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会增加有效投资，减少低效投资，促进消费增长，增强市场动态优化投资结构的功能，提升投资效益，并为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外部体制环境
全面深化改革对促进投资合理增长、改善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益和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增加有效投资
一是发展的关键地位和发展条件决定了未来较快的投资增速。《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足于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增长快发展不一定好，因为发展不仅要有总产出的增长，还要有结构升级、生活水平提高、制度完善等。但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发展就是空中楼阁。这一点，部分非洲、南美经济体长期处于发展停滞状态，既无增长更无发展的事实就是明证。
2012年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我国为美国的18%，大约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初期、台湾和韩国1970年代后期水平，日本1950年代经济增速约为9%，台湾和韩国197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前期的十多年间，保持了8%左右的经济增速。通过深化改革和运用适当政策释放增长潜力，未来持续保持8%左右的增长是一个确定性较强的事件。
在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劳动、技术与资本要素中，劳动人口将在较长时期呈现负增长。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及对增长贡献的显现，具有较强的渐进性和不确定性。以较高储蓄率为基础，凝结了知识和技术的固定资本形成，是我国现阶段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最现实的增长推动力，也是我国相对发达国家最显著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需要发挥这一优势，发挥这一优势必然表现为固定资本形成的较快增长。
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固定资本形成可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技术创新加速使知识、技术的边际产出不是递减，而是递增，知识、技术的边际产出递增与物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叠加在一起，会延缓固定资本边际产出下降的速度。健全的体制环境下，固定资本形成总是与技术进步相关联。现实中也能观察到，新的投资常常会采用新的设备、新的生产和管理技术，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相同的投入会有更高的产出。即使到了如发达国家那样的发展阶段，固定资本形成仍然是推动持续增长的稀缺资源。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有投资移民政策，发达国家在与我国的合作中都欢迎我方去投资，发达国家对待投资的态度也印证了，固定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会促进民间投资更快增长。保护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可以增强非公经济财产所有者享有其自身利益的确定性，激励他们投资、创业，努力积累财富，这会激励民间投资。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体系会拓宽民资、外资投资领域。各类市场主体可以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等，可以更好地发挥民资、外资在投资决策责任约束上的优势。民资、外资进入现阶段还存在行政垄断、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领域，能取得比国有资本更好的投资收 益，这会调动民资和外资的积极性。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会促进企业投资。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简政放权、加强法治，能使企业在投资收益、投资风险方面有更稳定、更清晰的预期，这会有助于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减少投资风险，激励投资。
三是完善公共领域投融资机制会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会进一步创新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拓宽城镇建设资金来源，扩大城镇投资。
四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会促进对内对外投资。加快自贸区建设，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会增加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境外能源资源、交通设施等领域投资。境外投资的增长会带动国内装备等工业制成品出口，这会刺激国内投资。
减少低效投资
一是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会抑制少有技术和品牌优势企业的产能增长。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后，随着实体经济竞争力的相对变化和金融市场波动，人民币汇率会双向变动。就目前的汇率水平看，只要不因全局性风险引发危机，人民币汇率出现长期大幅贬值的可能性较小，这会从总体上抑制技术含量较低、市场竞争力较弱的出口加工企业的投资增长。
二是存款利率市场化，会抑制盈利水平较低领域的投资。利率市场化初期，存贷款利率的上升可能会缩小银行存贷利差。迫于盈利压力，银行会倾向于更多地向成长性好、贷款成本承受力强、同时也是风险较高的创新型企业贷款。金融机构贷款对象的这种调整，不利于盈利水平较低、成长性较差的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的增长。在创新型企业比重较小、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比重较大的现实背景下，利率市场化会减缓投资增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竞争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会趋向一个均衡水平。从国际经验看，利率市场化后形成的均衡利率会显著低于利率市场化初期时的水平。较低的贷款利率是否会因企业借款成本下降而使盈利水平上升，要看实体经济的市场竞争程度。一般而言，伴随贷款市场的充分竞争和利率下降，实体经济的市场竞争也更趋激烈。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多数实体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利润水平会有所下降，借款成本的承受能力也会相应减弱，比以往更低的贷款利率并不会明显刺激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长。
三是完善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评定方法以及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会使粗放投资明显减少。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速评定政绩的做法，加大资源、环境、生态、创新、安全、债务等指标的权重，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等，会减少基层政府领导追求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谋求更好政绩的动力，增加他们通过节能降耗减排、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提供公共服务水平来取得更好政绩的动力。
政绩评定指标和指标权重的调整，可能会刺激新增指标或指标增加权重领域的投资。但这些领域多属公益性、准公益性领域，少有或没有财务收益，企业内源融资能力低或完全没有资金自我积累能力，所能增加的投资会十分有限。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会减轻基层领导干部提供公共服务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压力减轻会减少粗放利用资源、损害生态环境上项目的行为。
总之，减轻基层领导干部追求增长的动力与压力，以及增加他们保护资源环境、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与压力后，以往因追求经济、财政收入增长，默许、放纵企业破坏资源环境上项目的情况会明显减少，企业资源环境成本外部化的程度会减轻，相关企业的资源环境成本增加，盈利水平下降，扩大产能的融资能力降低。以往依靠资源环境成本外部化而盈利的部分企业可能会无法生存。这部分粗放投资会明显减少。
