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远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速度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在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全球债务危机前景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政府经济刺激政策开始“加码”，启动投资再次被寄予稳定经济增长的厚望。中国需要投资，但更需要明智的投资，中国能不能借此扩大投资规模之时，完成增长动力的切换，能不能实现向“市场理性”和“政府理性”的回归意义相当深远。
一、反危机机制谁更有效率和动力增长机制如何切换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较差。从目前情况看，投资仍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根据世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1995-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9.92%；1995-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11.2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41.63%。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投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首先，高投资率背后恐怕与我国长期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注入有很大关系。考察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表明，当ICOR提高时,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资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着投资效率下降。笔者计算了中国1978—2008年30年的实际ICOR。结果显示，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之后，在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成下降态势。
其次，垄断行业高额利润必然转化为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可以以低成本获取大规模资本，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会在短时间内积聚过剩的生产能力。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
垄断国企的高利润主要源自垄断收益，而非市场竞争性收益，而且大多为周期性行业，一旦经济回冷，国企将陷入收益锐减和高负债的风险之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6%，其中国企实现利润同比下降9.9%，而民营企业实现利润则同比增长20.9%，这说明垄断未必带来高效率。
再次，从初次分配的角度看，包括资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3个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税收比的高比重；而当前企业的高利润是源于很多企业的垄断利润。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者收入占比逐渐下降，归属于资本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赢余两项占比逐渐上升，使中国国家财富的分配越来越失衡。
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非常时期，扩大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但如果不通过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结构性调整来释放出民间自主性投资，就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国进民退等问题，难以实现增长动力由“政策刺激的内需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的切换，难以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难以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增长。
二、同时面临向“市场理性回归”和“政府理性回归”
根本而言，对待民资态度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角色如何界定的问题，而这也对中国未来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让各国出现了方向性的误判，让很多人相信政府的绝对力量，甚至崇尚自由经济的美国也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大危机让“凯恩斯主义”再次回归。“凯恩斯”所推崇的“国家干预经济要求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经济，政府支出成为市场需求的组成部分，有利于熨平经济波动带来的增长下降”，又一次成为反危机的武器。
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并不能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以至消灭经济周期。从罗斯福“新政”到各国政府相继出台经济干预的政策效果来看，虽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经济波动的震幅，刺激了经济的加速复苏，但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滞涨”，以及随后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的事实，不难看出政府干预不仅没有消除经济周期，而且每一次新的经济危机都会使政府负债更上一层，使其危机调控能力更降一层，凯恩斯主义并不是万能的。
由于大规模刺激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开始亏空，债务不断飙升。截至2011年全球债务已经超40万亿美元，许多西方国家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与欧美国家相对较高的公共债务负担率相比，中国公共债务比率尽管还处于较低水平，但在此次反危机的政府干预之下，中国的公共债务负担率也上升很快，截至2011年末，如果将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铁道部、政策性银行、国有企业算在内，再加上外部债务，中国整体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在70%-80%，绝对规模在33万亿-38万亿元之间，地方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政策后遗症”风险至今还在发酵。
因此，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内生性，培育政府投资的接棒者，以减少未来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振荡可能是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在年初国务院做出5月底前出台“民资36条”细则的要求后，进入5月，卫生部、铁道部、国资委等多部委、特设机构连续出台民资进入各领域的细则。6部委纷纷发文，表态要打破行业壁垒，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传统垄断性行业，种种迹象表明，“非公经济36条”似乎要焕发活力，这也被坊间称为“民资版”的经济刺激计划。
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产权配属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早就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权力寻租、资源垄断已经成为相当固化的权力体系，民资能否真正获得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是未知数，民资也可能遭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阻挠。例如在“新36条”中明确规定民间资本可进入法律未明令禁止的垄断行业，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准入门槛往往抬得非常高，国有企业注册资金只需1000万元，而民营企业注册资金就要高达5000万元。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国有经济可以进入80多个行业，外资可以进入60多个行业，而民间资本却仅能进入40多个行业。
归根结底，要真正把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落到实处，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鼓励、促进和保护民间投资的全面的制度安排。尽快制定“民间投资促进法”，把政府各部门的规章上升为国家法律，为打破民间投资准入限制、实现民间资本的投资自由化，提供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相信“稳增长新政”松绑的不仅仅是民间资本，也是政府自己。（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