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依然在反抗意识形态帝国主义上挣扎，大多数国家仍然面临确立国家认同的挑战。未来，中非将携手展开知识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非洲思想领域的独立和发展
文I本刊特约记者 卿云
1963年5月25日，非洲31个独立国家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首脑会议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前身），同时确定5月25日为“非洲解放日”，后称“非洲日”。“非洲日”成为非洲人民争取独立与自由的象征。如今，“非洲日”又成为非洲人民追求进步与发展梦想的标志。
在非洲梦的构成中，泛非主义占据着重要地位。泛非主义曾经为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它既是一种思想理论，又是一场政治运动。现在，泛非主义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泛非主义为旗帜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和非洲复兴。
“泛非主义运动”卢旺达成员LADISLAS NGENDAHIMANA在卢主流媒体《新时代报》上说，“非洲依然在反抗意识形态帝国主义上挣扎。泛非主义运动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团结、稳定和繁荣的非洲，由非洲人民来建立，又服务于非洲人民。”他说，今天的卢旺达在卡加梅总统的带领下走在推进泛非主义行动的前沿。
然而，卡加梅总统在种族大屠杀后推动种族融合的决心和成就，被西方说成是对种族不同声音的压制。为促进国家身份认同，防止种族杀戮，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近期把“Sowing the Mustard Seed”一书捐赠给学校作为参考书目，受西方影响的一些当地媒体人在还没有读此书的情况下就断定这是执政党给学生进行“洗脑”的行为。
真正给非洲洗脑的是西方知识界。美国政治思想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中东地区“没有凝聚力的意识”，“部落”和信仰一直是忠诚与义务的中心，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由于“部落”众多而各不相同，国家整合相当困难。亨廷顿以“部落”为中心描述中东，是西方知识界的“常识”。然而，乌干达思想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认为，这并非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或定论。这一流行知识是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国家面临殖民统治危机之后形成的“新知识”，并推动了殖民地治理术的转型。这种“分而治之”的殖民知识体系一旦确立，的确能够引导殖民地社会形成新的自我意识。在殖民地区独立解放后，这种文化意识仍然长期存在，成为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文化障碍。
英国记者萨默维尔（Keith Somerville）在近年出版的《新非洲的长征路》（Africa’s Long Road Since Independence, Penguin, 2015）等著作中描述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书中提及，坦桑尼亚有超过120个部落，其中最大的部落只占人口的16%，坦桑尼亚的“建国者”尼雷尔及其政党通过农村改革等政治过程，成功地强调国家认同，而不是部落认同。他指出，在新千年，非洲大多数国家仍然面临确立国家认同的挑战，因为民众仍然习惯于认同自己的部落。
笔者在坦桑尼亚采访时发现，坦桑尼亚人对于自身国家和文化认同都要大于邻国肯尼亚和乌干达，比如坦桑尼亚是东非国家中说本土语言斯瓦西里语最多的国家。笔者认为，这是今天的坦桑尼亚取得长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原因。而西方社会当年以自己的角度评价尼雷尔在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实践，今天又以自己的角度批评新任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对国家治理的系列举措。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近期再次表示：“无论是在非洲争取民族解放时期，还是追求发展的现在，中国始终与非洲在一起。”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中国曾经是非洲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事业的最真挚朋友，今后中国也必将成为非洲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提升自主发展能力的最可靠伙伴。
未来，中国将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的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不仅在经济上帮助非洲实现自主发展，也将携手非洲国家展开知识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动非洲思想领域的独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