝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而且还试着想要通过外交以及胁迫等多种手段搞破坏。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应该能够看到美国的参与将会带来巨大的机遇。
特朗普需要消除所谓的“重返亚洲”的政策消极影响。这肯定需要一些新的思维。
例如，华盛顿必须要更新其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在小布什跟奥巴马政府失败的外交政策当中，战略政策的核心就是继续冷战时期的结盟框架。但是这些老的盟友在现有的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已经过时了。
现在，时代的趋势明显是朝着一个多极化的或者多中心的国际体系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想要的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危险而又破坏稳定的冷战地缘政治。
我们说冷战的盟友已经过时并不是说美国将会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者菲律宾等盟国不再友好了。只是说过去的轴辐型政策式的盟友框架必须要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形式。
要更新美国的亚太政策，在新的多极化的世界当中美国的政策必须是建立在与主要的大国合作基础上的。例如，要构建一个和平繁荣的“太平洋社区”，美国必须在双赢的基础上与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合作。
在思考一个“太平洋社区”的理念时，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必须用历史眼光来思考整个太平洋地区。这意味着不仅东太平洋和南太平洋要被考虑到，也要考虑到美洲从加拿大到智利等广大地区。
从美国角度来看，这一观点并无新意。事实上，这是可以追溯到乔治·华盛顿总统时期传统的美国理念。早期美国共和国地缘政治的核心理念是在美洲地区做一个好邻居，并与亚洲各国进行和平互惠的商业往来。
在美国革命之后，甚至在美国宪法制的共和国创立之前的1784年，第一艘从美国驶往中国的商船被命名为“中国皇后号”，并在华盛顿生日那天从纽约出发前往中国。
因此，可以期待从纽约城出发的这位新任美国总统可以重现这一友谊以及双赢的商业和合作精神。
国际金融稳定
美国政治在经济问题上深层次的分歧可以从一个最明显的事例中体现。这个事例就是关于是否要立法来对美国的银行系统进行规范，以推动金融的稳定。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上台之后，他采取专门的措施来稳定美国的金融体系。但是到了1989年，华尔街成功地游说国会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为2007〜2008年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正如罗斯福总统的时代一样，这一立法的主要目标是规范金融资本主义，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在美国和欧洲的不受控制的金融资本主义导致了现在严峻的金融形势。这当然也对非西方世界构成了威胁，更别提全球金融体系和国际社会了。
这一旧的过时的二战后国际金融体系需要被重新赋予活力，并且不断完善以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在美国，国会在1932年确立的一项关键性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与商业银行分离，以确保1929年股市大崩盘和经济大萧条之后的美国经济能够及时恢复。
特朗普的下一步
接下来美国的政治进程中第一步就是交接阶段，也就是大选和新总统在一月正式就职这段时间。
所以在未来的几周里，当选总统特朗普将会充实他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将其赋予制定他的整体政策框架的任务。一旦就职，他将会完成政府机构人员的任命，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可能长达数月。他必须要重新盘点一些政策，这将是一个复杂而冗长的政府行政流程。
尽管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短期内不会有剧烈的转向，特朗普必须要迅速而又有效率地实施他的政策方针。同时，全世界都在关注并且希望华盛顿会有一个真正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