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变化，但特朗普一定已经开始以及时和务实的态度实施他的构想。与此同时，整个世界也将定睛关注，希望华盛顿方面能发生切实有效的改变
文｜克利福德·基拉科菲（Clifford A.Kiracofe）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副教授 翻译｜王晓波
● 奥巴马失败的外交政策遗产
● 美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影响下的世界局势
● 特朗普上任后将会改变美国战略与外交政策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标志着美国的对外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失败，那么特朗普能将美国这艘船引领到一个新航道并改善华盛顿的经济状况和外交政策吗？
奥巴马失败的外交政策遗产
许多人认为奥巴马总统的对外政策是其失败中的一个方面，但是公平地讲，不能将他的失败都归咎于他本人，那实际上是那些给他出谋划策的外交精英人士的整体失败。
整体失败的说法听上去可能很刺耳，但是现实地回顾一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中东处在一片混乱中，欧洲因乌克兰问题出现不稳定的局面，亚洲的形势也在变得紧张起来。
毫无疑问，今天的国际局势正处于过渡状态，但这并不是华盛顿想保持其全球霸主和统治地位所需的过渡。
华盛顿的精英们还没有丢掉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时期他们对世界形成的认识。在那个阶段，世界呈现的是以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之间两极性的全球战争；而现在，他们则继续认为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所谓的民主国家集团与非民主国家集团间的两极战争。
因为国际体系的变化和多极世界的出现，这样的认知注定要导致其所采取政策的失败。在这个日益走向多极的世界中只有接受多样性才能保证和平和发展。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化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对这种多样性必须予以接纳和尊重。
乔治·W·布什政府使美国陷入了中东外交政策失败的泥潭。而在他任期届满后，占主导地位的两党精英们达成共识，继续延用他的外交政策，以此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并且持续了8年，结果使美国的状况变得更加糟糕。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这一精英共识，就不难理解奥巴马政府为什么会失败了，因为它的主要内容在布什政府的后期就形成了，并且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地缘政治认知的基础。
那么唐纳德·特朗普能够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吗，比如霸权主义和在世界各地不必要的军事干预？
对国际事务发展趋势的误判和错误的国家战略造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和集团间相互竞争的观念却仍未被丢弃。
罗纳德·里根总统在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外交谈判时展现了结束冷战的视野，而且非常庆幸，两位领导人都表达了促进和平的共同目标，并且通过成功的外交化解了彼此的分歧，为构建一个新的和平秩序创造了条件。
但是后来苏联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并在1991年解体成若干个独联体。这时两极世界已不复存在，因为苏联已经消失了。
当时华盛顿在地缘政治方面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它没有接受世界已经呈现出多极化的现实。其实伴随着旧的两极世界的消失，在多极化日渐显现的格局下，构建一个新的、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机遇已经来临。
但是美国的外交精英们拒绝了多极化的概念，并且试图在世界版图上实现单极霸权的愿望。美国没有紧缩经济，也没有在摆脱冷战的军事负担后采取措施加强其经济实力的发展。
比尔·克林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经济状况，同时也减少了重大的对外军事干预和战争。这一正确的政策使美国扭转了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在后来的几年里实现了预算盈余。
但可惜这一美好的发展前景被乔治·W·布什总统和他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毫无必要的军事冒险彻底破坏了。据估算这些战争的耗资达到近5万亿美元。奥巴马上任后错误地让这些战争继续，而没有立即终止它们，等于加剧了布什政府时期的错误。
美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影响下的世界局势
在过去的8年中，美国的政策主要聚焦在加强与北约联盟和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关系上，其目的是企图保持美国和大西洋共同体对整个国际格局的全球控制地位。跨大西洋政策的精英们将重新崛起的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西方全球霸权地位的威胁。
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只是沿用了布什对伊拉克政权更迭的政策，而且它还联合了英国和法国这样的西方盟国，将其扩展到了中东和北非，为此付出了更加惨重的代价。
这些政策的结果是我们遭遇了叙利亚战争、利比亚乱局和国际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中东、北非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蔓延。由于奥巴马政府对极端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还导致了埃及的政权动荡。
利比亚政权更迭政策的结果就是北非和撒哈拉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恐怖主义的泛滥。随着卡扎菲的垮台，北非地区新一轮的恐怖主义又爆发了。
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之所以支持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是因为他们是为叙利亚政权更迭而战，而这正是华盛顿希望的。因此难怪人们现在普遍认为ISIS是借着美国在该地区引发的混乱发展壮大起来的。
为了对抗俄罗斯，奥巴马政府又支持了乌克兰政权的更迭，其目的是为了将西欧的影响，特别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影响向俄罗斯边界进一步推进，而这种做法注定要引起对方强烈的回应。
俄罗斯重新收回对克里米亚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俄罗斯加强了警戒和防御准备，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在东欧地区政策失败的必然结果。
考虑到中国的崛起，华盛顿的两党精英们又达成共识，要求奥巴马要将亚洲作为“轴心”，这一政策同样是冷战地缘政治思维的延伸。
轴心政策宣布后，华盛顿方面就开始系统推进。在已经过时的“轮辐式”太平洋同盟架构中，日本成为了重要的同盟国，并使该架构得以巩固。美国希望与菲律宾的关系也得到加强，同时把越南和缅甸也能拉过来一起对抗中国。
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极力拓宽地缘政治的版图，将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都包括在内。美军在南中国海加强了军事力量，而且声称要将东海也纳入其战略范围，这其中还夹杂着各种空海作战的设想，并将60%的美国军事力量调遣到太平洋地区，所有这些做法无疑都增加了那里的紧张局势。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19日，美国纽约，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阿勒颇人道决议案投票（新华社）
