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扩张视域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霸权护持是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寻求的核心目标，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收益的获得都需要付出成本。美国欲维持全球霸权地位也需要付出代价，最主要的是向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以为其霸权合法性正名。这意味着霸权护持与霸权国实力密切相关。一个综合实力强大的霸权国家不仅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而且还能够威慑潜在的挑战者，从而维持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平衡。与此相对应，一个实力处于下降或衰弱阶段的霸权国家则可能面临潜在竞争者的挑战，也可能会因为无法提供必需且有效的公共产品而面临霸权合法性危机。因而，式微强权的霸权护持战略一直以来便是学术界、战略界关注的热点议题。美国“印太战略”是其应对大国战略竞争挑战，维持在“印太”地区以至于全球主导地位的政策选择，因而具有明显的霸权护持特性。

霸权护持的三种典型方式

为维持霸权地位，霸权国的外交战略选择可能有三种情形：继续扩张以获得更多资源；战略收缩以减少成本；发动预防性战争以消除潜在挑战者。然而，这三种方式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1）继续扩张（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扩张）可能会加重霸权国的负担，从而加速其衰落。保罗·肯尼迪通过对大国兴衰的历史考察得出结论认为：“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把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减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为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指出苏联“承担了过多的全球义务”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毛泽东曾经对于美国遍及世界的海外军事基地提出了有名的“绞索论”，形象地说明了同样的道理。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表示：“凡是它（指美国——作者注）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就将越紧。”显然，那些期望通过不断扩张而寻求霸权力量均衡的做法往往适得其反；（2）战略收缩虽可能减少成本，但也会动摇其信誉基础，并给潜在挑战者提供乘虚而入的机会，最终也无法实现护持霸权的目标。美国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美国是不能从所有主要地区或承诺中撤出的，因而美国重返主要地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这样先退出再介入的成本将会更加高昂。根本而言，战略收缩与霸权护持是一对矛盾体：战略收缩不仅意味着减少对主要战略地区的干预，主动缩减战略利益范围，而且更表明其战略目标的缩窄。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在阅陈毅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驳斥杜勒斯诬蔑中国的谰言》时做出批示：“所有西太平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所以总有一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这种收缩是以放弃对他国的控制与干涉为基础的，是战略目标的根本性调整，可被视为一种“战略收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略收缩意味着美国对其全球霸权地位的退出，就如当年苏联不介入东欧剧变与两德统一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一样。反之则仅可以称之为“战术收缩”，即减少在相对次要地区的介入而集中主要力量应对主要挑战，其目标是重新调配力量以维持全球霸权地位；（3）预防性战争着眼于一劳永逸地消除挑战者的威胁，因而被吉尔平等学者视为是最具吸引力的式微强权的霸权护持战略，“对一个社会的衰落来说，第一个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反应是消除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当衰落的国家还拥有军事优势的时候，它常常依靠发动防御性战争来消灭或削弱新兴的挑战者”。然而，如何确定现状挑战者、如何防止新的潜在挑战者出现并从中渔利则是困难重重。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一种霸权冲动，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因此潜在挑战者可能远远不止一个。从历史上来看，通过预防性战争方式来维持霸权地位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而失败案例或第三方渔利的案例则比比皆是。实际上，美国就是利用这种机会成功“登顶”的国家。在核武器时代，预防性战争可能导致核大国间直接的军事对抗，其灾难性后果甚至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终结。因而，“核战争打不赢也不能打”、核战争“永远不应该发动”已经成为拥有核武器大国的战略共识，“避免核武器国家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是我们（五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者注）的首要责任”。显然，无论从霸权国意愿还是从其灾难性后果来看，预防性战争作为霸权护持手段已经不是优先选项，甚至不再具有可行性。

有限扩张：式微强权的霸权护持之路

美国实力相对衰弱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实力层面，如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方面，而且更主要地表现在对他者的控制力、影响力方面。美国学者沈大伟指出：“几代社会科学家已经确定，权力更加显著的指标是影响力——在塑造事件和其他人行动上的能力。”从纵向实力地位比较的角度看，与冷战结束后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相比，现今美国对国际局势的控制力、美国在国际上的自由行动能力均受到了明显制约。从横向实力地位的比较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还包括政治意识的觉醒）对美国国际行动能力形成了重要制约。布热津斯基指出，21世纪给美国提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挑战，“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都变得在政治上觉醒了……这个世界还经历着全球实力扩散的过程……今天的世界不愿被一个强国支配，即使这个强国像美国那样在军事和经济上极具影响力”。上述可视为是美国实力相对衰弱的客观层面。