促进消费增长
单独二胎政策会提高少儿抚养比，这会提高消费率。完善社保体系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等，会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农民收入政策如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融资、变现，会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阶层。这些政策会提高消费率。
但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抑制消费率上升的节奏。一是预期寿命延长、老龄化、现收现付的社会养老金制度。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工作时间基本衡定，退休期和领取退休金的时间会相应地延长。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2.1的替代水平，2010年普查的总和生育率为1.2，不及全球水平2.5的一半，远低于欠发达国家的2.7和发达国家的1.7。长期低生育水平必然加深未来老龄化程度，增加未来领取养老金人口的比重。
在社会养老金现收现付状况下，随着未来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逐渐增多，养老金支付标准的不断提高，年青人所交养老金与需要支出给老年人的养老金之间的缺口会越来越大。到时完全按当期所需支付的养老金增加缴费比例，很可能使社会无法承受。未来养老金筹措将会遇到较大困难，这会迫使当代人为了他们能有一个较稳定的老年生活而储蓄，不敢消费。
二是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行。经济增速下行一个台阶，相应地居民收入增速也会下降，这不利于消费增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速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373、0.7864，经济增长慢的年份居民收入增速也低。
强化消费率上升、投资率下降总趋势
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消费支出后余下的部分形成储蓄和投资，消费决定储蓄和投资，而不是相反。从消费率变化的角度可以更清晰、更确定地判断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变动。
单独二胎、完善社保体系、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和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等政策，会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这些政策的实施及其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是渐进性的，这决定了消费率、投资率的变动会是一个缓慢的趋势性的变化过程。在消费率、投资率的渐变过程中，不排除因经济周期变化、收入水平波动而出现阶段性的反向变动的情况。全面深化改革强化了消费率上升、投资率下降的总体趋势，也使消费率上升、投资率下降的变动方向更加清晰。
在看待和处理消费与投资关系上，也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居民家庭消费、储蓄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健全制度政策环境上的作用。人们对消费率高低的价值判断表现出很强的分散性和差异性：有人在用完花光收入中得到享受，有人在为以后的生活、为老人和后代的储蓄中得到满足，还有很多人愿意自己当期少消费一些，将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帮助贫穷阶层尽快脱贫，支持国家快速强盛。这些消费支出决策都是消费者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选择多消费、少消费或暂时不消费，都是消费者合法的自主权利。消费无过，储蓄无错，他人无权干预。消费率、储蓄率是消费者行使自主选择权所形成的统计结果。直接针对消费选择结果进行干预，实际上是干预居民家庭的消费自主权。
政府要做的主要是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生育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健全这些构成消费约束条件的制度政策环境，引导居民家庭理性地进行消费选择。
增强市场动态优化投资结构的功能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和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会抑制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投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会促使更多企业为了获得技术垄断利润而加大创新投入。粗放投资减少和创新投资增多，投资结构将大为改观。
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秩序，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准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以及推进法治建设等，有利于消除生产要素在各领域、各地区间流动的障碍，减少不当行政干预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以及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会促使生产要素在价格引导下从竞争力弱、效益低的领域向竞争力强、效益高的领域流动。随着市场择优汰劣功能的不断增强，投资结构动态优化的长效机制即可逐步形成。
提高投资效益
投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投资决策责任约束机制的健全，会使政府资金的投入领域更贴近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会激励和约束国企提升投资效益。民资、外资会在生产要素价格合理、金融市场体系健全、统一开放和平等有序的市场竞争中，在价格信号引导下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当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在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准入标准约束下，依法依规、以效益最大化为准则自主决策投资时，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就能得到充分发挥。
为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
10年前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但因财税体制和干部政绩评定机制不尽合理，基层政府领导在履行公共事务压力、追求更好政绩动力以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行政传统下，往往会默许、放纵企业投资违反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规划等方面的法规，投资的外部性管理难以到位。投资活动损害公众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象比较普遍。
当投资主管部门在稽察中发现了违反相关法规的案件时，因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也只能是勒令整改，将项目违规事实报当地政府。而违规行为往往与当地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有关，有的违规行为甚至得到了基层政府领导的默许，寄希望基层政府加强监管或及时改正违规行为，效果有限。
在事中、事后监管无法到位，投资主管部门又不能对损害公众利益、危害持续发展的投资行为放任不管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地采取了一些加强外部性监管的准入管理措施。准入管理较严必然增加企业申报项目的成本，延长申报周期，有时甚至贻误市场机会，但这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在普遍存在投资冲动的环境下，这些准入管理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是必要的，也对盲目上项目发挥了重要的关口作用。如果准入环节的合规性管理不是那么严格，生态环境恶化、产能过剩程度会更加严重。
全面深化改革会改变以往投资体制改革孤军深入、效果欠佳的状况。财税体制和干部政绩评定机制改革以及推进法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等，将会使投资活动违法违规、损害公众利益和长远发展的行为逐渐减少。以往基于事中、事后监管难以到位而实施的比较严格的准入管理，就可视事中、事后监管的到位情况，逐渐放松或调整。可以预料，有了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的难度会减轻，改革成效也会更明显。
（作者：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