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丁可
应对中美技术脱钩的三条路径
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美方从政府部门到民间智库，都在积极鼓吹和推动与中国的技术脱钩，意图切断中美高科技行业之间的联系。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如何，美国在高科技行业对中国的打压，都将成为常态。中国必须做出相应的应对。
从逻辑上来讲，应对技术脱钩，有三种可能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不参与国际分工，建立完全自主可控，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国家创新体系。但是回顾前三十年，无论是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过程，还是两弹一星的研发历程，都清楚的告诉我们，要发展高科技行业，闭关锁国之路是行不通的。
第二条路径，是强化和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的创新合作，搭建由中国主导的新型技术体系。这是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提出的“一个世界，两种体系”（One world, two systems）的思路在创新领域的延伸。实施的关键是，利用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充裕的资金，以及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整合全世界的创新资源，推行中国的技术标准。中国需要变得更为开放，更为积极的推动与世界的合作。
第三条路径，是继续参与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但是集中力量在少数细分市场形成突破，培育一批隐形冠军，以强化对美国的反制手段。半导体行业的经验清晰的显示，分工高度复杂的高科技行业，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掌控产业链上的全部环节。中国力争在少数细分环节掌握核心技术，提高技术门槛，将有利于和美国在长期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
日本是应对技术脱钩绕不过去的国家
未来中国应对技术脱钩，应该是在路径二和路径三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本文想要强调的是，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日本对中国而言，都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绕之不去的国家。
与大多数后发工业国不同，日本高科技行业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极低。汤森路透和科睿唯安自2015年起，推出了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排行版。这一榜单主要是根据企业的专利情况，包括实际通过审批的专利数量，以及专利的引用等反映技术能力的指标制定的。如表1所示，日本在这个排行榜上和美国平分秋色，远远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企业的专利，绝大多数是独立研发而成，美国技术含量少。与日本企业合作，触及美国实体清单制度25%红线的可能性很低。
还有很多例子都可以说明日本高科技行业对美依赖程度之低。众所周知，21世纪以来，日本自然科学类诺奖出现井喷，平均每年有一个得主。无论蓝光LED，锂电池等实用技术研发，还是预测6夸克存在等理论性极强的研究，多数获奖工作，都是日本自己培养的博士生，在日本本土独立完成的。近期日本媒体有报道，日本留美的理工科研究生，只有区区990人，是中国理工类留美研究生数量的百分之一。这一数字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是无疑反映了一个情况，即日本在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上，几乎不依靠美国。或许可以说，日本是世界上最不惧怕对美技术脱钩的发达国家。
日本有丰富的培育隐形冠军的经验
日本还有培育隐形冠军的丰富经验，可供中国应对技术脱钩时借鉴。2019年爆发的日韩贸易战中，日本政府把韩国从半导体材料出口贸易的白名单上迁出，引发韩国上下激烈反弹。这是因为日本企业几乎垄断了半导体上游材料和相关设备领域。比如说日本在光刻胶，光刻胶生产设备，以及掩膜基板的全球市场份额均达到了9成左右，而相关领域的韩国企业的对日进口依存度，则高达93.2%，98.7%和65.5%。可以设想，贸易摩擦的时候，如果中国有这么一批细分市场里的龙头企业，哪怕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环节，也会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反制。
日本培育隐形冠军，有三点经验特别值得借鉴。首先，日本企业经常几十年如一日，在传统行业的细分市场里不断钻研，最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到高科技的最前沿。比如说，为特斯拉车载电池提供生产设备的日本供应商，原来是做食品包装机起家的；全球唯一有能力加工百万分之一克塑料齿轮的日本企业，最早是做塑料瓶盖的。日本企业把在传统行业里积累的核心技术运用到高科技行业，往往能一举奠定市场地位。
其次，日本的隐形冠军不仅有大企业，还有很多中小企业，很多卡脖子技术就掌握在小企业的手上。科技日报曾举出35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其中重型燃气轮机，全球只有西门子，GE，意大利安萨尔多公司，还有日本的三菱重工可以供货。三菱的核心供应商，能加工涡轮机组里的核心金属模块的企业，其实是一个只有80多人的小工厂。高压柱塞泵，是装备制造业液压系统的心脏。而柱塞泵里的核心部件，同样主要是由日本奈良一家200多人的小公司供货的。
第三，日本的隐形冠军，很少单打独斗，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加工配套网络支撑其发展。这些网络里的成员，有长达数十年的分工协作关系，经常在一起切磋技术问题，相互之间有高度的信任。全球液晶面板用有机EL材料，主要是日本出光兴产供货的，而生产这些材料的设备厂商，仅有28人。但就是这么一家公司，它的背后，也有产业集群里数十家的供应商长期为其配套。
日本的科技发展和中国有巨大的互补性
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在科技发展上的巨大互补性，也使得日本在应对技术脱钩上，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
一般而言，中国企业擅长颠覆式创新，而日本企业更擅长连续性创新。中国企业目前领先全球的，主要是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及相关的商业模式创新。这些领域技术和市场都在快速变化，液晶电视出来，显像管电视就被淘汰，数码相机出来，光学相机就被淘汰了。商业模式也是极易被颠覆的。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需要的是好的想法，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庞大的市场，充裕的资金，以及快速的反应。
相比较而言，日本企业更擅长连续性创新。他们在对提高生产效率或产品性能，精度等起关键作用的化工及电子材料、零部件、精密设备及仪器等上游领域，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这些领域的技术发展一般有强烈的连续性，重要的是长期坚持，反复试错，在积累大量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突破。
正因为存在这种互补性，所以现在，在传统制造业里有多年积累的日本跨国公司，和中国新兴数字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最被广为报道的，是日本汽车巨头本田和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企业商汤科技之间，围绕自动驾驶技术的合作。近期以来，以深圳为中心，日本传统制造业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对华合作越来越多（表2）。
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认识到整合日本高精尖的加工配套资源，对于掌握硬核技术的重要性。华为对这一点就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和日本新材料等领域的企业和实验室广泛开展合作，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2019年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任正非曾对日本的配套优势有非常到位的评论，他以传感器为例，“日本的传感器最强。日本人最善于感受事物，感受事务才能认识事物，认识事物才能理解事物。” 华为2019年预计将从日本采购11000亿日元的零部件。日本因此取代美国，成为华为最大的采购基地。
现阶段，也有很多中国企业，尝试通过并购，从经营不善的日本企业直接获取核心技术。但是目前来看，成功案例不多。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多是家族企业，更为看重事业的存续，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常常成为阻碍两国企业创新合作的因素。（编辑：杨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