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金融市场波动、地缘政治等因素将进一步加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政策储备和灵活性上，都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2011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呈持续下行态势。2014年前3季度，GDP累计增长7.4%，全年预计增长也在7.4%左右，创1991年来的新低。中央定调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很大的下行风险，在认识“新常态”的种种新特征的同时，需要警惕经济的下行风险。
消费内生动力仍未增强
有分析认为尽管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处于下行通道，但经济结构有所改善，表现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度高于投资。从数据上看，2011、2012年，消费对GDP的拉动度的确分别高于投资0.8和0.6个百分点。但在2011年达到5.3个百分点的阶段性高位后处于持续下滑趋势中，加之投资拉动力的下降，经济增长持续放缓，2012年GDP增速降至7.7%，为新千年以来的新低。
2013年，消费拉动度继续下滑0.4个百分点至3.8%，为2004年以来的新低。不过当年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放缓，GDP增速维持在了7.7%，而止住这种下跌的是投资拉动度的上升。为了避免经济增长过快下滑，当年基建投资增速较上年大幅上升7.9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拉动度也由上年的3.6个百分点上升至4.2个百分点。
2014年以来，消费增长动力下降趋势仍未结束。前3季度，消费对GDP的拉动度为3.6个百分点，较2013年下降0.2个百分点。前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6593亿元，同比增长12.0%，较2013年下滑1.1个百分点，延续了自2011年以来的下阶梯趋势，并且增速创下自2004年以来的新低。好的迹象是10月、11月，消费实际增速有所企稳回升。
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增长都基本延续着投资和出口的跟随变量，即如果投资和出口好的时候，消费往往也会比较好，而前者差的时候，消费也无法保持旺盛。至少在目前来看，这种趋势并未改变，消费的内生增长动力仍然不强，这与收入分配格局没有改变有关。不过由于拥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消费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此，消费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下滑会放缓。另外，消费增长中枢的下降也和中央限制“三公”以及铺张浪费等政策有关。不过目前仍然主要是“堵”，未来需要更多的“疏”，进一步进行结构调整、加快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消费动力。
投资需求“断崖”式下滑
2014年前3季度，GDP累计增长7.4%，全年增速预计也在7.4%左右，增速较上年下滑0.3个百分点，并将创下自1992年以来的新低。主要是受内需增长的快速下滑影响，前3季度，投资和消费合计拉动GDP增长6.6个百分点，较2013年大幅下滑1.4个百分点，主要是投资拉动度下滑1.1个百分点，呈“断崖”式下滑态势。
加入WTO后，由于出口的快速增长，加之围绕出口服务相关投资的增长，带动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市场空间的扩张戛然而止，出口增长急速放缓，2009年，出口更是大幅暴跌。为了对冲外需的下滑，国家推出“4万亿元”投资计划，同时放松银根和房地产市场调控。2009年投资迅猛增长30.4%，对GDP的贡献率由上年的47%快速拉升至87.6%。
但随着刺激效应的衰减，2009年以后，投资增长动力快速下降。2010~2012年，投资对GDP的拉动度分别为5.5、4.4、3.6个百分点，2013年反弹至4.2个百分点，但2014年前3季度快速跌落至3.1个百分点。2014年前11月，投资累计增长15.8%，较2013年下滑3.8个百分点，创2002年以来新低并且下滑速度加快。
当期的投资需求将转变为后期的供给能力。2014年前11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增长13.5%，但与此同时，新增固定资产增速则高达24.2%，这意味着产能增长的速度比新增投资增长高出10.7个百分点，产能过剩的压力不断增加。
由于生产过剩在不断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吞噬了企业利润，使企业没有增产积极性，工业增长率也不断走低。2014年11月，PPI同比下降2.7%，降幅较上月显著扩大0.5个百分点，已连续33个月同比负增长，创历史最长纪录。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7.2%，比10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为年内仅高于8月的次低点。如果再往前追溯，11月工业增长则创了2009年危机以来的次低。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增速是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但11月，PPI为负增长2.7%，也就意味着现价工业增速只有4.5%，这是新千年以来最低的现价工业增长率，比2008年11月工业速度创出5.4%的历史低点还要低，因为当时的PPI是正的2%。但当时是美国次债危机突发的外部背景，现在则是由国内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内生性下跌。
产能利用率低，是产能过剩的直接体现。欧美国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79%~83%区间属于产需合理配比。在不久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介绍说，2014年3季度，我国产能利用率为78.7%，与上季度持平，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处于近4年来的较低水平。而据国研中心下属机构2013年的调查，全国的工业设备平均利用率已连续3年低于75%了。有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经低于65%。另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像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行业也出现过剩。
外需的“稳定”不可持续
2014年前3季度，投资和消费仅拉动GDP增长6.6个百分点，较上年已呈现断崖式下滑，而GDP增速之所以还能维持在7.4%，主要源于出口的相对“稳定”。
