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面临的不是解决一般意义上的发展问题，而是解决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问题
居安思危关注重大政策
《中国投资》：2015年要启动“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您对“十三五”有什么期待？
刘洁：“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特殊在哪呢？我国极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初步实现。同时，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也将与以往不同，中国不仅和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将更多地影响世界。“一带一路”战略已迈出实质性步伐，为我国打造地区和全球影响力开辟了广阔空间，全球治理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未来10年的根本任务，即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实现根本任务的根本途径，即依法治国。无论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都必须依法而为。政策可以突破，可以修改，甚至可以废除，但法律的红线是轻易不能触动的。这是“十三五”重要的时代背景，编制“十三五”规划必须统筹两次全会的基本精神，落实到具体任务上。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已经开启了。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的不是解决一般意义上的发展问题，而是解决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问题。换句话说，为民族的永续发展打下基础。
《中国投资》：解决永续发展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刘洁：就是要有危机感。居安思危，才能安居不殆；化危为机，才能永续生存。在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时候，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到危机所在。现在不是强调问题导向吗？一片歌舞升平之下，往往危机四伏，而对于这些危机，有的人浑然不觉，有的人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只管眼前利益，“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存在这种意识的干部不是没有，看看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就很清楚了。
《中国投资》：您认为我们现在都有那些危机？
刘洁：如果让我说最大的生存危机在哪，我认为就是水危机。今天我国的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已经枯竭，恶化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水安全已全面亮起红灯。有资料显示，全国年缺水超过500亿立方米，600多座城市，2/3缺水，110座城市严重缺水。地下水已占到总供水量的18%，北方地区一半的工业用水、2/3的生活用水、1/3的农业用水靠地下水。湿地面积25年间减少了近9万平方公里，天然湖泊消失了近千个。湖泊湿地萎缩降低了蓄水能力，每年有1.6万亿立方米的水直接入海，不能利用。与此同时，由于污染严重，已有50%以上的地下水属于较差和极差水质，1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水资源的过度开发，集中体现在水电项目上。“十五”以来，大型水电项目不断提速，坝址越来越向江河源头推进，由此带来的水生态灾难愈演愈烈。有人说河川之危、水源之危已变成生存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
解决水危机，应当是“十三五”的重中之重。但是怎么解决？靠修工程吗？我觉得这不是治本之法。65年来，水利工程修了不少，长江三峡、南水北调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水危机。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只在增量上做文章，不在存量上下功夫。记得在决策南水北调的时候，朱镕基同志提出了“三先三后”原则：“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从东线和中线实施情况看，都没落实好。现在又有人讨论“十三五”上不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实际上如果节水问题不解决，调多少水都没用；如果治污不解决，调来的都是污水，更没用。石油可以进口，天然气可以进口，甚至粮食都可以少量进口，但水怎么进口？所以一定要从存量优化上入手，抑制不合理需求，大力实施节水工程，城市、乡村，工业、农业都要搞节水，要在这些方面动动脑筋，特别要提高全体人民的节水意识，从娃娃抓起，把节水作为一个关系民族生存的极其重大的事业来抓，用5年、10年的时间，把节水搞上去，把治污搞上去，为中华民族永续生存与发展留下清江绿水，其功不亚于大禹。
在社会领域的最大危机就是分配不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诸多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把持着要害部门，用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超额利润，不仅造成巨大的社会心理失衡，更影响到执政党的形象和地位。虽然十八大以来抓了不少老虎、拍了不少苍蝇，遏止了腐败势头，但还很难说已从根本上摧毁既得利益集团的基础，这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有一个现象值得反思，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下降趋势，除了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内需不振也是关键因素。老百姓手里就那么点钱，住房、医疗、教育哪件事不得掏血本，买了酱油就不能买醋，内需怎么能振得起来？“十三五”如果不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可能落空。所以，在研究重大政策方面，我认为应当把它放在第一位。
现在各部门各地方都在研究“十三五”期间可能会有哪些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在我看来，“3个重大”唯政策最重。三中全会讲“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说明制约发展的不是经济增量上的不足，而是体制机制上的不顺。研究“3个重大”，很容易被前两个“重大”束缚住，又陷入以投资拉动增长的窠臼，这就无法体现“改革是最大红利”了。从我们研究的情况看，包括很多行业在内，很难再提出类似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一类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工程、大项目。可同时，制约行业发展的政策性障碍仍然没有重大突破，如果这些体制机制理顺了，获得的效益不见得比那些所谓重大工程小。为什么大家热心上项目、冷遇出政策呢？是因为政策的调整要难得多，不知道会碰了谁的奶酪；而上项目相对风险小，也看得见。但是如果真是这样，三中全会改革目标的实现恐怕要打折扣了。
以全球视野做规划
《中国投资》：您刚才谈到“一带一路”战略将迈出实质性步伐，这对“十三五”规划会产生什么影响？
