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不是美苏关系的现代版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演进令不少中外观察家感到有日益趋向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迹象，以至于中美“新冷战”的说法不胫而走。然而，中美关系并非美苏关系的现代版。厘清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大区别有助于深刻认识与科学研判当前国际格局演化的特征及其趋势，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意义。

美苏冷战的四大特点

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主要特点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与扩张。美苏均有着强烈的“救世主”情怀，认为自己的制度体系是通向美好未来的唯一路径，坚信自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双方对各自制度的自信加强了彼此战胜对方的信心与决心，并为其实行的战略与政策提供了合法性、道义性支持。布热津斯基曾言，这种意识形态竞争颇类似于宗教战争年代的较量。从这个角度来说，美苏冷战的发生具有深刻的文化渊源。

二是权力竞争的激烈性与有限性。美苏实力对比的相近性以及对各自制度的信心使得权力较量异常激烈，但同时考虑到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双方对于竞争的强度与限度又具有高度的默契。为避免战略误判导致矛盾升级至不可控程度，双方建立了“热线”，在军备控制方面进行谈判并取得成果，这也为大国竞争的危机管控提供了经验借鉴。因而，这种实力较量可以被归纳为激烈但有限度的竞争。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美苏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但代理人战争却此起彼伏，反映出美苏博弈的激烈程度，也成为美苏冷战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是美苏竞争的世界影响。美苏竞争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美国政府常将这种竞争视为是两种不同国际秩序前景的竞逐，即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的竞争。苏联同样也将苏美竞争视为蓬勃生机的社会主义对抗、取代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竞争。本质而言，美苏竞争是关于世界秩序主导权的霸权竞争，双方竞争的结果关系到国际体系的根本性质。

四是地缘战略竞夺。美苏地缘竞争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大阵营。双方利用各自的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种工具加强对对方阵营的渗透，同时强化对己方阵营的控制。因而，美苏地缘竞争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即美苏间的阵营对抗以及美苏对各自阵营内国家或地区的管控。就此而言，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仍是典型的传统大国政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其道。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寻求独立自主的道路，但在两强争霸的背景下，其自主性选择的空间受到严重压缩。经济全球化进程缓慢推进，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日益突出的全球化问题无法引起足够的关注，更遑论得到有效应对。

可见，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核心特征是全方位（从问题领域到地理空间）、零和性（美苏均认为体制之争的结果是一方取代另一方）、根本性（关乎国际体系性质）以及竞控性（界定了竞争的边界与限度，即避免直接军事对抗，引发核战争）。

中美关系根本不同于美苏关系

按照以上四个指标，中美关系呈现出另一幅场景。一是意识形态竞争并未成形。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指出，“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他认为从文化、实力的层面来讲，中国均具有美国理想敌人的特征，但中国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扩张性。不过，近来美方的认知有所转变，认为中国试图向外推广其发展模式、治理路径、文明形态的意愿更加强烈。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等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计划，而且也是地缘战略竞争的工具，同时还是发展模式、制度形态拓展的平台。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困境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现实对比之下，这种对于中国拓展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担忧更加强烈。然而，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与外交战略的误读与曲解。美苏的意识形态

扩张性很大程度上与它们的宗教文化密切相关，美国的“上帝选民”情结、苏联的“弥赛亚意识”增强了它们“救世主”角色的自我身份建构。然而，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由内而外，注重提升自我修养，强调“诚意正心”以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并以此为榜样来赢得他者的尊重，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可以说，中国文化真正展现了“榜样的力量”，体现了软实力的核心特点——吸引力。中国文化不偏执于“千篇一律”，而崇尚“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是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内涵则在于通过包括推进生产力发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式来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并通过“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为世界现代化与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外交的目标追求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的“民本”理念、“内圣外王”的思想以及含蓄内敛的特质相符。

二是中美竞争的激烈性与有限性。拜登政府将中国界定为唯一对美国构成全方位挑战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誓言要展开对华激烈竞争，同时又强调为这种竞争构建“护栏”，以管控竞争的强度，划定竞争边界，实现“负责任的竞争”。中国也强调要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校准航向，确保中美两艘巨轮不偏航不失速不相撞，因而也将管控中美分歧作为维护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点。2022年3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视频会晤时强调，中美过去和现在都有分歧，将来还会有分歧。关键是管控好分歧。

需要指出的是，美苏竞争主要体现为争夺影响力范围，但两国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领土争端。中美对竞争的定位并不相同：美国意图通过“竞赢中国”来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而中国则通过发扬斗争精神来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由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中美出现了间接意义上的领土争端，这为双方管控竞争强度与设定竞争边界带来了严峻挑战。

三是中美竞争的世界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日益积极主动的作用，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做出了“大要有大的样子”的表率。然而，美方认为，中国的行为正在改变现有地区与国际秩序。因而，美国政府将中美竞争上升到事关民主自由与威权专制的不同国际秩序前景的较量，秩序之争成为美国定义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2024年3月25日，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专访时便指出，中美竞争“是一种关于谁的理念领导世界的争论”，是一场思想之争、理念之争。他继而表示“中国最终希望超越美国，成为主导全球的国家”，直言美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中国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美国甚至将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看做是建立以中国为主导国际秩序的总设计与总框架。例如，拜登政府2021年发布的涉华军力报告表示，中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旨在“寻求将国际体系转向一个基于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国应如何互动的原则的架构”。

然而，中国则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中国认为，加强全球治理是为了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要，而不是以此来改变国际秩序，重塑国际体系。恰恰相反，中国始终坚持自己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身份。2023年9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明确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而，与美苏均有意将其竞争上升到国际秩序竞争不同，中美竞争因为中方不存在改变国际秩序的意愿而使得美国成为了一个没有对手的“孤独”的“斗士”。