之所以说相对稳定，是因为出口仍在大幅下滑，但由于进口下滑更狠，所以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自2012年以来，出口持续个位数增长，2014年前11个月出口增长5.7%，较2013年下滑2.2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0.8%，下滑6.5个百分点。由于进口增速下滑更快，贸易顺差同比扩大42%。前3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10.2%，而2013年同期是-1.7%，净出口贡献率的大幅上升成为止住GDP增速跌落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稳定”不可持续，2014年11月，出口增速较上月大幅下滑6.9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从当前的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依然十分脆弱。欧元区经济持续处在衰退边缘，通缩风险正在不断加大。日本二、三季度GDP均呈现负增长，经济已陷入技术性衰退之中。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较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也不断走低，11月失业率已降至5.8%。但其失业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受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影响，11月，美国劳动参与率为62.8%，相对于2009年10月下降了2.3个百分点（2009年10月美国失业率达到10%，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高点）。而随着美国退出QE以及加息预期的增强，资本大幅流出新兴市场，俄罗斯、马拉西亚、印尼等国家货币大幅贬值，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正面临巨大的货币风险。
可以看到，2015年全球经济依然不容乐观，外需低迷仍将持续，并且金融市场波动、地缘政治等因素将进一步加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战略思想库分析指出，2015年还存在爆发新危机的风险。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深化并长期化。这场危机的本质是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实体经济生产不足导致的。那么摆脱危机就要重回均衡，也就是要扩大实体经济部分，收缩虚拟经济的规模。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欧洲或者日本，他们采取的方法都是进一步扩大虚拟经济，就是所谓的定量宽松、增发货币。这不仅无助于解决失衡，甚至还会进一步加大失衡。
从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接连遭到下调，这段时间内下调幅度已经达到15%，2014年全球GDP的增长预期仅为2.67%。同期，代表全球股市的MSCI世界股市指数却飙涨了35%，创下纪录新高。火爆的金融市场与低迷的实体经济形成鲜明对比。2014年6月底，代表全球央行的国际清算银行（BIS）曾发出警告，称目前繁荣金融市场已经与后金融危机时代仍显病态的经济脱钩，在全球经济还未完全恢复的时候，资产泡沫已经开始形成。
实际上，作为头号虚拟经济大国的美国在其股指创出新高的同时，实体经济并未复苏。而且2014年以来，美国在全球不断制造地缘危机，迫使资本流向美国，其背后可能就潜藏着新一轮的危机。如果新一轮危机爆发，2014年出口的“相对”稳定也就难以保证，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中国正在从过去依赖外部的市场和资本，向依赖外部的资源转变，因此，我们的对外政策方向也必须进行调整。一方面，需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素质型人口红利，促进制造业向中高端转变，稳定传统发达市场。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和培育新兴市场，向外输出过剩产能，并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一带一路”将是这一战略转变的重心所在，也将是2015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经济的稳定增长依赖于产需的平衡，加入WTO后，由于出口的高速增长，外需的扩张弥补了内需的不足。但危机之后，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经济增长动力更多转向了房地产拉动。但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将进入一个转折时期，过去那种高增长态势已经难以持续。特别是经过几十年数量型的高速扩张，许多传统产业严重过剩，以牺牲资源环境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特别是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绝对人口数首次下降，人口老龄化加速，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已现拐点。
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从9大方面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常态，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消费、市场、资源、产业、人口、环境等方面的新特征，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从会议内容来看，充分阐述了新常态的各种特征，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有较大可能下调至7%。“稳中求进”继续被确定为2015年工作的总基调，但中心将向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转变。会议同时还提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可预期，2015年相关领域的改革将破题和进一步加快。
这些改革部署仍然是要在稳增长的前提下，在2015年经济工作的5大任务中，“稳增长”被放在了首位。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这意味着2015年的财政政策将相对过去更加积极，而货币政策将根据实际情况具备更大的灵活性。
会议提出“要精心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显示中央对与稳定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过我们仍需高度警惕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会议判断“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升”，但我们对2015年全球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并且如果爆发新的“黑天鹅”事件，对中国经济来说，将产生巨大冲击。因此，在政策储备和灵活性上，都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