美国霸权式微还体现在对实力地位的认知层面，包括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例如，时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2008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无极时代”的概念。他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将呈现出无极状态：一个不是有一两个，甚至是多个国家主导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众多行为体拥有和运用不同权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美国是并将很长时间内继续是最大的单个权力行为体，“但美国力量现实不能掩盖美国世界地位的相对衰落。伴随着这种权力相对衰落的是美国影响力和独立性的绝对下降”。另一位美国学者卡普兰2016年撰文指出：“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最强大的国家，但也变得越来越不再那样具有压倒性。在一个新民主世界中，中央权威的消散、中东北非地区动荡的扩展以及俄罗斯、中国、伊朗地区霸权的崛起，所有这些都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投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多份报告中提出，未来世界将是多极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所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只是所有强国中的“第一名”（first among equals），美国霸权地位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无论好坏，显现中的全球图景正在促使冷战后美国主导的时代走向终结”。俄罗斯学者认为，美国尽管仍然在综合力量上领跑，但其力量的相对衰弱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美国仍会是超级大国。但是，即便是美国，也在迅速丧失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无力左右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总体发展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吉尔平认为，国家间实力增长的不均衡性，使得国际体系平衡的现状易被打破。可见，实力相对衰弱的霸权国更易受到竞争者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正处于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拜登政府提出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并明确了对美国构成全方位挑战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些事实均能反映出美国是一个处于实力式微阶段的霸权国家。

对于实力处于相对衰落的美国而言，有限扩张战略是其维护霸权地位的理性选择。有限扩张战略也可称之为重点扩张战略，即将战略重点与能力资源转移到对其霸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地区。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权力转向战略，意味着霸权国需要在某些地区减少其战略存在。应该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国际战略的地区化，也不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视阈的压缩，而是美国在战略目标、资源能力以及主要挑战的冷静评估之下而采取的战略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说，有限扩张战略具有显著的战略扩张与战术收缩相结合的特点：从战术收缩上来看，美国调整了不必要（不符合美国大战略）或不值得（成本收益不相称）的国际干预或从次要地区“有限退出”；同时，美国加大了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或领域的资源投入，其目的在于保证美国的战略进取态势、战略主导地位以及战略竞争优势。

从地缘战略理论的视角来看，地缘政治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地理层面的静态研究，还要从实力地位层面展开动态研究，因而根据实力地位、地理重要性以及战略目标对国家安全战略做出调整是题中应有之义。美国地缘政治学者斯皮克曼就指出：“特定的‘地缘政治’区域并不是由一个固定和永久的地形所定义的区域，而是一方面由地形，另一方面也由动态变化的实力中心所决定的一片区域。这意味着实力之争本身就会将某些地区置于显著的位置，而使其他国家陷入暂时被遗忘的境地，并且导致所考虑范围内的特定区域扩张或收缩。换句话说，任何地缘政治分析的主要特点，也即其区别于纯粹地理分析的主要特点，就是它所研究和处理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情形。”从历史上看，冷战时期尼克松政府选择在亚洲部分地区收缩力量，甚至在结束越南战争阶段上演了美军仓皇撤退的“西贡时刻”，这曾一度被视为美国霸权终结的标志。然而，尼克松政府的收缩政策是策略性的（这种收缩对美国而言是一次挫折，但也是必要的调整），“体面”地结束越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美国从全球层面扭转对苏联战略竞争的被动态势打下了基础。同时，尼克松政府保留了在亚洲主要地区的军事存在，继续遵守对日本、韩国等盟友的安全承诺，以维持美国的战略信誉。正如尼克松本人所言：“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防务要依靠我们，如果我们不守信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不配做朋友，全世界的人民就不能把我们当作可靠的盟友。”因而，尼克松政府通过在亚洲地区实施精细化的战术收缩减少了成本负担，有助于集中主要力量应对苏联在欧洲等地区的挑战，增强了对苏外交的主动性，这也成为美国实行有限扩张战略的经典案例。

兼顾安全与发展：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践逻辑

有限扩张战略实施的前提是确定对霸权国维持霸权地位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地区。这个地区的确定主要受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规制，但两者遵循的逻辑有所不同：在地缘政治上主要遵从安全逻辑，而在地缘经济上则主要遵从发展逻辑。

首先，从地缘政治上看，美国需应对传统大国所带来的战略挑战。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也是对霸权国优势地位构成最有力挑战的行为体。以中、印等为代表的“印太”地区大国的崛起对美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取决于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程度，该地区仍将是美国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美国看来，从美国西海岸延伸到印度西海岸的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十分复杂：人口众多、文化多元、军备力量强大。2019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指出，“印太”地区“囊括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和最大的穆斯林教徒聚集地，其人口占地球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世界上最大的10支常备军中，有7支驻扎在印太地区；该地区有6个拥核国家”。