四是地缘战略竞争。美国一直认为，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是其独有的战略竞争优势，也成为维护其全球霸权的重要力量。美国也注意到，尽管中国试图在一些地区拓展影响力，并与某些国家构建更为坚实、牢固的伙伴关系，但这种关系既没有经历过检验也没有那么正式。因而，中国没有形成可与之匹敌的同盟体系。实际上，在中国外交话语中，构建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是其重要目标。与同盟体系的等级制、封闭性与预设“假想敌”的对抗性等特点根本不同，全球伙伴关系具有平等性、开放性、和平性的重要特征。中国之所以将全球伙伴关系作为其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在于中国并没有挑战或谋求霸权的国家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也在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是摒弃零和式冷战思维，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并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并不存在如美苏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所谓的中美地缘战略竞争仅是美国霸权思维的一种主观臆想而已。

警惕美国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动向

尽管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存在显著区别，但也应注意到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有一个共同影响变量——美国对外战略。与冷战时期争夺霸权战略相比，冷战后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是护持霸权。因而，美国将防范任何可能的竞争对手出现作为其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鉴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更加强劲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美国霸权焦虑之态日益严重，对霸权地位的护持更加急切，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尽管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多次表达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的意图，但美国仍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竞争对手，提出“投资、协同、竞争”对华政策三分法。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美国推进在经贸、政治、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全领域对华竞争与施压，加强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的全区域联动，激活美国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乃至司法部门的全政府动员模式，形成了全领域、全区域、全政府的全面对华竞争态势。

为了给对华全面竞争政策正名，美国政府高举国家安全的大旗，大力推进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进程。美国政府遵循“安全优先”理念，将经贸、科技甚至是人文交流等均与国家安全相挂钩，以“经济安全”“供应链安全”“技术安全”之名打压、遏制中国。2023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L. Yellen）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国家安全利益是美国对华经济关系的重点，美国愿意为保护国家安全利益而付出经济代价。因之，美国持续加大对中国在美投融资的审查与限制，大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进程，并积极构建“小院高墙”对华科技竞争体系：一方面通过《芯片和科学法》强化美国科研研发能力以及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一方面从技术（如限制中国企业获取高性能芯片和先进计算机）、人员（限制美国人向涉及中国的特定半导体活动提供支持）、设备（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制造物项与设备）等领域设置安全“护栏”，并利用其霸权力量对荷兰、韩国、日本等施压，试图形成对华出口管制与科技竞争的国际阵线，意欲打造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科技生态体系。鉴于科技创新之于经济发展、军事优势等国家实力的基础性支撑与驱动作用，美国已将高科技领域竞争置于对华竞争的最前沿、最核心地位，并将其作为竞赢中国的关键一招。2020年11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美科技关系专家小组发表了长篇政策报告强调，“科学与技术创新是美国的一个核心力量”。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也指出：“中美竞争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创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更是直言，“美国正在同中国进行非常激烈的全球竞争，技术是两国竞争的关键”。

显然，美国对华“泛安全化”竞争政策对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造成严重困难。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与拜登总统旧金山会晤期间明确表示，“美方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单边制裁方面不断采取针对中国的举措，严重损害中方正当利益。中国的发展是以创新驱动的，打压中国科技就是遏制中国高质量发展，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界定了六项国家核心利益，其中之一就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2015年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将保障人民福祉、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视为国家安全的内涵之一。可见，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从严重性与敏感性的角度上讲，美国在经贸、科技等层面对华遏制打压已经与台湾等问题属于同一性质，均是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的重大挑战，甚至是威胁。2023年7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的评论，敏锐地观察到美国对华科技打压遏制的严重性、敏感性及其蕴藏着的重大风险。

美国对华竞争的“泛安全化”政策也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并可能导致世界陷入到分化割裂，甚至是集团对抗之中，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多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美国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施行各类限制贸易和投资的措施，试图通过“泛安全化”对华政策来打压中国经济发展，其结果必然是造成世界经济发展的失速。中国拥有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2023年11月，全球化智库发布《人才、创新与产业链韧性报告（2023）》显示，在制造业表现、产业总体情况、企业活力表现方面优势明显。在世界主要国家产业链韧性指数方面，中国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11月28日至12月2日，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汇集中外500多家企业机构。与会多国人士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而中国持续为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可替代”。显然，美国推动产供链“去中国化”进程必然会扰乱全球产供链体系的稳定性与畅通性，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2024年1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便警告称，全球经济碎片化可能导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7%，大致相当于法国和德国一年GDP的总和。

另一方面，美国在高科技领域推动对华“脱钩”，并试图构建对华科技封锁的国际联盟。忌惮于美国“长臂管辖”等霸权力量，一些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从而客观上造成了世界分裂之势。2021年2月19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致辞时说：“我们的世界无法承受这样一个未来，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将全球割裂成两个相对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主导货币和贸易与金融规则，自己的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的能力和策略。”2022年11月1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第41届东盟峰会上也表示，中美之间深度的战略不信任有可能螺旋式升级，全球广泛的科技分岔和供应链分裂也完全可能出现面对这一情景。应该说，美国对华“泛安全化”竞争政策是造成这一情景的首要原因。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便指出，美国通过对华出口限制、“长臂管辖”等方式遏阻中国科技发展不仅无法达成所愿，而且反映出美国试图以被外界视为是自私的方式寻求改变国际体系。就此而言，美国才是当前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也是造成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最大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