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一带一路”领域研究报告 的分析及启示

本文根据各类美国智库的研究领域和专长，选出了五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智库。分析总结了这五家智库2013到2022年间479篇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报告，总结了报告的主要看法和政策主张，并提出应对建议。

美国智库分类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统计数据，目前美国是全球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共计2203家，占全球总数28%以上。在该榜单中，全球排名前200的美国智库共26家；此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由于连续三年入选全球顶级智库综合榜单第一位，被评为“卓越智库”，因此未被列入该榜单。

美国智库可以分为综合型智库、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型智库、公共政策智库型智库、经济型智库。综合型智库以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为代表，长期从事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型智库以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卡内基和平研究基金会为代表，注重国防和国际战略问题。公共政策智库主要以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进步中心、加图研究所等为代表，研究美国国内相关领域公共政策为主，包含民主政治、教育、税收、法律等专业领域议题。经济型智库关注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经济调查局、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为代表，用科学的无偏见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但是并不提供经济政策建议。

研究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五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共五家高端智库作为研究对象。五大智库都有丰富的中国问题研究经验，以五家智库“一带一路”相关的研究报告为样本，可以做到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从成立时间来看，布鲁金斯学会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属于老牌智库，传统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及兰德公司成立较晚。从思想倾向来看，布鲁金斯学会偏左，卡内基属于中间派，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和兰德公司偏右。从研究内容来看，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属于综合型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属于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型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属于公共政策型智库。

智库研究对象情况介绍

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16年，主要研究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与发展、都市政策、政府、外交政策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等议题，宗旨是开展高质量的独立研究，并据此提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的主要目标有三，一是捍卫美国民主，二是确保所有美国人获得经济繁荣、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带来的机遇，三是推进一个更加开放、安全、繁荣和合作的国际社会。从思想倾向上来看，布鲁金斯及其研究人员在工作中并不十分受国家意识形态方向的影响，但是，在其理念的实践当中表现出了和民主党的密切关系，并为其输送人才，被国内许多学者定义为左派智库。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创立于1910年，在美国智库中历史最为悠久，以“促进国家间合作以及美国的国际交往”为宗旨，偏向于国际主义、多边主义，主张进行裁军、军备控制、接触谈判和国际合作，并支持把联合国作为国际论坛和世界秩序的象征，思想倾向属于典型的“中间派”。其优势研究领域包括地缘政治、政府治理、全球合作和尖端领域的创新，议题包括气候变化、核威胁扩散、地区政权崛起以及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于1962年成立，以发挥政策影响力为宗旨，以战略问题为研究重点，致力于为世界各国领袖提供战略观察、政策方案，研究内容一般为国际问题，是现在美国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CSIS具有比较强的保守色彩，其经济来源离不开“保守派”的财团，是对美国共和党政府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智库之一。研究工作重点在国防和安全、区域稳定、能源和气候、全球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等。CSIS在全方位追踪国内和国际安全面临挑战方面，表现优异。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奉行“强硬路线”的CSIS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中美竞争。

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先是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继而有扩展到内外政策各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美国各级政府与美国军方是其主要经济来源。长期以来，兰德公司作为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独立地开展工作，追求研究的严谨和客观，立场偏于保守，思想倾向上中立偏右。兰德公司的研究议题已拓展至能源、教育、医疗保健、司法、环境、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各个方面。同时统一的数据库和技术运用确保了兰德公司的绝大多数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报告能够被有效地统一利用，这使得兰德公司能够建立庞大的“数据工程”，并开发一系列超长期项目，这些超长期项目关注特定问题或对象，时间跨度往往超过十年。

美国传统基金会成立于1973年，其使命在于追求企业自由、有限政府、个人自由、国防强大，并推崇美国传统价值观。其经费来自大企业公司、家族基金会和个人捐助，代表美国西南部财团和保守势力的利益，是典型的保守派智库。相比于其他智库专家可能主张相互矛盾的观点，传统基金会更倾向于公开倡导单一、统一的立场。传统基金会致力于为美国面临的问题开发创新的解决方案，从赋予父母教育权力、扭转不断增长的支出和通货膨胀、保护未出生的孩子，到保护美国的边界、追究科技巨头的责任和确保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传统基金会研究内容也包括如何对抗中国崛起产生的威胁。