刘洁：“一带一路”是影响中国未来10年、20年的总体战略，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构想，而是开始付诸实施了。刚刚结束的APEC会议推出的互联互通路线图以及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标志着“一带一路”在亚太地区已获得高度认可，起步前行，欧洲、美洲乃至非洲也都反应积极，这是“十三五”规划的一个国际大背景。我们的规划再也不能只管960万平方公里了，要让眼光越过太平洋，穿过珠穆朗玛峰，能看多远看多远。这就要求规划的编制者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还要了解世界大势。
说到这儿，想起一件我亲历的事情。在一次讨论产业问题的内部研讨会上，主持人问起我国的产业在国际上地位究竟如何，到没到走出去的时候，被问者是某部门主管产业的一位司局级领导，他很窘迫，回答说我们只管国内的事，国际上的情况不清楚。应该说，他还算老实，讲了句实话，没有瞎忽悠，但也反映出我们一些官员闭塞无知的一面。如果是这些人搞规划，能好得了吗？
正是由于“十三五”规划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它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规划，这个开放应该是真开放，不是只说说，应当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以往我们也提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但实际上在产业布局方面并没有统筹，还是目光向内，产业的全球化布局几乎没有。有人说这应该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不应该干预。可事实上从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由于缺少政府的宏观指导和法律约束，不少企业乱闯乱撞，乱抢资源，乱抢市场，可谓乱象不断，最后闹出大乱子，要由政府出面协调解决，造成企业绑架政府的现实。这里面不乏中央企业的身影。这种乱象不改，会严重破坏“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所以必须要由中央政府来统筹。“十三五”规划是个总体规划，是“上位法”，可能还会有其他规划配套，比如“走出去”规划等，这些配套规划只能是总体规划在某一领域的细化，不能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化解产能过剩也要放到这个大背景里去考虑。习总书记曾经提出“4个一批”，其中就有转移一批，这就需要结合“一带一路”考虑产业的全球布局，并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都应该在规划中有所体现。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股回归制造业的浪潮。美国是典型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也提出了振兴制造业的口号。德国、法国、瑞典、日本等等这些国家，都制订了振兴制造业的计划。这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过去30年中国号称“世界工厂”，那是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加上我们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用血汗和透支换来的名头，也是造成今天产能过剩的原因。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大到宇宙飞船、小到针头线脑，几乎没有我们不能造的东西。这是建国65年来的最大成果，不仅关系到经济的独立，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的竞争。因此，提升制造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应该是“十三五”的重要任务。这里面有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问题。有人说要加大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目前占比还是太低。这要看是什么服务业，是生产性的还是生活性的。如果是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那就必然要提高制造业水平，否则前者服务谁去？服务业不能简单理解成“你给我洗脚，我给你搓澡”那种低端的，它应当更多地为第二产业服务。有人说金融不是服务业吗？金融当然是高端服务业，但金融如果没有制造业作支撑，那就可能产生金融泡沫。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只能是制造业立国，而不能是服务业立国，否则伤不起。至于说服务业的全球布局，制造业走出去了，生产性服务业自然也会随之走出去。
集中力量推动创新革命
《中国投资》：尽管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能说是强国。您也谈到要提升制造业水平，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刘洁：制造业的振兴与强大必然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可以说，未来能体现中国作为真正大国地位的标志就是科技创新能力。从世界发展史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而科技创新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必须要在科技创新能力上再来一次革命。上一次革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弹一星”、核潜艇、人工合成胰岛素、超级杂交稻是其辉煌成就。那是共和国初创时期，基础是一穷二白，国家能拿的资金有限，靠的是举国体制、通力协作、艰苦奋斗。现在不同了。2013年仅中央政府对科技的投入就高达2360亿元，占中央政府直接财政支出的11.6%,比当年不知高出多少倍，但问题是这些钱被几十个部门交叉管理，资源配置碎片化，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一些专项不尊重科学研究的规律，急功近利，短期行为。如果袁隆平当年搞杂交稻也是被一年一考核，3年不出成果就不给钱，估计我们今天也吃不上杂交稻了。所以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前面我说的体制机制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推进科技体制创新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应该说，长期以来我们在推进科技体制创新方面存在一种偏颇认识，就是过分强调市场作用，而忽略了在“重大、尖端、基本”的科技研究中的政府作用。技术是要拿来用的，但有今天用、明天用、后天用的区别。今天用的技术，当然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效益为指标。但一些明天用甚至只有后天才用的技术，在今天不一定有市场，就不能都指望企业去干，就得国家来干。在这方面，美国、前苏联都是如此。当年美国搞“阿波罗登月计划”，用了8年时间，先后动员了近2万家科研机构和企业、100多所大学、45万科技人员，这难道不是“举国体制”？所以，“十三五”要认真总结这些年搞的各种专项的成败得失，对于战略性的科研项目，集中人力财力，10年、20年地持续支持，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最后，我想说，今天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工作是明天进步的阶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带领人民含辛茹苦，艰难开拓，为共和国留下了丰厚的精神和物质遗产，使我们今天能有远行的基础和条件。新一届政府也应当有雄心，有气魄，有胸怀，更要有担当，多做一些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夯实基础的工作，真正实现发展理念上的拨乱反正，也许政绩单上不那么好看，没什么标志性工程项目，但历史会记下这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