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义的是考察什么推动了TFP增长，明白这一点有助于设计出更有效地增强中国经济长期前景的计划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来扩张迅猛，但如今人们广泛认为其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中国最高领导层也承认需要做出改变——这一信念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后所发布的意义深远的改革计划中尽显无疑。
对于新增长模式的具体内容，人们还有一些分歧，但各种方案之间并无剧烈差异，因为当前模式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已成为压倒性共识。在需求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该从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增长。供给端的建议更是毫无异议——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即从基于资本积累的模式转变效率推动模式。效率的衡量标准则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这些建议大概是受到了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1994年对东亚经济体（特别是新加坡）的苏联式粗放型增长的批评的影响。当时，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提出过异议，他认为东亚模式的效率远胜于苏联模式的、因为在前者，市场分配投资要比计划者分配投资有效率得多；尽管如此，萨克斯仍遭到了诟病。
克鲁格曼的文章发表不久，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将大约30年前由邓小平改革带来的增长模式归类为“粗放型”，因而认定它有问题。在这一观点周围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呼吁向集约型、效率推动型增长转变，这一呼声在2011年中国GDP增长出现减速后更加高涨了。
但实证研究表明这一观点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自相矛盾之处：自邓小平改革开始以来，中国TFP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近4%。如果TFP年增长率只有1％—2%的美国经济可认为是效率推动型，为什么中国不是？更重要的是，如果随着趋同效应等主要推动力的减弱，预期中国未来的TFP增长将减缓而不是更高，那么说中国未来的增长要从因素驱动转变为主要由效率驱动该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事实。世界银行的路易斯·库伊斯（LouisKuijs）指出，1978-1994年，中国平均每年GDP增长9.9%，劳动生产率增加6.4%，TFP提高3%，劳动-资本比率增加2.9%。1994-2009年，平均每年GDP增长9.6%，劳动生产率增加8.6%，TFP提高2.7%，资本-劳动比率增加5.5%。
类似地，德怀特·珀金斯（DwightPerkins）和汤姆·罗斯基（Tom Rawski）发现，1978-2005年，中国GDP年增长率为9.5%，而资本投资增长率为9.6%，贡献了44.7%的GDP增长。2005年，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占比增加到2.7%，贡献了16.2%的GDP增长。TFP增长率为3.8%，贡献了40.1%的GDP增长。
资本是中国GDP增长率的最大贡献因素，这毋庸置疑。但中国经济的TFP表现也令人印象深刻——而这一现象却是无法用粗放型增长模式解释的。事实上，日本的TFP增长率即使在经济高峰期也从未达到过如此高的水平。甚至在东亚经济体中TFP表现最为出色的香港在1960-1990年期间的平均年TFP增长率也只有2.4%。
而且，中国的TFP贡献了35％－40%的GDP增长，而东亚“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这一比例估计只有20％—30%。至于苏联，即使在最佳年份，TFP也只贡献了GDP增长的10%左右。
有人可以质疑说，中国的TFP对GDP增长的贡献尽管远高于其他所谓的“粗放型”经济体，但仍低于集约型的美国经济。美国经济的这一比例超过80%——有人或许会援引这一差异证明不能将中国经济归类为“效率驱动型”是合理的。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GDP年增长率，而美国的年增长率平均只有2％-3%。
如果那些希望中国增长模式转型的人只是希望让中国的TFP对GDP的贡献份额增加到美国的水平，那么中国年GDP增长率就应该降到5%以下——比其潜在增长率低3个百分点。不然的话，若GDP增长率为8%，则TFP必须每年提高6.4%，从而使得TFP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的水平。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过去三十多年卓越TFP增长表现的主要发动机——包括市场经济改革、人均收入的趋同效应和吸纳外国技术等——在逐渐失去动力。
所有这些引出了一个简单问题：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模式真地存在吗？也许这只不过是快与慢、卓越与平庸之间的差别。
根据这一观点，如果某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卓越的增长表现，其原因一定是它提供了比发达经济体更好的资本扩张机会。毕竟，投资机会与人均资本存量水平呈现反比关系。在这一点上，克鲁格曼是正确的：如此投资驱动的增长大体上是通过汗水，而不是灵感实现的。但那又怎么样？
一些亚洲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包括中国、日本和四小龙——同时经历了投资驱动的增长和TFP改善，这一事实可以用TFP的改善提高了投资回报、进一步加速了资本扩张这一事实来解释。尽管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分析澄清资本扩张和TFP之间的长期关系，但显然人们长期所接受的它们不可以共存的理论有严重缺陷。
简而言之，对于亚洲经济体，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二分法纯属刻舟求剑。更有意义的是考察什么推动了TFP增长，明白这一点有助于中国领导人设计出更有效地增强中国经济长期前景的计划。
（作者: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载于project-syndicate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