在中国相关问题上，五大智库都有充分的研究。布鲁金斯学会成立有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在2006年还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旗下有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同年，清华大学与布鲁金斯学会在北京共同成立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以及维系良好的中美关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共同成立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该中心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一部分，包含亚太地区经济、安全及政治发展等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也积极研讨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有关中国的议题主要由弗里曼（Freeman）中国研究主席领导，相关项目有中国权力项目和中国商业经济项目，不仅考察了中国的军事、经济、社会、技术，还研究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亚洲政策研究中心是该基金会最早的研究中心，如今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已跻身为世界上研究亚洲政策最优秀的智库之一。兰德公司与中国的科研组织和机构在多方面建立了合作，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就一系列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包括军事、政治、贸易关系、环境、经济、健康以及劳动力和人口问题等。

样本报告主要观点 

（一）重点研究方向
典型智库聚焦不同的研究领域、关注不同的利益相关主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立足于经济领域，重点分析倡议动机和目的、倡议中的项目实施问题以及潜在影响。卡内基和平研究院从经济角度切入，解释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布鲁金斯学会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所获得的外交进步；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投资金额、投资问题以及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投资，在清洁能源是否发挥作用上保持观望；传统基金会突出关注“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比如建设标准和债务外交陷阱，但同时认可“一带一路”建设在打击恐怖主义上的作用；兰德公司则突出关注运输联通与贸易之间的量化关系，在肯定“一带一路”正外部性的同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在项目经济性、债务可持续性和公平性上仍旧面临重大的挑战。

（二）典型内容分析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对于经济发展的新思路。研究员包道格（Douglas H. Paal）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很长一段时期后，GDP增速已放缓。近年来中国加大投资，经济增速反而下降，在这个时期中国发起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绝不是巧合，而是希望依靠向丝路沿线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并扩大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向国外转移国内的过剩产能，振兴中国经济。他认为，如果中国此举可以成功，将会加深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包道格曾担任摩根大通国际副主席（2006-2008）和美国在台协会主任的非官方美国驻台湾代表（2002-2006）。1986年至1993年期间，他是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担任亚洲事务主任，然后担任总统的高级主任和特别助理。包还曾是国务院的政策规划人员、在中央情报局和美国驻新加坡和北京大使馆任职，经常就亚洲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发表演讲和发表文章。

在对经济的考虑外，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则更注重能源安全与地区关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称，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官员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对“马六甲困境”感到痛苦，因为中国大约80%的石油进口要经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海军咽喉，使它们在战时很容易受到封锁。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供横跨欧亚腹地的陆上能源进口链，以及通过中巴经济走廊(CPEC)将中国与印度洋港口(如瓜达尔港)连接起来，使中国的进口路线多样化，并且通过投资矿山、石油和天然气项目以及海外大片农田，为中国提供了直接获取新资源的途径。

同样从地缘政治角度，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延伸，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贝德(Jeffrey A.Bader)与杜大伟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诉求有两个，一是将美国更深入地卷入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亚太地区，二是防止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在这一背景下，最能帮助中国回击美国的正是“一带一路”倡议，这种非正式性的机制灵活性极大，也更加强调平等和相互尊重，可以帮助中国继续在全球贸易中产生影响力。贝德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是奥巴马总统在亚洲问题上的首席顾问。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克马尔·克里斯(Kemal Kirisci)和菲利普·陆克(Philippe Le Corre)认为，不管是亚投行还是“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中国试图塑造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新角色。中国政府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倡议来向中亚国家展示自己是一个不会使用强权政治的“软巨人”，消除后者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心，将这些国家都纳入经济带实现双赢。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Tanvi Madan)认为，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正在寻求贯穿亚洲和印度洋地区的连接战略，即“一带一路”战略——建立新的基础设施、机构以及内在联系，这可以说是在重绘大陆地图。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地缘政治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特聘研究员梅农(Shivshankar Menon)认为，过去中国的外交政策宗旨是谦虚，现在这种谦虚程度已有所减弱。除了地缘政治影响，梅农还认为，“一带一路”体现了新兴秩序与西方旧秩序之间的冲突，会对现有的西方价值观构成挑战。梅农曾担任印度外交官，在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手下担任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此前他曾担任外交部外交秘书。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印度驻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高级专员以及驻中国和以色列大使。梅农以研究员的身份加入布鲁金斯学会，并担任位于新德里的中国研究所委员会主席。

保守派代表的传统基金会主要关注“一带一路”的外部性。常见的“一带一路”外部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合作伙伴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不公平的市场机制是否会助长投资国的腐败以及两极化，是否存在债务陷阱以及项目设计的合规性等等。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夫史密斯（Jeff  M.Smith）认为，美国政府和其合作伙伴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提高印太地区互联互通项目的透明度。这不仅包括帮助各国使用专业标准评估提案，还包括教育公众和主要利益集团了解“一带一路”投资可能伴随的全部货币和非货币成本，包括全生命周期成本和债务风险等。传统基金会研究称发现有几起备受瞩目的中国公司签署秘密交易的案例，交易后来被揭露带有不公平条款，传统基金会认为美国应帮助参与国使用专业标准评估提案、宣传交易条款并教育他们了解潜在的替代方案。