特朗普上任后将会改变美国战略与外交政策
唐纳德·特朗普令人瞠目的获胜标志着美国政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饱受华尔街压榨的工薪阶层和不断减少的中产阶级对他寄予期望，而且他也煽动普通老百姓对国际金融资本主义进行反抗，因此他的当选对国内外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特朗普的胜利比英国脱欧产生的震动还要大，但它们两者的根源却是一样的，都表明民众对来自华尔街和伦敦“城市”阶层的精英政治家们的坚决抵制。这还只是西方世界更大范围觉醒意识的一部分，因为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已经开始强烈反对无节制的金融资本主义以及它对西方政治和经济造成的恶性影响。
在美国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和在英国脱欧支持者的获胜并非特例，同样的现象正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上演。在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也在集会，对金融家们以及他们对国家和整个欧洲政治的控制表达强烈不满。
在东欧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选民们选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领导人，使国家能够免遭国际赌资资本家颠覆的企图；在俄罗斯，老百姓对普京总统和他作为国家领导人表现出的强有力的爱国意志坚决拥护。
总之，西方大量的选民拒绝将无节制的金融资本主义作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模式，这一点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相反，人民希望能够释放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生产力，并将他们带入和平发展的轨道。
另一方面，金融、传媒和娱乐业建制派的精英们联合起来反对特朗普，支持希拉里；而且原本属于共和党的一些外交方面的专家也转而加入了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并且谴责特朗普。
目前外交政策面临的危险在于支持单极霸权主义的美国鹰派帝国主义政策是否仍会继续。当前执行的这种非常自私的对外政策的理由是，因为美国“打赢”了二战，所以它有权利步前大英帝国的后尘，成为一个自封的“不可或缺”的国家，负责管理国际事务和为世界秩序制定政策。
与这样的帝国思维相反，特朗普在他的第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讲中就对此公开表示反对。他对已经过时的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同盟架构的意义提出了质疑，并且谴责强硬的外交政策网络是新保守主义者，与此同时他呼吁构建一个重在协商而非胁迫的新型外交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认为美俄关系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这点已经人所共知，而且他还不断强调作为一名商人，他注重的是协商和双赢的结果。
这样的工作风格很可能会转化成建设性的外交政策和治国之道。在他上任后美国或许可以扭转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无能和失败，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和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
特朗普已经表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同盟国应该更多地依靠他们自己，他认为目前的现状需要得到纠正，因为这样的布局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经济负担，而美国自身的金融系统和经济形势还是一团糟的状态。
对于美中关系，与其他所有的政治家在选举时的表现一样，他对中国的货币和贸易政策提出了质疑。不过一旦上任后他可能就会对经济形势以及双方合作带来的益处有更清醒的认识。
既然特朗普看重协商而非胁迫，那我们就有理由期望他能够通过深入而友好的对话和讨论来解决许多问题。
随着特朗普对整个亚洲形势以及“一带一路”发展理念的历史重要性的深入了解，他完全有可能也希望参与其中。美国确实应当考虑加入亚投行，并透过美国与中国的合资企业促进“一带一路”愿景的实施。
很遗憾，奥巴马政府不仅拒绝了“一带一路”的构想，而且还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用外交和胁迫的方式削弱它将发挥的作用。但作为商人的特朗普应当看到美国的参与能够为它带来重大的机遇。
华盛顿和新任总统必须更新其整体的太平洋政策。在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其战略政策的重点都是持续冷战时的同盟架构，但实际上那些旧的同盟已经过时，无法适应当今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所以导致了其推行的失败。
认为冷战时的同盟关系已经过时的看法并不是说美国不应当对象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菲律宾这些盟国表示友好，而只是意指旧的“轮辐式”的同盟架构必须放在新形势下重新进行考量，并以互利合作的新形式对其取而代之。
在更新美国的太平洋外交政策时，合乎逻辑并且顺应发展规律的做法是必须将美国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与主要大国合作的基础上，因为当今的世界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多极世界。如果希望构建一个和平繁荣的“太平洋共同体”，那美国就必须与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双赢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在谋划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概念时，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整个太平洋盆地。这意味着不仅要考虑太平洋的东部和南部，也要将比邻美国的从加拿大到智利的区域考虑在内。
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看，这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事实上，早在乔治·华盛顿总统时代美国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早期美利坚共和国地缘政治的核心概念就是在美洲与邻国友好相处，同时与亚洲国家进行和平互利的贸易往来。
美国革命后，而且在宪政共和国建立前，1784年第一艘驶往中国的美国船只就被命名为“中国皇后”号，它在乔治·华盛顿生日那天驶离纽约市的港口，远航中国。
来自纽约市的新任美国总统应当重新恢复这样的友谊精神，并且促进双赢的贸易往来和合作。他在挑选自己的内阁成员时必须非常谨慎，以免被误导发生接听来自台湾方面电话的错误做法。
挑选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出任国务卿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它预示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将朝着更加务实的新方向发展，并且会为了和平和发展而更注重外交和经济方面的合作。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特朗普还将继续搭建他的外交团队，为他的整体政策勾画出基本轮廓。只有在上任后他才能真正开始管理他的政府部门，而且这需要相当的时间，估计可能需要数月的时间。因为他需要对许多政策都重新进行审视，那将是一个极其复杂并且耗时的过程。
虽然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变化，但特朗普一定已经开始以及时和务实的态度实施他的构想。与此同时，整个世界也将定睛关注，希望华盛顿方面能发生切实有效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