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导致的经济风险预警及应对策略

大宗商品涨价导致PPI与CPI的“剪刀差”扩大

2022年2月末，WTI原油期货（全球原油定价基准）价格同比上涨66%、LME（世界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同比上涨9%、CRB大宗商品现货价格综合指数（世界商品期货价格变动基准）同比上涨39%。伴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自2020年10月起，我国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已连续12个月环比正增长，同比涨幅从2020年5月-3.7%的低点升至2022年2月的8.8%，上涨了12.5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1.4%，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9%。

与此同时，PPI和CPI（消费价格指数）出现了严重背离的“剪刀差”，且连续扩大。2022年2月份PPI数据为8.8%，CPI数据为0.9%，两者之间的差为7.9%。正常情况下，上游的采购成本上涨，能够沿着产业供应链逐级向下游传导，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2021年以来，我国PPI与CPI“剪刀差”呈不断扩大态势，下游行业直接面向消费者，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弱，上游产品涨价并没有及时传导至终端，尤其是原材料占比较高的制造业面临较为严重的盈利挤压。

供需错配对经济进一步复苏造成不利影响

一是PPI与CPI“剪刀差”持续扩大对经济进一步复苏造成不利影响。在经济复苏和各国宽松政策刺激下，市场需求提前释放，但受制于供应链瓶颈，市场供需错配表现明显，加上国际宏观环境等因素影响，煤炭、铁矿、铜等商品一路上行，债券、股市都与商品出现了分化。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如果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无疑会加重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将对我国能源、化工、消费等产业链的价格产生系统性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体的工业品价格①。以火电行业为例，燃煤发电的原材料主要为动力煤，其成本约占发电成本的70%左右。在电煤价格变动向电力价格的传导不畅的情况下，煤炭价格波动将直接影响发电企业的盈利水平。为了解决当前电力供需矛盾，政府通过取消工商业目录电价、电价上浮比例提升、扩增煤炭产能及煤炭长协保量等措施缓解煤、电价格矛盾，但从目前情况看，煤电企业仍无法实现扭亏，煤电行业未来经营业绩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煤炭成本控制情况。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发布的数据，该省2021年5月份煤炭均价为925.9元/吨，广东拟新建的2台1000MW燃煤火电机组，如机组年利用4800小时，该发电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6.25%；如机组年利用4500小时，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4.48%；当机组年利用4000小时，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0.92%。均低于国家规定的行业基准标准10%，企业将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二是中下游企业盈利挤压明显、经营风险加剧。PPI已连涨14个月，涉及范围既包括原油、铜、铝、铁矿石、螺纹钢等工业品，也包括大豆、玉米等农产品。其中，铜价已创2011年以来新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月制造业PMI指数50.2%，高于临界点，制造业景气水平继续回升。但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小型企业PMI 45.1%，比1月下降0.9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表明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已经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对小企业的影响更大。大量小微、民营企业集中在制造业中下游，由于行业竞争激烈以及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弱，难以消化上游成本涨价压力②，如果未来成本继续上涨，大量小微企业将产生经营风险。从历史数据来看，2009年至2011年PPI上行期，上游原材料业利润占比提升超过7个百分点，但中游制造业利润占比下降1.3个百分点，下游消费品业利润占比下降近6个百分点，2015年至2016年大宗商品涨价导致的上游行业不断挤占下游行业利润的情形也类似。

三是多国央行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加剧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此次大宗商品涨价的诱因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央行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仅一年时间就增发货币约3.7万亿美元，超过上一轮金融危机期间总和。随后，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也分别扩表（扩大资产负债表）3.9万亿美元和1.2万亿美元，等于再造了一个疫前的美联储。美元作为全世界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占据全世界40%的货币地位，流动性大规模注入，不可避免会导致美元贬值。一方面，大宗商品与美元汇率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美元走弱通常会推高商品价格。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地缘政治不确定的风险下，高企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通过大量的进口传导到国内市场。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客观上对人民币造成被动升值压力，可能导致国际热钱较多进入，股市、房地产、大宗商品、农产品等可能面临较大的价格上涨压力，我国外汇储备面临损失风险。

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政策措施

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核心原因在于供需缺口，在多重因素叠加下，全球短期需求恢复较快，而疫情对全球能力恢复形成压制。基于上述分析，为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建议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一是突出重点、综合施策，提升国内市场供应链韧性和抗冲击能力。继续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友好的融资环境。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加强重要工业领域长协合同履约兑现，稳定生产供应基本盘。拓宽大宗商品多元化供应渠道，避免从单一国家进口大宗商品，以此缓解进口需求单点释放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进一步完善大宗商品价格监测预警机制，密切监测和关注大宗商品波动幅度，及时发布信息。建立大宗商品战略储备，针对对外依存度高、供应链可能“卡脖子”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借鉴石油储备经验，加快建立战略储备。

二是提高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全球定价影响力。对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需要长期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外，基础设施改造和再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也需要来自货币发行，美元进入长期贬值通道将是大概率事件。我国应逐步争取部分大宗商品定价权，推进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期货人民币跨境结算，结合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序推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

三是提前布局后疫情时代产业链重构。美国两党已形成共识要推动美国再工业化，推动全球供应链重构。如果印度、越南等借此推进工业化，将会带来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美博弈视角下，我国面临外需不足以及与美国加速脱钩的形势，必须在关键领域降低对外依存度，抓紧新一轮科技周期，通过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对冲成本上涨压力，引导局面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变化。

参考文献
① 孙世芳、祝惠春、冯其予、熊丽.化解大宗商品涨价趋势[J].经济日报.2021-5-27.
② 周子勋.未雨绸缪防范新一轮商品涨价风险[J].中国经济时报.202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