兰德公司认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目的是为中国及其合作伙伴国提供商业和战略利益，但兰德公司的研究同样认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许多担忧被夸大了。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通过短期内过多放贷来为借款人设立债务陷阱，以及“一带一路”倡议项目是否主要为中国劳工提供资源，兰德公司的研究认为以上两种批评都没有证据支持。此外，从理性主义角度，兰德公司认为这两个担忧都不符合中国人的行事准则。关于建立债务陷阱，即使借款人愿意接受陷阱，这种借贷也会与贷方合理的长期行为相抵触。在使用本地劳工时，理性的投资者会到海外去获得由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或两者的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投资者，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成本，而其劣势在于劳动力成本。因此，中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出口劳动力和资本相对来说是无利可图的。

（三）美国智库观点总结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主流智库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是复杂的、多元的，从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美国应对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对策。一部分智库报告提出了“影响”策略，其核心思想是让“一带一路”成为双边和多边战略对话中明确的、经常性的话题，以便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实施产生影响。美方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会见同行时，应确保“一带一路”成为优先讨论的话题。美国政府还应考虑与合作伙伴和盟友召集新的“一带一路”专门工作组，以及就二十一世纪互联互通的“道路规则”建立新的多边对话或论坛。少数智库报告提出了“合作”策略，认为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具有积极意义，美国应该以更开阔、更包容的态度去理解中国，并在相关的项目上开展合作、应减少反华言论，同中国在高标准可持续发展项目上进行交流，鼓励中国采用国际标准，使“一带一路”符合真正有利于受援国而不是损害受援国的发展原则。大部分报告更加支持“替代”策略，认为“一带一路”助长了“中国威胁论”，主张制定更高的标准替代“一带一路”项目。在动因认知上，大部分美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不仅出于中国对于经济增长方面的要求，以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更多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学者的政策建议总体而言围绕着营造高标准的投资环境以及加大对外投资等方面。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乔纳森·E·希尔曼(Jonathan E. Hillman)认为美国应在实施“印太”概念和扩大更好的融资替代方案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会应指导政府制定该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标准和原则。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这些标准将涵盖采购、环境和社会保障以及债务可持续性等问题。为建立对这些原则的国际支持，国会应保持美国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中的影响力。

在对外投资方面，大多数美国智库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资金更雄厚的经济发展计划，美国在卫生、教育、民主和人道主义领域有许多有效的援助计划，但是有关建立公平经济增长的计划却越来越少，应当制定更高的标准替代“一带一路”项目，采取措施维护美国在国际秩序上的影响力。更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将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并将它们与美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美国智库认为强有力的资金可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防止政府被中国对外援助的幻想所诱惑。

从当前中美竞争合作的态势来看，美国政府更多的采取了大多数智库报告提出的“替代”策略。拜登称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者”，2021年3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指导方针》；2021年4月发布的《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将中国寻求获得“全球性力量”列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2021年9月，发起美日印澳四国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2022年2月发布新版《印太战略》，2022年5月发布《印太经济框架》；2022年7月通过了《战略竞争法案》，旨在强化美国对中国在全球竞争力的挑战进行全面应对；2022年10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击败中国和限制俄罗斯”。

建议 

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许多智库已经在传统的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流量媒体等功能，成为“认知战”的重要阵地。中国应该甄别并评估来自外部对“一带一路”的建议和批评，重视潜在的“一带一路”污名化问题，推进各国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流互动。同时应当研究、借鉴、回应美国智库的研究成果，对提出的部分合理建议适当关注。例如“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标准及透明度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保障等。

针对于美国国内主要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分化，中国在相关议题上应该对美国各主要智库采取差别化的策略。国内有关智库应当创建渠道，对立场客观、追求共赢的美国智库开展交流合作。一方面，可以通过学术交流拓展国内研究人员视野，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建言献策；另一方面能够增进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了解，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加强我智库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舆论影响力，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对于部分呈现出明显对抗性的、恶意针对的行为，我们也应该组织国内智库积极研究，在公开交流渠道、新闻媒体、学术平台上进行响应，通过披露事实、分析数据、明确态度等方式展现中方态度立场，营造正面舆论氛围，维护中国形象。要借助国内外媒体积极做好宣传工作，积极搭建与当地公众沟通交流的窗口，敢于和善于同所在国媒体、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借助当地媒体、专家、公众宣传企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