在诸多地缘政治挑战中，来自于中国崛起的挑战是最主要的，此外还包括俄罗斯、朝鲜等传统安全挑战以及诸如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毒品交易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有将美国赶出这一区域的意志与能力。2019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强调：“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崛起是21世纪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随着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和军事优势，它在短期内寻求印太地区的霸权，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拜登政府同样认为来自于中国的挑战是美国日益关注“印太”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称中国为对美国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提出挑战的“最严峻竞争者”（the most serious competitor）。此后，他也曾多次使用“极限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长期竞争”（long-term continuum competition）等词语阐述中美关系。3月，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中国定位为“有潜力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能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重大挑战的唯一国家”。2022年2月，拜登政府在其“印太战略报告”中表示，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挑战”，诬称“中国正在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结合起来，以寻求在印太地区的势力范围，并寻求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胁迫和挑衅遍及全球，但在印太地区最为尖锐”。拜登政府甚至认为，未来十年将是中美对于“印太”地区乃至于世界秩序与规则由谁来塑造与制定的关键时期，“我们在未来10年的共同努力将决定中国能否成功地改变使印太地区和世界受益的规则和规范”。10月，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将中国界定为对美国构成最严重（consequential）地缘政治挑战的国家，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鉴于中国影响力已经不仅集中于亚太地区，而且还扩展到印度洋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中国的利益与实力从海陆两个方向向外延伸、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不足以全面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也不足以调动印度的积极性。“印太战略”则从地理上涵盖了印度，充分体现了印度的战略重要性，也满足了印度谋求“做一个有声有色大国”的目标，有助于激发印度的积极性以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从这个层面来说，“印太战略”是美国以应对中国挑战为核心的地区战略。

其次，从地缘经济上看，“印太”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发展潜力是美国保持全球主导地位至为关键的经济基础。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指出，“印太”地区人口众多，贸易发达，经济活力与潜力巨大，“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大港口中有9个位于该地区，全球60％的海上贸易要通过印太地区，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运从中国南海通过”，“印太地区贡献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三分之二，占全球GDP的60%。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即美国、中国和日本，以及世界上GDP增速最快的六个经济体，即印度、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泊尔和菲律宾，也位于该地区之内”。美国与该地区的经贸联系紧密，这对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与促进就业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目前美国约四分之一的出口输往印太地区，……美国与该地区的年度双边贸易额为2.3万亿美元，直接投资为1.3万亿美元，超过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总和”。显见，“印太”地区的发展、稳定与繁荣关系到特朗普政府“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拜登政府同样认识到该地区对于实现其“中产阶级外交”的战略价值。2022年2月，拜登政府在其“印太战略报告”中也用一系列数据说明了“印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与潜力。该报告指出，“印太”地区包含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近三分之二的经济活动。2020年，美国与“印太”地区的双向贸易总额为1.75万亿美元，为“印太”地区提供超过500多万个就业机会。该报告预估，“在未来十年里，印太地区将有 15 亿人加入全球中产行列”。因此，“随着印太地区推动可贡献多达三分之二的全球经济增量，它的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大，对美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增长”。
可见，无论是地缘政治因素还是地缘经济因素，“印太”地区对于美国都具有日益显著的重要意义，“印太地区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大部分增长，并将成为 21 世纪地缘政治的中心”。因此，美国只有确保在“印太”地区的主导性优势才能更好地维护与促进其全球利益。2022年2月，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报告”便强调：“在快速变化的全球战略格局中，美国充分认识到：美国只有将自身牢牢锚定在印太地区，并与区域内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加强域内合作，才能更好促进美国利益。”

结语

维护霸权地位是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主题。然而，当前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既大不同于冷战结束时情形，也迥异于本世纪初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2023年撰文指出：“后冷战时代现在确定无疑是结束了。战略竞争激化，触及到国际政治的几乎所有领域……老的判断与结构必须调整以适应美国从现在到2050年的挑战。”他进一步表示，美国进入到全球角色的第三阶段，即在大国相互依赖时代调整政策适应新时期的竞争。这意味着美国所拥有的原先不受挑战的霸权力量与权威正在消散，因而当前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显然不同于冷战结束初期“独孤求败”式的单极霸权战略，也不同于本世纪初时期的那种“傲视群雄”的全球扩张战略，而必须是在确定主要竞争对手、重要战略地区基础上的有限扩张战略。

然而，即便是有限扩张战略，美国“印太战略”仍不能阻止其相对衰落的历史进程，“同以往大国的兴衰史十分相像，美国也正面临着‘帝国战线过长’的危险”。更糟糕的是，美国“印太战略”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试图通过此战略“竞赢中国”以护持其霸权，这显然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目标，突出反映了美国无法适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格局。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认为：“他们（指美国——作者注）更喜欢身为不可或缺的力量所带来的无限风光和优势角色，他们一直不愿放弃无从挑战的首要地位”，因而“对多极世界太过担心”以至于抗拒其到来，这也导致美国陷入到处寻找对手甚至刻意制造对手的窠臼之中。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曾指出：“对美国实际利益的唯一严重威胁，反倒可能来自不能明智地适应新的世界秩序”。诚如斯言！